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武装起义后如何处理富余枪械的经验教训

在武装斗争中如何运用枪械包含了许多学问，除直接攻击敌人外，枪械还能在发展统战、发展群众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1927年8月南昌起义成功后，起义军缴获军械颇为丰富，有7000多支枪，80多万发子弹和数门大炮。枪在起义时是珍贵的利器，但在撤退时就是沉重的负担了，部队也因此行进很慢。南下途中，叶挺曾建议把多余的枪支运到海陆丰交给当地农军，但没有获得同意，结果所运的枪支大部分被敌军黄绍竑部缴获。在后来的总结报告中，不少南昌起义领导人都提到如果沿途能得到群众的帮助，那么不但枪械搬运不成问题，还可以武装群众，发展革命力量。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后，由于敌强我弱，起义部队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未能实现，毛泽东决定率军南撤。南昌起义领导人南下遇到的困难，毛泽东也在撤退途中遇到了。毛泽东等人思考再三，提出把剩余的100多支枪送出去，换取王佐、袁文才对起义部队准备上井冈山的支持。井冈山的大门就这样通过100多支枪打开了。在关键时刻，毛泽东举重若轻，灵活运用枪支，为部队争取到休整的机会，并开启了建设革命根据地的大门。

1928年7月22日平江起义爆发，部队缴获的大批枪械需要马上处理。如果带走，势必拖累行军，放任不管，未免太可惜。紧急时刻，平江起义领导人连忙调来地方党组织帮助处理枪械。平江县委组织群众连夜把缴获的大批军用物资、枪支弹药运往黄金洞山区，成立农民自卫队。这不仅使得起义部队摆脱了行军的拖累，也壮大了地方群众武装。

（高云摘自《炎黄春秋》2018年第2期，李里文）

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礼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外交礼宾工作继承发扬中华文明礼仪之邦的优良传统，学习借鉴国际礼宾惯例，在新中国60多年的双边交往和多边外交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外交礼仪，进行了体系创建、发展传承、开拓创新等一系列探索和改革，在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推动和谐世界建设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共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不断深入，礼宾工作也与时俱进，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外国国家元首访华欢迎仪式自2013年起恢复少年儿童欢迎队伍。自2014年起，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增加女兵队员和军乐团队列表演。恢复实施国宾车队摩托车护卫，在国宾抵京机场高速沿线悬挂中外国旗等做法。2015年起，恢复室内欢迎仪式在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的做法。自2015年3月起，为体现外方对中国历史和人民英雄的尊重，安排到访国宾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上述改革是新时期完善和改进外交礼宾典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有力烘托国宾访华的友好庄重气氛，凸显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

（雅志摘自《世界知识》2017年第19期，王敏文）

王稼祥在中联部二三事

1951年初，中联部成立，王稼祥出任首任部长。

当时，王稼祥有个工作方法，我们叫它“500字方针”。他提出，中联部要培养出一批国际问题或某一方面的专家，但必须从最基础的资料工作做起。他要求外语干部、业务干部每人每天都要写500字的材料，介绍自己所了解的各国共产党的情况，以及针对问题所提出的主张。写好后选一批送交王稼祥审阅。选出比较好的材料，反馈给中联部内部刊物《动向》编写组，不定期地向中央反映情况。除此之外，还要写专题研究报告。他要求，文字上必须很精练，内容上必须言之有物；最好是第一手资料，可摘编外文报刊，也可作综合分析。

王稼祥把中联部的工作职能定位在“中央在国际问题上的助手和参谋”。他解释说：作为助手要不折不扣地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认真完成中央提出的调研课题；作为参谋，要向中央提出政策性建议，要有独立思考、独立见解，可以提出同其他外事单位不同的看法。向中央提出政策性建议，必须提出两种方案，详细说明理由，同时写明我们倾向于哪一种方案，供中央决策考虑。在中央作出决策后，按中央方针办。

