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融合发展是我们党领导和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基本经验，也是我党建军治军的基本经验。国防工业是军民融合发展的重点领域，是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党领导的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可追溯到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人民兵工。系统梳理和认真总结人民兵工军民融合的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对于我国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推进国防工业军民深度融合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人民兵工军民融合发展伴随着我们党走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全过程，經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不同阶段。人民兵工军民融合发展启示我们：推动国防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必须把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政治保障；必须把保障军队需求和服务备战打仗作为根本职责；必须把不断巩固和加强军政军民团结作为力量源泉；必须把促进经济发展和保障改善民生作为必要任务。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斗争是我党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为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为了保障革命战争对军火补给之急需，我们党对人民兵工的发展采取了兵民一致、军民结合的军民融合发展策略，充分发挥人民战争优势，依靠军队和动员人民群众建设和发展人民兵工。由于当时根据地和解放区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只有部分简陋农具等修理和制造厂，技术、设备、原材料和熟练工人等严重缺乏，因而凡能用于兵工生产的，几乎都被用于兵工生产。为了更好地推动人民兵工发展，我们党还将人民兵工置于党的军民一致军事领导机构和人民军队直接领导，全力保障部队作战需求。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相一致，人民兵工的军民融合发展相应走过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人民兵工军民融合发展

红军初创时期是人民军工的萌芽时期。红军创建之初，工农武装所需枪支弹药基本上取自于敌，只有少数规模较小的修械处。比如，井冈山根据地的莲花修械所、红四军军械处，以及赣东北根据地的江冲源兵工厂、湘鄂西根据地的洪湖兵工厂、鄂豫皖苏区的鄂豫皖军事委员会的兵工厂、闽北根据地是闽北兵工厂等等。随着国民党军阀对红军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的展开，根据地的反“围剿”武装斗争对枪支弹药的需求剧增。为取得反“围剿”斗争胜利，要求红军在继续缴获敌人枪支弹药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兵工厂建设和扩大兵工生产，自力更生地解决枪支弹药的补给问题。为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决定和指示合并红军各地主要修械组织，建立中央红军兵工厂。1931年10月，粉碎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反“围剿”后，中国工农红军就在江西省兴国县兴连乡官田村创办了兵工总厂（即官田兵工厂），当时兵工厂对内称“中央军委兵工厂”，对外称“中央红军兵工厂”。

官田兵工厂先后合并了之前的白石修械厂、于都的江西省修械处、三军团的修械处、东固的养金山修械处、赣县的龙头修械处以及其它地方修械组织，成为我党独立创办的第一家综合性兵工厂，也是人民军队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兵工厂。官田兵工厂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直属兵工厂，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后方办事处具体领导。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面临新一轮更为严峻的反“围剿”斗争形势。为了保存实力，中央决定将中央红军兵工厂的弹药科和枪炮科迁往于都银坑和兴国寨上，组建了银坑弹药厂、寨上军械厂等兵工厂。1933年10月，为了集中力量粉碎国民党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中革军委相继把各地的兵工厂迁往瑞金的江面，组成一个规模更大的中央红军兵工厂，直接受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1934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革军委将中央苏区兵工厂工人和干部编成一个工人师，随中央红军突围进行战略转移。

随着官田兵工厂的建立，鄂豫皖、川陕、湖鄂西、东江、左右江、陕甘等根据地为了保障武装斗争的军火补给，也都相继创办了一系列兵工厂。比如，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创办了通江兵工厂，陕甘根据地红二十六军创办了薛家寨兵工厂、南梁兵工厂、杨砭兵工厂（又称瓦窑堡工厂）及贺家湾兵工厂等。红军各根据地的兵工建设，从群众自发组织的极为简陋兵器生产点及修械所起步，到红军长征之前，发展到约有80个兵工厂（所），兵工人员累计达到1万多人。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经过长征抵达陕北后，为尽快恢复和发展人民兵工生产，以解决枪支弹药的极端缺乏问题，随即着手建立和完善人民兵工领导机构。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设立军委后方办事处，周恩来副主席兼任主任，设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供给部，叶季壮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又决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供给部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合并，成立中央军委总供给部，下设军事工业局，统管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工业。同时，合并杨砭兵工厂与贺家湾兵工厂，加上长征过来的兵工人员，在安定县十里铺重建中央红军兵工厂（即中央军委总供给部兵工厂）。1936年后，该兵工厂先后迁至延川县赵家河、永坪县石油沟、吴旗县吴起镇、延长县西门外、延安柳树店，后来发展为陕甘宁边区机器厂。

