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清 邵艳红

[摘要]论文应用熵权法和AR（1）模型分析了我国1991-2015年的综合档案事业发展水平及其演化趋势。结果发现：档案资源建设水平、档案开放利用水平和组织建设水平发展的步调不尽相同并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国家综合档案事业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稳步上升势态，但阶段性发展特征同样明显；国家综合档案事业发展水平滞后于同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档案事业发展水平的绝对发展速度受制于上年度的绝对发展速度。

[关键词]综合档案事业发展水平发展趋势熵权法定量评价

[分类号]G279.29

The Research on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and Trend of Comprehensive Archival Undertaking in China

Chen Yongqing， Shao Yanhong

（School of Management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Guangxi， 530006）

Abstract：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and AR（1）model are used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level and evolution trend of the comprehensive archival undertaking in China in 1991-2015 years.The results show： The pa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rchival resources， the level of opening and utilization of archives and the level of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are not the same， and show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stage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comprehensive archives career has shown a steady upward trend， b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hased development are also obvious；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national comprehensive archives is lagging behind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absolute speed of develop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archival undertaking is subject to the absolute speed of development in the previous year.

Keywords： Comprehensive Archival Undertaking； Development Level； Development Trend； En？ tropy Weight Metho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1引言

自新中国成立伊始，档案事业就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关怀和关注。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测量和评价档案事业发展水平和等级逐渐成了档案学界热议的话题[1]。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正式拉开了档案事业发展评估的序幕。到2006年，随着《档案事业发展综合评估办法》和《档案事业发展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及评分细则》的出台，我国档案事业发展评估进入了历史新阶段。

随着档案界档案发展评估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国内学者相继对档案事业发展评估进行了广泛研究，如吴建华和杨金平（1994）对档案事业评估目的、原则、程序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解读[2]；吴建华（1997）对档案评估误差的成因及其控制措施进行了探究[3]；吴建华和薛志红（1998）分析了档案事业评估过程中评估者和被评估者的心理行为及其关系[4]；《中国档案事业建设指标体系研究》课题组（2003）探究了中国档案事业建设评價的指标体系问题[5]；黄明初（2008）和李彩丽（2009）研究了开展档案事业发展评估产生的效应问题[6][7]；车婷婷（2009）研究了我国档案事业综合评估指标体系问题[8]；张锡田和车婷婷（2010）就构建档案评估指标体系的原则、功能及指标权重确定进行了讨论[9]；宋琦（2011）分析了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综合评估功能和目的实现的条件[10]。

纵观这些文献，我们发现，目前学术界对档案评估的研究主要从理论层面展开，尽管《中国档案事业建设指标体系研究》（2003）和车婷婷（2009）探究了档案事业发展的指标体系问题，但也主要是基于档案馆这一微观组织层面的评价分析。至今没有发现从区域或国家层面对综合档案事业发展水平及其趋势进行量化分析的文献。本研究运用计量方法对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水平进行分析，从而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进一步发展综合档案事业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

2研究方法

国家综合档案事业是一个由一系列要素和过程构成的多功能复杂系统。系统内各要素间相互协调、相互作用，共同推进着国家综合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演进。正是由于各要素和功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任何单一指标都难以反映该系统发展的状况和水平，必须借助一系列指标方能全面刻画。为此，我们得构建一个包含多方面信息的国家综合档案事业发展指数。而构建国家综合档案事业发展指数的过程既是构建能全面反映国家综合档案事业发展指标集的过程，也是确定所选指标集中各指标权重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国家综合档案事业发展水平研究方法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对确定各项指标相对权重方法的选择。

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包括主观和客观两大类。专家咨询法、经验法等主观评价方法尽管因简便易行而大受欢迎，但由于其评价结论深受评价者个人经验、知识和阅历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可信度和说服力大打折扣。因此，现实中，人们更倾向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熵权法等客观性较强的方法，不过，因主成分分析法对样本容量及其分布的特定要求而使其应用大受限制。本研究的样本时间区间为1991—2015年，有效样本仅有25个，样本量难以满足主成分分析的要求，此外，因样本数较少，也满足不了正态分布的条件要求。基于此，本研究采用熵权法来确定指标权重。该方法确定指标权重的步骤如下：

首先，构建评价对象的原始数据矩阵。如果要依据m项评价指标对n个评价对象进行评价，则可构建一个n×m阶原始数据矩阵：

3发展评价指标的选取和数据来源

3.1发展评价指标的选取

参照《档案事业发展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及评分细则》、车婷婷（2009）及《中国档案事业建设指标体系研究》课题组（2003）等文献，同时，考虑到研究的目的和数据的可靠性、连续性及可获得性，本研究设计了由三项一级指标和七项二级评价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来反映我国国家综合档案事业的发展水平，具体见表1所示。

3.2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七项二级指标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6），详见表2所示。

