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信息披露与薪酬业绩敏感性
——基于中介效应的检验
2018-09-07王生年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8年9期
杜 闪 王生年
一、引言
高管薪酬曾被视为缓解管理层与股东间利益冲突的有效方式,但在实践中,由于管理层与股东间信息不对称、利益不一致等问题,致使原本用来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高管薪酬自身已经演变成典型的代理问题。我国高管薪酬屡见不鲜的乱象引发了学者对人力资本定价、公司治理等方面的广泛探讨,但现有研究大多局限于考察内部公司治理因素(如CEO、董事会特征)与高管薪酬间的关系,从微观层面探讨公司治理环境对高管薪酬水平、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方军雄,2009[1];杨青等,2014[2])。姜国华和饶品贵(2011)[3]提出了以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为基础的会计与财务研究框架,成为会计与财务研究的新领域。Murphy(2012)[4]指出任何忽略政府因素的高管薪酬解释都是不完整的,如何从宏观的高管薪酬政策出发,研究其产生的经济后果,对缓解高管薪酬决策中的代理问题,提高高管薪酬激励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2005年证监会修订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第2号准则》),将之前披露的“金额最高前三名董事及金额最高的前三名高级管理人员”更改为“披露每一位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期内从公司获得的报酬总额”,并增加披露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5年的主要工作经历,以及在除股东单位外的其他单位的任职或兼职情况。源于对日趋增加的高管薪酬水平与公司业绩不相关问题的回应,这一事件成为我国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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