红军时期人民兵工建设具有鲜明军民融合发展特色。人民兵工起步于群众自发组织的极为简陋的兵器生产点及修械所，后经过军民共同努力发展为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化兵工厂。兵工生产所需设备和原材料等物资也主要靠广泛发动群众筹集等方式解决。当时根据地兵工生产所需原材料等物资极为紧缺，根据地的外围遭受着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包围，所需物资很难大量运进根据地。为了解决兵工生产所需要大量设备、原材料等物资，红军就组织群众回收战场上打过的弹壳等原材料，到敌占区采购白药（洋硝）、棉花、硝酸、铜皮等原材料，发动群众从民间收集破铜烂铁等材料，积极挖掘和使用民间土法配制原材料等。根据中央苏区报纸《红色中华》公布的材料，从1934年6月1日到8月31日，中央苏区共收集锡49504斤、铜82854斤、铁159546斤、白硝15386斤、洋油桶2699只、子弹140918发、子弹壳13204斤。该报还专门对成绩突出的瑞金、兴国、博生、胜利、洛口等县进行了表扬。

另外，为了解决兵工厂的熟练劳动力，红军不仅从军队选调技术人员，而且从当地招收处于分散状态的能工巧匠，所需厂房和宿舍也主要利用当地现有民房。比如，创办官田兵工厂之时，当地就有7个祠堂和官田村70余栋民房基本上被用作兵工厂厂房和职工宿舍。由于根据地军民的共同努力，红军兵工厂不仅修复和装配了大量的机枪、步枪、迫击炮、山炮等，还制造了大批的来夏枪、襒把子手枪、子弹、地雷、手雷等，为保证红军作战对军火所需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抗日战争时期的人民兵工军民融合发展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制造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经中共多方争取，最终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8月22日，陕北红军主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0月，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成了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抗战期间，由于国民政府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火补给常被扣发甚至断绝供应，加上战斗频繁和部队扩大，武器弹药放任美国军火补给越来越困难。为了保障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对武器和弹药需求，迫切需要自力更生发展兵器工业，通过自制武器弹药更好地武装抗日军民。

1937年10月，毛泽东等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强调“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增加步枪一万枝（支）”，“主要方法自己造枪”，“请你们立即开始用一切方法在山西弄到一部造枪机器及若干造枪工人，准备在延长设立兵工厂造枪，即造土枪亦好”。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再次强调，“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问题”“每个游击队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达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把“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攻实力”作为“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之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为了保障我军抗日斗争武器弹药补给需要，各抗日根据地因地制宜，积极筹办兵工厂，八路军和新四军及敌后人民武装，也相继建立和完善了兵民结合领导管理机构和兵工生产机构，形成了比较正规、相互配套的兵工生产体系。

1938年3月，为加强对兵工生产的统一规划和领导，中央军委成立了军事工业局，下设总务科和材料科，总参谋长滕代远兼局长（后由叶季壮、李强接任），直接领导陕甘宁边区的兵工生产。军工局在原陕甘宁边区中央红军兵工厂基础上先后组建了机械厂（一厂）、枪厂（二厂）和火药厂（三厂），并将边区农具厂扩建为手榴弹厂。9月，以八路军总部第四科（军工科）为基础，成立了总部修械所，设钳工部、机工部、木工部等加工部门以及工务、材料等管理部门。1939年3月，八路军总部后勤部成立第六科（军工科），统一领导总部军工生产。5月，以第六科为基础组建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刘鹏（后刘鼎）任部长，孙开楚任政委兼政治处主任，下设政治处、总务处、工程处，后增设器材处和采购处。7月，遵照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参谋长左权的指示，军工部决定将韩庄修械所搬至黄崖洞组建大型兵工厂，命名为“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一所”，代号“八路军总部流动团”，即黄崖洞兵工厂（又称水窑兵工厂），设工务科、器材可、总务科三个职能部门和车工部、钳工部、钳工二部、锻造部四个工作部。1942年，鉴于日军精锐部队对太行山抗日根据的疯狂和残酷“扫荡”，八路军总部决定将黄崖洞兵工厂化大为小，在清漳河两岸分散设厂，建立新的兵工生产基地。1940年底，军工部两外还通过收编和整顿各修械所先后兴办了4个步枪修造所，1个复装枪弹厂，1个炸弹厂，1个试验所。