4评价指标权重和综合发展指标的计算

首先，我们应用式（1）—式（4）计算出七个二级指标的权重，结果见表1中x11—x32方括号中的数字所示。然后应用式（5）计算出3个一级指标的综合发展水平指数，结果见表3所示。

然后，根据表3中三个一级指标的发展指数数列，再应用式（1）—式（4）算出三个一级指标的权重，详见表1中x1—x3后面方括号中的数字，最后使用式（5）算出1991—2015年我国国家综合档案事业的发展水平指數（x），详见表4所示。

5结果分析

5.1对1991—2015年我国国家综合档案事业发展水平的演进分析

（1）对档案资源建设水平、档案开放利用水平和档案事业组织建设水平发展的演进分析

表3列示了档案资源建设水平、档案开放利用水平和档案事业组织建设水平发展的历史演进轨迹，从其演进轨迹可以看出：

档案资源建设水平、档案开放利用水平和档案事业组织建设水平发展的步调不尽相同。档案资源建设水平发展速度最快，期间的年平均增长率达6.72%，档案开放利用水平发展居中，其年平均增长率为4.37%，而档案事业的组织建设水平为负增长，其年平均增长率为-0.54%，这可能是随着科技进步和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我国的综合档案事业发展不再依靠粗放的人员增加来实现的缘故。

档案资源建设水平、档案开放利用水平和档案事业组织建设水平均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1991年到2000年间，档案资源建设水平和档案开放利用水平表现为低速增长或负增长，档案资源建设水平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76%，档案开放利用水平的年平均增长率则为-0.655%，而档案事业组织建设水平虽然也增速不大，仅0.94%，但相对于21世纪后的15年来说，则属“高速”发展。新世纪后，档案资源建设水平和档案开放利用水平都表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档案资源建设水平的年平均发展速度超过了9.15%，是新世纪前10年平均增速的2.43倍，而档案开放利用水平的平均增速也达到7.51%，比新世纪前10年平均增速高出8个多百分点。而档案事业组织建设水平受信息化发展的影响呈现出负增长，其年均增长率为-1.51%，这说明我国综合档案事业档案人员的工作效率因信息化水平的改善而大幅提升。

（2）对国家综合档案事业水平发展的演进分析

表4列示的是1991—2015年期间我国国家综合档案事业水平发展指数序列，从该序列值的变化来看，我们发现：

我国国家综合档案事业水平发展总体上呈稳步上升势态，虽然期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65%，但各年度的增长率表现不尽相同，没有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而是呈上下不规则波动和阶段性发展特点。其中，新世纪以前，即1991—1999年期间的发展较为缓慢，其年平均增长速度仅为1.90%，而新世纪后年平均增长率达8.35%，为新世纪之前9年平均增长率的4.39倍。

我国国家综合档案事业水平发展滞后于同期的经济发展水平。1991—2015年期间，我国以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9.52%，比同期国家综合档案事业水平年均增长率5.65%高出3.87个百分点。1991—2000年和2001—2015年期间，我国以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31%和9.16%，分别比同期国家综合档案事业水平高8.41和0.81个百分点。

5.2我国综合档案事业发展水平的未来演化趋势分析。

尽管表4列示了1991—2015年期间各年度我国综合档案事业发展水平的计算值，但从这些数字中我们还难以直观地看到数字背后的变化规律及未来的演化趋势。为此，我们借助序列的时间演化方程来动态地加以表现。

首先，我们使用E-views7.0软件对x进行平稳性检验，发现为一阶差分平稳序列，故不能直接建立与时间t的回归方程。為此，我们考虑建立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ARMA模型），因为ARMA模型借助时间序列的随机特性来描述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且预测精度相对较高。ARMA模型分为自回归模型（AR模型）、移动平均模型（MA模型）和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ARMA模型）三种。

接下来，我们使用自相关函数和偏自相关函数进行模型识别。根据xt的一阶差分序列Dxt的自相关和偏相关图形，可以判断Dxt序列基本满足AR（1）过程。基于此，建立其AR（1）模型，建模后得到如式（6）所示的模型：

式中：Dxt=xt-xt-1，代表t年度综合档案发展水平的绝对变化量，εt为t年的误差。式（6）下面小括号中的数字为对应参数的t统计量值。

从式（6）的显著性检验数据可以看出，预测模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平稳，当然，因对原始序列进行差分产生的信息损失也导致了模型的Adj-R2较小。

对方程（6）进行16阶滞后残差的LM检验，其检验统计量Obs*squared=15.5，其相应的概率值P=0.4884，且其残差的Q统计量从滞后1阶到滞后10阶的概率值P均在0.4以上，远大于检验水平的0.05，这说明模型AR（1）估计结果的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即所建立的AR（1）模型估计结果是有效的。

