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月 孙百亮

[摘要]生态政治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是生态政治产生的现实根源，人的生态需要和生态幸福追求是生态政治产生的人本根源。生态经济发展是生态政治发展的经济动力；生态政治制度创新是生态政治发展的内源动力，生态问题的全球性是生态政治发展的外源动力，公民社会发展是生态政治发展的社会动力。推动生态政治发展需要树立科学的生态政治价值观，发挥公民社会的积极作用，并在全社会形成推动生态政治发展的多元联动机制。

[关键词]生态政治；生态危机；生态需要；发展动力

[作者简介]杨明月（1994-），女，河南开封人，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孙百亮（1977-），男，山东费县人，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政治哲学、国家与社会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18）08-0037-03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生态危机的加深，探讨生态危机的政治解决途径成为西方学者的重要任务，生态政治理论应运而生。在其发展过程中影响较大的理论主要有绿党政治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环境安全理论。国内对生态政治的研究相对较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才开始引进“生态政治学”这一术语。近年来，国内学者主要围绕何为生态政治、生态政治研究的内容、方法、意义以及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生态政治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当前的研究还不够，特别是在生态政治发展的根源和动力方面。回顾生态政治产生的背景，探寻生态政治发展的根源和动力，对推动中国生态政治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生态政治产生的根源

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是生态政治的产生与发展的直接根源；从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过程来看，人类的生态需要和對生态幸福的追求是生态政治产生与发展的人本根源。

（一）生态危机是生态政治产生的现实根源

工业革命以来，科技的进步使生产力有了质的飞跃，并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但由于人类对科技的不当使用，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锐减、水体污染等全球性生态危机频发，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正如恩格斯曾经预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取消了。”①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人们的生态意识开始觉醒，“人定胜天”、“征服自然”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受到质疑。1962年，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认为人类应停止杀虫剂的使用，与自然和睦相处，否则人类终将受到惩罚。也就是从这时起，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政治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生态危机使民间环保运动高涨，要求政府和资本家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和控制人类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并表达公共健康、和平、环境保护等等的社会诉求。为缓解生态危机带来的压力，西方学者从政治学角度出发，分析生态环境问题的成因及其解决方案，逐渐形成不同的理论观点，促进了生态政治的产生和发展，所以说生态危机是生态政治这一理论产生的根源。

（二）人的生态需要和对生态幸福的追求是生态政治产生的人本根源

生态需要是指人们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资源的需要，即对生存环境、子孙利益、地球生态利益的持续关注。司金銮认为物质需要、精神需要、生态需要三者统一构成人的需要，在环境危机和有限的资源条件下，生态需要最为关键。②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阐述了人的生态需要对人的生存的重要性：“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③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当人的低层次需要得到相对满足后，会向更高层次的需要发展，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成为驱使人们行为的内在动力。科技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人们从追求生态安全、生态享受，再到追求生态幸福，不断提高着自身的生态需要，追求生态幸福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同。“以生态幸福的实现为目的的发展观谋求的是让人类的生存更安全、更健康、更舒适、更自由、更解放，精神更为充实，人格更加完善的发展。”④因此，生态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对生态幸福无止境的追求，生态政治是以人为本的，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探析生态与政治的关系，明确生态政治发展的条件、结果、享受是以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为本的，这是生态政治产生的人本根源。

二、生态政治发展的动力

“动力”可以理解为机械自然动力（使机械作工的各种作用力）和非机械自然动力（促进事物发展的作用力），生态政治发展动力则指推动生态政治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作用力，可以从经济动力、内源动力、外源动力、社会动力等四个方面来分析。