与此同时，我国领导的其它抗日根据地也十分重视人民兵工的建设。1939年4月，晋察冀军区成立工业部，刘再生任部长，杨成任政委，下设工务科、材料科、供给科和管理科。工业部把军区供给部和各军分区修械所整编为6个制造所，1-4所从事造枪修械，5、6所从事手榴弹和迫击炮弹生产。1940年1月，将所改为连队建制。晋绥、晋冀鲁豫、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和游击支队也相继建立了兵工领导机构，办起一批修械所和兵工厂。其中，晋绥根据地在陕西省葭县（今佳县）悖牛沟建立了生产步枪、掷弹筒和子弹的修械厂。这一时期，山东根据地兵工生产得到进一步扩大，建立了圈杨家兵工厂、织女洞兵工厂、鲁中兵工总厂等，并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到1944年，为适应战略反攻形势和迎接新的作战任务，对八路军和各兵器工业进行了重大调整，普遍实行专业化生产，兵工建设得到了新的发展。9月，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将分散的兵工厂调整为5个较大的兵工厂，并组建了82毫米迫击炮弹厂、无烟药厂和枪弹厂。10月，晋绥军区成立了工业部，辖有2个兵工厂。冀鲁豫和冀南两军区兵工部门进行合并，成立了新的冀鲁豫军区兵工部，辖15个工厂。同年，晋察冀军区成立了直属、冀晋、冀察、冀中、冀热辽5个兵工管理处，按地区配套生产弹药。

相对八路军而言，新四军兵工生产发展较为曲折。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由于新四军主要领导人强调“江南特殊论”，使中央关于自力更生发展军工指示未能得到落实。1939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了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重要指示。为满足扩编和应对日益严峻的武器弹药供给需要，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后改编为豫鄂挺进纵队）、第6支队、第5支队、江南抗日义勇军、3师7旅（原八路军第5纵队第1支队）等各部开始相继建立兵工生产机构。1941年1月发生震惊中外皖南事变后，为反击国民党政府撤销新四军番号的反动通令，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为统一规划和组织较大规模的军工生产，1941年1月成立了新四军军工部，韩振纪任部长，吴师孟、孙象涵任副部长，下设工务科、材料科、总务科、人事科和机关党总支。军工部成立不久，新四军军工部及各部修械所不断遭到日本破坏，军工部不断搬迁，兵工厂经常转移，工厂损失巨大，难以正常生產。8月5日，鉴于严峻斗争形势决定撤销新四军军工部，所属设备、人员就近分配到1师、2师和3师。随后1、2、3师相继成立军工部，其他各部也相继建立兵工生产机构，组织兵工生产。1942年开始，为落实中共中央“精兵简政”指示，对新四军各部的兵工机构进行精简整编，但保留了军工生产的干部、技术骨干和熟练工人。1944年，为了适应和配合战略反攻，新四军各部对军工机构进行了调整，相继恢复和组建军工部，统一组织和发动军民扩大军工生产。

抗战期间，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处于封闭落后的农村山区，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加上日、伪、顽的“扫荡”破坏和严密封锁，八路军和新四军兵工生产困难重重。为了在极端困难环境下发展人民兵工，我们党强调要始终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坚持军民兼顾。依据毛泽东关于“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科学论断，八路军和新四军兵工建设和发展得到了当地群众有力支持。没有厂房和宿舍，当地百姓就腾出自己的房子供兵工厂使用；没有原材料，群众就踊跃捐献铜元、香炉、烛台、墨盒等铜锡器皿，积极帮助兵工厂熬硝、献铜，生产硫磺、土硝、木炭等，当地民兵还积极组织拆运敌伪道轨用作钢铁材料；兵工厂运输困难，当地群众就用肩挑用驴驮，将原材料源源不断地运到兵工厂，把生产的武器弹药运往前线；当时组建的修械所中多是农村的能工巧匠和铁路、工矿工人；兵工厂劳力不足，驻地群众就主动到兵工厂摇大轮，甩大锤，不讲条件，不计报酬；兵工生产任务繁重时，地方政府和自卫队就帮助招募技术工人，自办修械所和炸弹厂，组织民众在兵工技术人员指导下生产地雷等军火；敌情严重的地区，民兵替兵工厂站岗放哨，及时通报，帮助转移。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发展军队的生产》的讲话中强调，要“厉行‘军民兼顾原则，军队、党部、政府的经济活动应与人民的经济活动取得协调，一切损害人民利益引起人民不满的事均不许作。”人民兵工充分利用和发挥自身技术等优势，积极支持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兵工技术人员利用已有技术生产民品，尤其是根据地紧缺的日用品，积极为根据地生产建设服务。同时，兵工厂还尽量利用自身生产条件为根据地群众生产和提供生活资料，满足和保障根据地军民基本生活所需。兵工厂还积极主动地为边区民用工厂生产和提供必要的设备、原材料等生产资料。如∶陕甘宁边区军工一厂就为边区的石油厂、肥皂厂、火柴厂、文具厂、印刷厂、制药厂以及中央医院都研制过设备器材。