王稼祥提出，调研工作要实事求是，要从大量材料中得出结论，而不是先主观主义地设置观点，再找材料填充。他还特别交代，引用外国政党领导人的言论，一定要把握原意，切不可望文生义或断章取义，否则会误导领导。

（麦农摘自《纵横》2018年第4期，吴兴唐口述，于洋整理）

共产国际是如何葬送大革命大好形势的

是冷酷无情地单纯追求苏联的国家利益，还是坚定地以无私革命理念指导中国革命？其实共产国际——或者说苏联的领导人自己也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在制定对华政策时，他们总是同时混杂着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双重目标。

共产国际一方面宣布要铲除国民党右派的老巢，另一方面在執行策略上又三令五申：一、不许破坏联合战线；二、一切都要经过国民政府；三、不许代替（国民党）左派之领导地位。不难看出，共产国际的这个战略方针和执行策略实际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根本就是一条无法执行的路线。它在实质上是要求国民政府自己发动一场工农运动，完成土地革命，然后将政权拱手交给共产国际指定的工农民主专政政权，最终国民党要么融入这个新政权，要么就功成身退——对国民党来说，这不就是篡夺自己的权力后，还要卸磨杀驴吗？由此引发其党员对中共的跨党分子和共产国际的警惕和反弹，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指导方针上的自相矛盾，特别是为了维护和国民党的联合战线这个“政治正确”，从国共合作开始到大革命失败，其间共产国际作了大量毫无原则的让步。

结果到头来，他们既没有能阻止右派政变，也没有能帮助左派进行有效的抵抗。最终在蒋介石发动的政变中输得一干二净，葬送了大革命的良好局面。

（博喻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7年第8期，李思达文）

卡特政府时期中美军备技术交流的发展特点

中美建交后，卡特政府决定逐渐放松对华出口管制，不断推动中美军备技术交流的发展。两国军备技术交流具有下列发展特点。

一是发展动因的多元化。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交流合作基本都与对抗苏联威胁、解决地区危机等外部因素密切相关，但也包含对各自经济利益的内在诉求。

二是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在卡特政府时期的中美军备技术交流中，政治因素长期处于主要地位，经济因素则居于从属地位，因此两者不时发生冲突。

三是发展程度的有限性。鉴于军备技术领域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这一时期中美在该领域交流合作中更多寻求合作之名，而非合作之实，但这种有限性合作的示范效应并不亚于其实际价值。对美国而言，卡特政府希望通过中美军备技术交流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并实现联华抗苏的战略意图。对中国而言，由于当时正处在中苏关系破裂、国内经济薄弱的时期，因此寻求中美交流合作更多体现审时度势的战略选择。

（维之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2期，王东、梁凯钦文）

《珠江三角洲启示录》：一篇引发轰动效应的事关改革开放的报道

20世纪80年代，珠三角地区崛起了四座经济发展迅猛的中小城市——东莞、中山、顺德、南海，合称“广东四小虎”。1991年，时为新华社记者的田炳信、王志纲共同撰写了《珠江三角洲启示录》，归纳了珠三角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商品经济”。“广东四小虎”的称号从此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之一。

这篇文章是在非常特殊的状态下写就的。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段时期里，经济处于半停滞状态，市场萧条，人们的情绪比较低落。在这个背景下，《粤港信息报》发表了这篇文章。发表当天，这份报纸就被抢购一空。此后，应广大读者要求，《粤港信息报》全文再次刊登这篇长篇访谈录。这在中国新闻史上，甚至在国际新闻史上，都还没有这种情况：两名普通记者的文章被同一家报纸登载两遍。各省驻广州的办事处，也把这篇报道传真回本地，报告给本地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作为一个重大的政治新闻和信号传给本省。据后来了解，大概有11个省的内参刊登了这篇文章。这一波转载历时一年零七个月，有将近300家报纸全文刊载。时间之长、转载的周期之长也是罕见的。

该文刊登于1991年8月22日。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谈话。该文中的很多观点呼应了谈话内容，因此又引起了二度轰动。

（晓政摘自《同舟共进》2018年第1期，花满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