式（6）较准确地刻画了x在1991—2015年期间的演化规律及趋势，即我国综合档案事业水平的上升或下降幅度取决于上年度上升或下降幅度的高低。

基于式（6），我们可以算出2015—2020年我国综合档案事业水平发展的预测值，详见表5所示。

从表5所列示的2016—2020年x的预测值来看，如果目前的发展环境基本保持不变，我国综合档案事业水平将继续保持新世纪以来的良好发展势头，不过年均增长率将有所放缓。2001—202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预计将达到7.12%，将较2001—2015年8.35%的年平均增长率将减少1.23个百分点。

6研究结论和建议

6.1研究结论

（1）通过应用熵权法和AR（1）自回归模型对七项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6）中反映我国综合档案事业水平发展状况指标的分析，得到如下研究结论：1991—2015年期间，我国综合档案事业的档案资源建设水平、档案开放利用水平和档案事业组织建设水平发展的步调不尽相同。档案资源建设水平发展速度最快，档案开放利用水平相对较慢，而档案事业组织建设水平则表现为负增长。

（2）档案资源建设水平、档案开放利用水平和档案事业组织建设水平的发展均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1991年到2000年间，档案资源建设水平和档案开放利用水平表现为低速增长或负增长，而档案事业组织建设水平则表现为相对“高速”增长。

（3）我国国家综合档案事业水平发展总体上呈稳步上升势态，但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发展特征。1991—2000年的年均增长速度相对较低，而21世纪后则呈加速发展的态势。

（4）国家综合档案事业水平发展滞后于同期的经济发展水平。

（5）我国综合档案事业水平的上升或下降幅度处取决于上年度上升或下降幅度的高低。2015—2020年，我国综合档案事业水平将继续保持21世纪以来的良好发展势头，不过年均增长率将有所放缓。

6.2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加大国家综合档案事业发展投入的力度，推进我国综合档案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尽管经济发展不是综合档案事业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11]，但谁也难以否认经济对综合档案事业发展的决定作用[12]。总体而言，1991—2015年期间，我国对综合档案事业发展的投入力度还不够，如根据表2，1991年我国每万卷馆藏档案建筑面积比（档案馆建筑面积（m2）/馆藏档案数（万卷））为0.0361，但到2015年，该值下降到0.0134；又如1991年的每百万人口拥有的综合档案馆数为2.55，而到2015年下降为2.42。我国每万卷馆藏档案建筑面积比和每百万人口拥有的综合档案馆数下降的直接原因是对档案事业的投入力度不够。为确保综合档案事业成为增强公民文化自信的推进器，各级政府必须加大对综合档案事业的投入力度。

（2）加强对综合档案事业宣传的力度，加深整个社会成员对档案事业重要性的认识和理解，切实提升社会成员的档案意识。缺乏强烈的档案意识就不可能有积极的档案事业行为，而档案意识强弱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人们对档案事业重要性的理解和认知，为此，我们必须加强对档案事业在经济建设、科技创新和文化传承中作用的宣传和讲解，让人们充分认识到档案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升整个社会的档案意识，从而激发他们对档案事业的支持。

（3）加强档案开发利用的力度和水平，变档案的潜在价值为现实价值。众所周知，档案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但档案的价值具有潜在性，要使其变为现实价值还必须经过“精雕”或“细琢”，否则，档案仅仅是躺在档案室中的档案而已。当整个社会都形成“档案仅仅是档案”的档案观时，要人们支持档案事业的发展就只能是一种缺乏行动的空洞承诺了。

参考文献

[1]车婷婷.几种确定档案事业综合评估指标权重方法的比较[J].兰台世界，2016（2）：8-11.

[2]吴建华，杨金平.档案事业评估理论初探[J].北京档案， 1994（1）：7-9.

[3]吴建华.论档案事业评估误差及其控制[J].档案学通讯， 1997（4）：19-21.

[4]吴建华，薛志红.试论档案事业评估中的心理行为及其调节[J].档案与建设，1998（4）：18-20.

[5]安徽省档案局项目组.中国档案事业建设指标体系研究[J].中国档案，2003（2）：45-50.

[6]黄明初.开展档案事业发展综合评估工作的效应[J].中国档案，2008（3）：16-17.

[7]李彩丽.档案事业综合评估的效应——以广西为例[J].档案学研究，2009（3）：14-15.

[8]车婷婷.我国档案事业综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D].中山大学，2009.

[9]张锡田，车婷婷.档案事业综合评估指标体系的理论思考[J].档案学通讯，2010（6）：21-24.

[10]宋琦.基于档案事业发展的档案事业综合评估的诉求分析[J].档案学通讯，2011（6）：84-88.

[11]黄夏基.经济因素在当代中国档案事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当代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经济探源之一[J].档案学研究，2007（2）：16-19.

[12]黄夏基.经济因素影响当代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有限性[J].山西档案，2007（3）：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