三、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兵工军民融合发展

1946年7月，国民党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大举进犯，全面发动内战。解放区军民奋起抵抗，揭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由抗战时期的分散游击状态转入国内正规战争，作战方式不断正规化，即由打中小规模运动战转变为打较大规模运动战，推动了我军正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为防事态突变和战争规模的扩大，各解放区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高度重视人民兵工建设和发展，在东北、华北等地相继组建了一批新的兵工生产基地，以更好满足我军对武器弹药剧增的要求。这一时期，人民兵工主要任务是集中地方和民用资料为兵工生产服务，全力提高我军大规模作战的需要，同时兼顾民用生产；发展的方针是对军民工业进行统一计划、统一领导。因而人民兵工发展的军民融合特色更加鲜明。

1945年9月，根据党中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方针，决定背靠苏联、蒙古、朝鲜，依靠东北发达工业与丰富物产，广泛发动群众建设东北军工基地，将其作为全国解放战争的总后方。10月14日，东北军区在沈阳成立了军事工业部。11月底，军事工业部随东北局撤离沈阳，到远离交通干线的东满、西满、北满地区建立根据地，开辟新的解放区，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建设自己的军火工厂，制造武器、弹药支援前线。11月4日，成立了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并建立总司令部军事工业部，作为东满新解放区唯一主管工、矿企业的工业部，负责接收敌伪煤矿、铁矿、铁路、发电、邮电、通讯等企事业全部资产，并接收了通化地区敌伪“东边道开发株式会社”的工厂、矿山、林业、电业资产。1946年1月，将接收的敌伪工厂就地改为兵工厂，设立了机械加工总厂和火工装配分厂，制造迫击炮弹和手榴弹。7月，将二道江兵工厂全部迁到集安，改称集安兵工厂，设立了机械总厂和手榴弹分厂两个厂。1947年，东北人民自治军急需武器、弹药。为满足军队大规模作战对武器和弹药的需要，东北军区军事工业部在哈尔滨市等地组织发动地方民用工业从事军火生产、支援解放战争。遵照东北局指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军工部决定在哈尔滨设立军工办事处，任命崔振东为主任、张安国为政治处主任。随后，办事处更名为“总部军工部驻哈尔滨办事处”，下设总务处和材料处，其主要任务是在哈尔滨筹集物资、设备器材，招聘工人，向后方军工生产基地输送。不久，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军事工业部更名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军事工业部，韩振纪任部长，并继续在沈阳、辽阳一带接收敌伪军事工厂，组织抢运机器设备和军用物资向后方转移。

1947年9月，东北局根据中央指示召开军工会议，强调兵工要统一组织、分工生产和增加产量，积极担负支援关内解放战争弹药供应重任。会议决定将原属野战军各师、各纵队的修械厂（所）交由军事工业部门接收。1947年12月至1948年1月，中共中央在华北召开军工会议，会议不仅要求扩大军工生产，为大决战作充分准备，而且要体现军民兼顾原则。朱德在讲话中指出：“以兵工为中心组织旁的工业，别的工业要同时帮助兵工，组织轻工业，帮助发展重工业”“这是国家大事”；军工不仅要关注战时，也要关注和平时期民用生产，“熬硝开硝厂，要长远计划，战时用硝，到和平时期要能改成旁的用”。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工委关于兵工建设的总方针》强调，要“扩大兵工生产，组织民用工业，补助国民经济”，“尽力争取军民工业的统一计划、统一领导”。华北军工会议后，朱德致信华东局，强调“兵工生产要走上轨道”，“将轻重工业统一起来，有计划的在财经办事处下设工业局，统一兵工及公营的一切轻重工业，这对于兵工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并将一切有助于兵工的工厂、化学厂、肥皂厂等等抓好，以便取得副品来作兵工原料，并将一切锅炉、发电机、铜铁、木料、运输力均能统一供给使用，并能合理的管理一切机器”。

