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斌

长久以来，现实主义一直是中国当代小说家最推崇或者说是最执着奉行的创作原则。可是，怎样在“无边的现实主义”的语境里，真正写出生活的现实性，像詹姆斯·伍德所说的，使得小说的细节“就是生活的本身”，具有“生活性本身”的艺术特质，进而创作出那样一种“最接近生活的事物”，一直是一些有抱负的小说家孜孜以求的目标。曹多勇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他近期的小说，有着一种新特质，一种正在走向“无限接近生活”的努力与探索，比如他的新作《刺血》，就是具有这样的小说美学的代表性作品。

小说《刺血》中的“我”因工作调动到了合肥，妻子在淮南，夫妻两地分居，五十岁的妻子忽然得了腰间盘突出和骨质疏松症，进一步又有了胯骨疼，医生怀疑是股骨头坏死，“我”将妻子接到合肥医治，小说写的就是其间发生的事情。

曹多勇以往的小说，多是写大河湾人家的生存，带有鲜明的淮河乡土气息，即便有些延伸拓展或变异的题材，诸如离乡进城之类的作品，其地域特色也是极其鲜明的。而其新作《刺血》虽写的也是大河湾人“我”与妻子从家乡步入了省城，却着意淡化了乡土地域色彩，聚焦的是迈入老年者的生存，关注的是当下国人的热点却又具有永恒性的话题——人的生老病死。这是曹多勇近两年小说的最大特点。类似的小说还有《阳关三叠》《寒蝉记》《年关》《介入》《白霜》《白露降》以及《刻制葬礼》等。像《刺血》，写妻子先是在淮南就医，写她面对疾病来临时的无助与惊慌，写她不得已到合肥后，那种人生地不熟的孤独、不适、焦虑以及做理疗、乘车就医、刺血等等的煎熬与磨难……相比较时下写滚滚红尘里的热闹与喧哗，或者配合型的主题先行类写作以及热衷迎合阅读消费时尚之类的小说，《刺血》这样的写一个人疾病缠身的困顿、烦恼与挣扎，确实寂寞得多，也边缘得多。而惟其如此，这样的小说反倒显得沉潜、深邃、真实与本质。因为这是对人的存在与命运的最本真地凝视，也是作家对生之意义终极的追问与纯粹的思考，是切入了生活最隐秘也最坚实的内核。像《刺血》中妻子面对突如其来的病患时那种手足无措、那种年轻与健康渐行渐远，衰老与病痛不请自来且日甚一日的莫名的忧虑、畏惧与无奈；像“我”目睹妻子疾病缠身，与之相互搀扶，深味着少年夫妻老来伴的滋味；像这对夫妻在如此真实而琐碎、冗长而艰辛的岁月里，行走在庞大的城市与喧嚣的时代里的茫然、弱势与凄苦……小说予以了朴实而细腻地呈现。而在这样的呈现中，揭示的是人与社会、人与时代乃至人与人之间的某种朴素而本真的关系，渐渐掀开的是命运终极的谜底，人性与心灵隐藏最深的面目也趋于裸露。这既是面对世人更是面对自己，如曹多勇自己所说的，这就“更加凸显生活的真相，生命的真相，人性的真相……因为面对生老病死的死，我们都一样是生命的卑贱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曹多勇写出了岁月的残酷与冷漠，揭示了生存的真相，特别是写出了小人物卑贱的生存状况、命运以及他们那种不离不弃的平凡的温情与真心。应该说，这是曹多勇小说艺术思考与探索的新的深入与开拓。

《刺血》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小说带有明显的个人传记风格，即有着真人真事的特点。而这也是曹多勇近年小说的一大特色，其创作过程具有自我指涉、自我虚构的倾向。《刺血》中的“我”是在省城当作家的，妻子在淮南，他们有个读研究生的女儿，等等，这些都是有着曹多勇个人的影子的。或者，所写之事与作家本人生活有比较高的契合度。曹多勇说他喜欢“消解虚构与现实界限的作品”，他要努力打破虚构与现实的障碍。这使得他的小说具备了两套话语系统，一是作家本人的近乎传记类的话语，纪实性很强；另一则是小说中“我”这一虚构的叙事话语。两套话语在小说中形成复调与互文，虚虚实实，出出进进，既增加了真实感，也丰富了小说的内涵与意味，增加了小说的叙事韵味。如此，小说中这两套话语背后就有着双重视角。作家借此，投入的既是对自己妻子的关爱与忧虑，也是对小说人物的深刻体察与悲悯；既是对一己生存与命运的沉思与省察，也是对小说中的“我”的同情与呵护。曹多勇说：“我先用自己的情感去体悟作品中‘我的情感，再用作品中‘我的情感去体悟作品中的人和事。只有做到作者情感的真，才能做到作品情感的真。真是小说的生命。”因此，这既是曹多勇小说艺术的大胆探究与创新，更是一个优秀作家的人生沧桑与精神历练的结晶，正所谓“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也因此，我们说，所谓的小说的“现实性”，不独是小说语言形式的“现实性”或小说人物的“现实性”，它更内在的本质或许是作家这个个体的人性与心灵的“现实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曹多勇小说叙事抵达了一种“现实性”，他的小说绝不仅仅是单纯的叙事技巧，或者说是一种叙事语言，他是在表達对自身、对所处的时代以及陷身其中的这个世界的一种真切的体验、看法或忧思。其传达出来的是一种生命深处的荒凉、焦虑与沉默，是一个当代中国公民生存与命运里既艰难莫名又习以为常的东西，一种发自他心灵深处的真实的感触、脉动与震颤。因此，曹多勇是既置身其中又出乎其外，也就成为了既是亲历者和见证者，又是思索者和记录者。他这样的小说叙事就既是一种客观的呈现与表达，又有着真切地关照与呵护。而这就是《刺血》的独特性，就是独属于曹多勇的小说“现实性”。

