孙泽娟

区域系统调查又称全覆盖式调查，最早在西方考古学界兴起，传入中国后又称拉网式调查，是一种为了系统获取某个地区古代聚落形态演变信息而进行的全覆盖式考古调查。

国内区域系统调查的兴起与社会考古、聚落考古、文明和国家起源、社会复杂化等研究息息相关。当文化序列和发展谱系基本建立起来之后，考古学的研究重心转向以人、社会、环境、資源及其相互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考古领域。社会考古研究的基本方法是聚落考古或聚落形态研究，要研究聚落的空间分布及相互关系、聚落形态的历时演变单靠传统的田野考古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其要求，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势在必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把“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作为重点课题，并认为聚落形态研究是开展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过程研究的关键环节之一。刘莉、陈星灿等用区域系统调查的方法，获得伊洛河地区聚落形态的信息，进而研究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

关于区域系统调查的定位问题，像聚落考古一样，不是理论，不是技术，而是一种方法，一种手段，它是我们获得聚落形态信息的手段，聚落考古则是社会考古研究的方法。

加里·费曼（Gary M. Feinman）教授是美国著名考古学家， 现任芝加哥费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美国西北大学兼职教授、伊利诺伊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山东大学立青讲座教授。他和夫人在墨西哥奥哈卡河谷从事田野工作长达30余年，对区域聚落形态研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自1995年起，加里·费曼教授及夫人琳达·尼古拉斯与山东大学开展合作，在鲁东南沿海地区进行区域系统考古调查，组成了著名的中美日照地区联合考古队，有关这一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研究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2012年出版的《鲁东南沿海地区系统考古调查报告》获第七届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幸运的是在2016年11月我也加入了这支考古队，参加了胶州地区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调查时我们6个人平行站成一排，之间保持30—50米的距离，对拟调查的区域实行无遗漏的徒步调查，为了准确判定遗址的年代及期别，要尽可能多的采集地表遗物，并将在遗址的不同位置采集的遗物单独编号存放，在图纸上加以标记。

秋收之后野外植物不是很茂密，便于观察地表，但11月已是比较寒冷的季节了，费曼夫妇这个年纪依然走在考古工作第一线，他们会对这一天的工作提前进行周密计划，并严格执行，不管刮风下雨，尽量完成规定好的任务，跑完要调查的区域。虽说是全覆盖式调查，但也分主次，有的区域需要重点认真调查，有的区域则不用太仔细。与费曼教授同行让我们学习到很多有关调查的专业知识，如通过陶质陶色判断遗物的年代和期别；如聚落选址，河流拐角的地方比较容易发现古代遗址，古代的聚落为了取水方便多分布在靠近河流的地方，那就是我们需要重点调查的区域。

菜地、村庄周围比较容易发现陶片等遗物，地表之下的土壤受到人类烦扰更多。高出来的台地可能是汉代的遗迹，看到平地中突起的高地需要特别注意，那可能是座汉墓，汉代的墓葬比较流行封土，陕西的帝王陵多有高大的封土，封土的大小反映墓主人身份的高低或财富的多少。有一次琳达夫人给我指了指前边的土墩说去那里仔细看看，我半信半疑地走过去查看，果然收获颇丰。接触中费曼教授和琳达夫人非常和蔼可亲，会耐心地回答我们的问题，还会认真给我们讲解某个单词的组成和意思，使我们受益匪浅。

区域系统考古调查通常是5—7人为一组，队员之间有30—50米左右的间隔，调查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记录的准确性，并会影响到综合分析和研究的结果，因此调查人员的组成要选择对陶片有较高辨识能力的专业人员，或队内有1—2名具有这种能力的专家。鲁东南地区的区域系统调查每年都会有很多学生参加，但是学生们对于陶片的断代水平都是有限的，最初调查时，我总是很谨慎很仔细地寻找相关陶片，生怕错过什么，可是视力所及的范围也不会太远，导致走的速度比队员要慢一些。费曼教授和琳达夫人指出我们调查的任务比较繁重，所以尽量加快行进步伐，调查的几个队员对于各自的区域是一个剖面式的观察，假如发现遗址，队员们会普遍发现陶片，不需要过于担心。

根据陶片的分布还可以断定遗址面积。确认古遗址的真实存在和实际范围是目前争议较大的问题，这些数据直接影响到对古代聚落规模、等级和人口数量的判断，西方以陶片散布的面积作为古代聚落范围的方法不适合中国，在中国陶片的散布会受到田间施肥、平整土地等的影响，人们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了几千年，要想陶片固定不移动是不太现实的。例如二里头遗址调查发现的地表陶片等遗物的散布面积达到540万平方米，而钻探证实有文化堆积的面积只有300余万平方米。可见只有调查、钻探、发掘相结合才会得到关于遗址面积的比较确切的信息。费曼教授在以前的工作中也是经常受到质疑，但是他给我们强调区域系统考古调查的主要目标不是找到散落到地面上的每块陶片，也不奢望它给我们提供所调查区域每个遗址精确的规模、面积及人口数量的信息，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了解一个区域内遗址的规模及分布范围随时空变化而演变的一般格局，也就是聚落形态在时空上的一般变化模式，我们所估计的面积允许在小范围内有或大或小的误差，对这个数字不能太苛刻。在我们调查的区域内假如存在误差的话，那么这个误差应该是普遍的，这样最终对于聚落相对大小、时空演变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区域系统调查获得的信息是一般的格局和模式，而只有经过考古发掘我们才会获得遗址精确的规模、面积和人口数量的信息。

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现代人的各种活动对古代遗址的破坏程度越来越大，有些汉墓汉砖就是村民用挖掘机翻土、平整土地时暴露出来的。随着生产建设的发展，这种破坏会越来越厉害，考古工作者只能尽力来保护这些文化遗产。费曼教授特别强调聚落考古的重要性，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每年都有许多遗址面临破坏，遗址一旦被破坏，我们就没有办法记录并了解那个地方的古代原貌，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加快，在古代遗址被完全破坏消失之前把它们记录下来是非常有必要的。费曼教授呼吁我们去不同的地区开展区域系统调查，我们调查的地区越多，我们知道的也就越多。

（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