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声

这是我受伤的第三天，在家休养的第二天。趁着少有的闲暇时间，我用仅“剩”的左眼，浏览了网络上几篇关于警察的文章，也就是有人称其为标志着涉警舆论“拐点”的文章。《当高铁屡屡被阻，你们又要求警察强硬了？对不起，晚了！》《向袭警、辱警说“不”》等，尽管有部分基层民警为此而欢呼雀跃，但更多的基层民警抱着拭目以待，“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的态度，希望这次不是一阵风、一场“秀”。

我很庆幸，我跟这些留言的基层民警不一样，没有他们说不完、道不清的血泪史。

我很庆幸，我有每天都在关心我伤情的所领导，以及为我代班的同事。

我很庆幸，我遇到了敢为我们撑腰的分局领导。

此时此刻，我躺在床上，闭着眼睛，脑子里总会回放着那支离破碎的出警现场，很无奈也很悲哀......

早在先前，我在网上看到的“警察与爱狗族”等信息时，也异常气愤，热血澎湃，心里不由歇斯底里地呐喊：若是我出警，定当重拳出击。可真当事情落到自己头上时，才发现，做的永远比嘴上说的难。

那天当我抽出警用甩棍那一瞬，我真的是虚了、慌了。有些骑虎难下，不知所以。只有我自己知道在那一刹那，我脑子里到底想了多少问题。我到底能不能打？虽然是儿子拿刀砍父亲，但爸爸要是怕孩子被处罚，事后不承认、不配合了怎么办？我这一棍到底该打他哪里？头上？脑震荡了找谁？身体？他就穿了一件睡衣，皮开肉绽了怎么办？需要我赔钱吗？四肢？骨折了怎么办？我给他治？是选择被人指责无能，还是承担被人指责故意伤害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