《刺血》以及曹多勇的近期小说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追求写实。实际上，写实性在曹多勇以往的小说里，也是很强调或者说很着力的。但像《刺血》这一类的小说写实性更强，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像是在“打铁”，一锤一锤，一点不放松，一锤都不能落空，扎扎实实地砸实。在叙述上，曹多勇深受卡佛的影响，“把程式化的语言和不必要的修饰全部去除”（村上春树语）不花招不炫技。卡佛曾说：“我非常羡慕那些以经典模式展开的小说，有冲突，有解决，有高潮。但即使我很尊敬那些小说，有时甚至有点儿嫉妒，我还是写不出来。”他还说：“作家用不着耍花招的，甚至也不用比谁都聪明，但他要有注视平常事物而被惊得目瞪口呆的能力，哪怕可能因此受人嘲笑。”曹多勇就是这样不耍花招，甚至是不聪明的作家。他的叙述是散文化的，也是极感性的，像《刺血》里，你看不出事件的高潮与结局，也看不出故事背后的智慧与叙事的技巧，在如水银泻地一般的散文化语言里，小说如日常人生活那样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而这种“平常事物”里，曹多勇写出了被淹没的“刺血”的真实的血痕与痛苦的呻吟。《刺血》是还原现实的，也是揭示现实的，比如人物对话的真实与传神，比如人物性格的地域色彩与个性化，都做得极好，显示出作家独特而风格化的深厚的语言功力。像妻子的“拙”与“慈”、“弱”与“苦”，像“我”的“憨”与“实”、“谦”与“厚”，等等，这些人物个性的真实与存在的深度，全在扎实的如“生活本身”一样的细节与朴实而有力的对话中揭示出来。《刺血》的“写实”还体现在小说的这种“实”是从小说的叙事语流与语境中真诚地生发出来，是出于自然而真诚的倾诉与交流，它不愤激也不伪饰，不张扬也不牵强，是无限贴近生活的那种。让人想到美国小说大师菲利普·罗斯的《遗产》或《凡人》，那样一种“最逼真、最细腻、最能打动普通人的心”的“有血有肉”的文字，在貌似琐碎平淡甚至是有些拙硬的叙事流里，一种淡淡的哀愁与悲悯从语境、情景和对话中自然流露出来。如此等等，都凸显着一个“实”字。如果说卡佛是“极简的现实主义作家”，那么，曹多勇大约算得上是“极实的”或“超级写实”的现实主义作家。

其实，所谓小说的“现实主义”，所谓创作出“最接近生活的事物”等等，说到底，还是一个艺术真诚的问题。像古人所说的“修辞立其诚”，像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所说的：“小说修辞的终极问题，就是断定作家应该为谁写作的问题。”曹多勇是为谁写作？曹多勇说过自己的小说就是要写“自家人，自家事，自家的伤和痛，自家的过去与未来”。而他笔下的自家人是什么样的人？他说“他们属于同一类卑贱者，肉身和精神双重的卑贱者”。读完《刺血》，——他的其他近作也一样——你一定相信，这个“他们”也包括曹多勇自己。而正是拥有了这样的小说的“现实性”，读完曹多勇的小说，你不会有受欺骗的感觉。相反，他的小说给你的是一种整体的扎实感和亲切感。因为这样的小说属于作家内心深处不吐不快的东西；是作家坦诚而温和地吐露自己的心声。一句话，是曹多勇在小说中创造的那些“最接近生活的事物”。

附注：

1.曹多勇语引自其创作谈《写不明白与说不透彻》《自由生长的小说》《我们都是生命的卑贱者》《生前与身后》。

2.卡佛语引自《需要时，就给我电话》。

3.詹姆斯·伍德的话引自《最接近生活的事物》《小说机杼》。

责任编辑 赵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