（一）生态经济发展是生态政治发展的经济动力

经济发展同政治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个机制中存在着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⑤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了顺应经济发展以及经济体制的结构性转型，政治体制就需要自我完善和发展，而政治体制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也必须摒弃自身不足以适应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经济发展同生态政治的发展是正相关的，因为经济发展能促进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民主化价值观的发展，与政治制度的存在有高度的相关性。生态政治作为一种民主政治，“从长远的观点看，经济发展将为政治民主创造基础。”⑥人们对经济发展的要求，是推动生态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原因，且国家越富裕，生态政治发展的动力就越大，生态经济和生态政治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我国生态经济的发展既是促进生态政治发展的基础物质动力，也是生态政治发展反作用的结果。”⑦

（二）生态政治制度创新是生态政治发展的内源动力

制度起着规范人类行为的作用，具有持久性、灵活性、可持续性等特点，制度创新是以更大的政治智慧实现改革总目标的政治行为。生态政治制度创新比生态治理技术创新更为重要，因为制度起着先导作用。推动生态政治制度创新，既不是某个领域或某个方面的单项创新，也不是对某些政策法规的修修补补，而是推进生态政治领域工作的全方位生态革新，革除不利于生态政治发展的体制障碍。生态政治制度创新的目的是使新的体制机制更加合理完善，实现生态治理体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塑制度的比较优势，提升生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三）全球化是生态政治发展的外源动力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生态环境问题也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而涉及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生态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顺应全球化的趋势，加强国际间在应对生态危机方面的合作，维护人类自身利益，刻不容缓。全球化层面的生态分析更强调国家间生态利益的冲突与协调，要求我们要形成统一的生态政治认同⑧。为了应对全球化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世界环保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环境基金、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等国际性环保组织相继成立，对各国生态政治发展发挥不同程度的作用。全球化趋势使各个国家联系更为紧密，并形成一致的生态认同感，促进了生态政治的发展。

（四）公民社会是生态政治发展的社会动力

公民社会具有组织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等特征，能起到开展环境宣传教育、倡导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提高全民环保意识的作用，“公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议政参政活动的非官方公域”，⑨在发挥社会监督、为国家环境事业建言献策、关注弱势群体、维护社会公众的环境权益等作用。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为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创造了便捷，自身权利的行使得到保障，公民拥有前所未有的个人自由表达空间，是公共政策和政府官员形成广泛舆论监督的重要力量。二十世纪后半叶，生态危机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爆发一系列生态运动的导火索，各种绿色环保运动风起云涌，民间组织迅速成长，公民参政议政参与政治生活，成为生态政治发展的基础的动力。

三、推动中国生态政治发展的策略

进入新世纪，生态政治在中国的发展也有了新局面。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推动生态政治在中国的发展。

（一）树立正确的生态政治的思想理念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理念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作为指导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指导方针，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式。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要求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坚决制止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成为新时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这些理念上的变革，为我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指明了思想方向，推动了生态文明的发展，也是推动中国生态政治发展的思想动力。树立正确的生态政治思想理念最重要的是要强化生态政治认同，认同是人类行为与动力的持久源泉，应加强民众对生态政治的认同感，使生态政治的理念深入人心，并从人们的认同和支持中得到滋养和巩固，使生态政治认同成为推动中国生态政治发展的思想动力之基。

（二）发挥公民社会的积极作用

公民精神的培育与公民社会的形成是一个统一的过程。科技的发展使得社会领域的某些新变化如新媒体的推广成为推动生态政治发展动力的重要媒介，这些新变化在为公众提供了丰富的政治信息的同时，开拓了公众的政治视野，提高了公众的参政能力。在公民社会成长的过程中，应着重培育公民精神，公民只有自身具备正确的价值导向，才能理性分析问题，积极有序地投入到公共事务当中。公民基于生态利益诉求和生态权利维护基础之上的生态政治参与实践活动，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需求和动力。另外，推动公民社会的良性发展，对促进我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推动公民社会健康成长，发挥公民社会的积极作用，有利于教育公民，促进公民精神的培育和成熟，形成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发达成熟的公民社会有利于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一些学者在解读国家政策时，立足于实践，调查研究，总结各种发展模式、积极传播国家政策，推动了生态政治的发展。“同时，各种社会组织的兴起正持续改变着中国，在协助政府完成职能转变的同时，促进了公民政治参与，强化了对公共权力的社会监督，是今后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⑩