1948年9月，辽沈战役序幕前夕，东北军区军事工业部召开会议，就军工生产保障大决战需要做出部署。11月沈阳解放，东北军事工业部便由哈尔滨迁至沈阳，从珲春、兴山、齐齐哈尔、牡丹江、鸡西、哈尔滨等军工基地抽調大批干部到沈阳、辽阳等地接管国民党遗留兵工厂，并先后接管了国民党沈阳兵工厂、国民党九十兵工厂（炮弹厂）、沈阳第三厂（枪弹厂）、辽阳炸药厂、抚顺火工品厂等军工企业。接收国民党遗留兵工厂后，通过整顿、改造后短期内就恢复了生产。同时，为了保存军工实力和为建设大厂做准备，计划把分散在东北各地十几个军工厂全部搬迁到哈尔滨南郊组建两个大厂。随着东北全境解放，人民兵工的使命和任务发生了新的变化，因而迫切需要对兵工厂不断进行调整和重新组合。

1948年12月，中共中央在华北召开军工、军械、后勤会议，制定兵工建设方针，部署兵工生产任务，强调兵工生产不仅要进一步为大决战作好物质准备，而且要为满足经济发展和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准备。朱德在会上指出：“我们中国的生产已有一定的发展，须要统一计划、调度，统一领导。东北的铁比小米还便宜，但与华北换就一吨棉花换一吨铁，统一是不是还等到政府成立后再搞？”他在全军后勤会议上将“集中统一问题”单列为讲话最后部分加以特别强调，指出：“全国财政经济，人力、物力都要统一集中，这样生产才能有出路，要统一集中才能建设新的国家。如果各自为政，各人做各人的计划，各人做各人的事情，那就不行，那就会有很大损失。”“一切与军工生产有关的部门要努力帮助。军工部门要动员起来完成这一光荣任务，注意发挥新接收工厂的潜力，更要注意使新收复城市的机械工业与农村配合起来，转到和平工业要由现在开始，与合作社民间工业配合发展起来。”“要计划生产。不仅要组织军工生产、军需生产，而且还要组织农业生产，组织各种工业生产，这种生产是替国家生产，是社会主义的。”需要指出的是，盡管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发展兵工的重点放在东北，但并没有放弃其它解放区兵工的发展，特别是兵工的军民融合发展。1945年9月，随着抗战的胜利，我党就把长江以南的兵工厂以及新四军其它兵工厂集中起来，在苏北成立华中军区军工部，要求按照军民兼顾原则组织兵工生产，从主要为战争服务转向着重为根据地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需要服务。

各地兵工部门在“一切为了前线”“后方多流汗，前方少流血”战斗口号下，开展了多种形式生产竞赛，军工产品的品种、数量、质量都有提高。解放战争中，人民兵工共生产各种枪弹6640万发，炮弹1260万发，手榴弹2330万枚，无烟药135万斤，炸药805万斤，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1949年，大规模战争即将结束，各地兵工部门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对兵工企业进行了全面调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各解放区的160个企业调整为33个，职工由10万人压缩到6.7万人，并从山区和边远地区陆续向城市转移，与接管的国民党政府兵工厂重新组合，组建现代兵器工业。解放战争时期，不仅解放区人民兵工建设发展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而且人民兵工一定程度上也支持了解放区的经济发展。比如，当时的东北兵工厂，除了部分没收敌伪兵工厂外，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收集民间机器设备新建的，军工生产的原材料也几乎来自民间。在先期的搬迁建设中，进入东北的人民兵工就积极动员当地群众搜集机器、器材和原材料。东北全境解放后，东北人民兵工接管了国民党政府的大批兵工厂，东北人民兵工进一步发展壮大，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待大规模战争基本结束，就积极开展“减产转业”工作，迎接全国解放后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活动。

综上所述，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贯彻“兵民一致、军民结合”的军民融合式兵工建设发展方针，充分调动了各根据地和解放区军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各兵工厂生产热情高涨，兵工产品的品种、数量、质量等不断提高，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战时兵工生产和弹药需要，为夺取战争直至全国解放战争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防工业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壮丽一章，奠定了新中国国防工业发展和经济建设重要基础，给我们今天加快推动国防工业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总的来讲，就是必须把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政治保障；必须把保障军队需求和服务备战打仗作为根本职责；必须把不断巩固和加强军政军民团结作为力量源泉；必须把促进经济发展和保障改善民生作为必要任务。

（作者简介：杜人淮，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军民融合理论研究资深专家。）

注：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防工业发展的军民融合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2BJY077）、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关于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重要论述研究”（项目编号：17WTA01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