（三）在政府、非政府组织与公民之间建构推动生态政治发展的联动机制

这是促进我国生态政治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在这一联动机制中，政府处于主导地位，选择性地将部分功能转移给非政府组织。一项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单靠政府一方的努力，缺少非政府组织及公民的积极配合，效率很低。从当前中国建设生态政治的情况来看，充分发挥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不同阶段的优点，实现优势互补，是当前推进生态政治发展较为理想的现实路径。一方面，非政府组织和生态政治发展既是彼此的“推进剂”和“催化剂”，又是彼此的受益者。从生态政治发展的影响来看，非政府组织因其灵活性、创新性等特点，在政府决策、改革推进、成果巩固等发面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另一方面，与政府主导的近四十年的改革相适应，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整个社会的非政治化，使社会权力重新分配，国家权力从社会生活的“私域”中逐渐退出，政府行政方式由“管理”向“治理”转变。公民作为社会组织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是这一机制的重要一环，也是最终的落脚点，公民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合作所带来的预期后果提供修改意见，客观分析利弊，及时修正不足。由此，政府主导与非政府组织推动的现实动力组合，加上公民意见的及时反馈，将为生态政治的发展打造一个“熔炉”，成为强化生态政治发展成果的“倍增器”。

（四）加强生态政治发展的国际合作

全球化增强了各国经济、贸易和金融的深度交流，也加速了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快速融合，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已经并且将长时间受到全球化所带来的政治效应，其中既包括优秀政治文明的标杆作用，也包括不同民主观念和政治制度的冲击。”?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尤其是在加入WTO之后，全球化给中国生态政治发展带来大的积极压力和消极压力越来越明显，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里，国际贸易日趋清洁化，国际贸易产品的环境认证越来越严格，我国面临的国际绿色贸易压力越来越严重。全球化所带来的重大生态行动的压力，是促使中国采取行动，推动生态政治发展的积极压力。例如，在1972年中国政府派出了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被认为是中国生态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我国政府作出了履行大会通过的以“可持续发展”为新战略、新观念的《21世纪议程》的承诺。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自身的政治发展引起各国的关注，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建议，正因此，对中国生态政治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四、结语

推动生态政治发展的动力是多元的，各个动力之间的关系对生态政治的发展进程会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各动力之间形成了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即形成生态政治发展所需要的合力，那么促使生态政治发展既具有了牢固的现实基础，也具备了强有力的动力支持以及广阔的发展空间。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审时度势，将生态文明写入党章，使保护生态环境永续发展成为一项利国利民的国策，从制度的制高点引导我国生态发展的方向。政治力量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通过发展经济、制定政策、公民参与、社会联动、国际合作等层面，以长远的、生态的眼光和思维制定国家大政方针，在全社会形成协同一致、一脉相承的生态思维，并在全球化日益推进的今天，勇于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趋利避害，才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化解生态与经济发展矛盾，推动中国生态政治的长远发展。

[注释]

①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98.

②司金銮.生态需要新论[J].现代经济探讨，2000（12）：9.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5.

④袁祖社.生态幸福观释义[N].北京日报，2012-9-17（18）.

⑤[美]西蒙.库兹涅茨.戴睿，易诚译.现代经济增长[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401.

⑥[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上海：三联书店，1998：42.

⑦黄爱宝.当代中国生态政治发展的动力资源[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41-47.

⑧生态政治认同：即在一定条件下，公民对某一生态政治制度及其运行方式做出了属于正当的价值判断后，内心产生的一种对制度的高度信任和主动接受，以及自愿遵守与维护、进而促进该制度发展的取向与行为。

⑨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6.

⑩?陈炜.“四个全面”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J].探求，2015（6）：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