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中国人不仅已经开始有了带有竞赛性质的社会活动，而且，对这些活动背后所蕴藏的一种重要而且普遍的社会现象，也有了明确的认识和准确的归纳，“不争”与“崇让”透露出了古代的中国人对竞争怎样的看法？

汉语对“竞”“争”的表述

在汉语中，用来表达竞争或竞赛的字主要是“争”“竞”和“赛”，其中最为常用的字就是“争”。在《汉语大字典》中，“争”字的第一个意思就是“争夺”“夺取”，这也是“争”字最初的和最重要的含义。而“竞争”为引申义。

“竞”字首要的含义就是角逐，比赛。另外，“竞”字还有“强”“盛”的含义，可以视为其引申义。从含义上看，虽然“争”和“竞”在语义上十分接近，且有重叠，但“竞”字的含义更为中性和单一，其本身的含义与现代语言的“竞争”一词大体相当。与上面两个字相比，“赛”字不太常用，且更晚出现。从字义上看，“赛”与“竞”较为接近。

通过考察汉语中用来指称竞争或比赛的这些字，我们可以认为，古代的中国人不仅已经开始有了带有竞赛性质的社会活动，而且，对这些活动背后所蕴藏的一种重要而且普遍的社会现象，即对“争”本身也有了明确的认识和准确的归纳，因此，这些字本身就透露出了古代中国人对竞争的基本看法。

所有的竞争都有两个方面的内涵值得关注。

第一，“争”的最重要目标就是为了得到某种“物”，既可以是精神上的荣耀，也可以是物质上的好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两个字的差别，“争”在汉语中从一开始具有“争夺”的含义，古代的中国人认识到，世间一切的冲突和动乱都来自于对包括金钱、权力、美色和荣誉的争夺，即对“一己之私利”的争夺，或曰“小人之争”，因此，古人赋予“争”字本身的负面和消极含义十分强烈。第二，在汉语中，用来表达有规则的和有序的竞赛或竞争的词是“竞”“赛”等字，当然，“争”字本身也有这种较为正面和中性的含义，符合礼仪规范和道德准则的“君子之争”中的“争”基本上就采纳了这个含义。

春秋战国时期的“不争”思想

针对“争”，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主要学派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不争”的思想。一方面，在个人层面上，把“不争”看作是一种美德、一种值得推崇的处世哲学；另一方面，从社会制度设计角度，如何息“争”或消除“争”的负面影响也成为当时学者及统治者考虑的问题。

其中，《老子》中关于“不争”的论述最具有代表性。老子的《道德经》中的最后一句话提出“圣人之道，为而不争”，遇到冲突时主动退让，不争先，不争强，所谓“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提出“不敢为天下先”。在老子的思想中，“不争”和“无为”是互为表里的，“不争”并不是一味地消极退让，而是不妄为，不强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不争而善胜”的目标，“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也就是说，“不争”实际上是一种高级形式的“争”，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乃至于获胜仍旧是最终的目标，即“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因此，在老子看来，所谓“不争”，绝非退出竞争，而是在竞争和进取的过程中处于谦卑的位置，不能只顾一己之私利的强争，而是应该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最终取得胜利。

对此，荀子有着更为系统和完备的思考，一方面他把社会动乱的根源直指无度和无序的私利之“争”，另一方面则开出了以“礼”息“争”的药方，甚至认为“礼”的起源正是为了节制人们的欲望，防止人们的争斗。荀子所谓的“争则乱，乱则穷”可以说是先秦各派思想家的共识，也对中国后来的治国理念和制度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法家学派的代表，韩非子则敏锐地看到了人类社会中无所不在的“争”，而且，他还认识到不同时代的“争”有着不同的特点：“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在这里，“竞”“逐”和“争”是同义语。他还指出，人口的增长和耕地与财货的紧张及不足是当今“民争”的主要原因。为此，法家提出了“耕战”的治国理念，主张用“法”“术”和“势”钳制和消除这些恶性的“争”。墨家则主张用没有等差的“兼爱”来息“争”。

用“让”来消解“争”

如果说老子的“不争”思想指出了一条相对消极的进取之路，那么，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则主张用“仁”“义”“礼”等较为积极的伦理和道德手段去制约甚至消除恶性的“争”所带来的危害，明确提出了作为“争”的对立面且更为积极的美德——“让”，用“让”来消解“争”。

对儒家而言，崇“让”就是为了隆“礼”，或者说，“让”德实际上是“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据《论语·先进》载，孔子不满意仲由（子路）说话不谦虚的态度，批评他说：“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也就是说，治国要讲求“礼让”。孟子进一步阐发了“礼让”的重要性，把辞让之心看成是礼的萌芽，即“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朱熹在《论语集注》中也说：“让者，礼之实也。”可见，在儒家看来，如果没有“让”德，“礼”也就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了，将会徒有其表。由此，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中，除了“仁、义、礼、智、信”之“五常”之外，又加上了“温、良、恭、俭、让”五种君子的美德。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除了“谦让”之外，“辞让”“礼让”“让利”“让位”等说法或做法也被人们广为接受和熟悉，其中无不蕴含着“让”的思想观念。

“让”的美德不仅被运用普通人对私利的争夺上，成为缓解乃至于化解这些“小人之争”的工具，还被提升到了治国理政的层面。在作为统治者为政之重要借鉴的史书《左传》和《史记》中都蕴含着丰富的为国以“让”的思想。在《左传·襄公十三年》中，作者在记述了晋国的将领们纷纷举荐贤能之人而自身“让位”的故事之后，评论说：“让，礼之主也”，并且进一步指出，“谦让”和“不争”之美德是否盛行，是国家治乱的重要標志和条件：“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农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礼，而谗慝黜远，由不争也，谓之懿德。及其乱也，君子称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冯君子，是以上下无礼，乱虐并生，由争善也，谓之昏德。国家之敝，恒必由之。”

有学者认为，司马迁的《史记》继承、发扬甚至在全书中都贯穿了儒家的“礼让为国”的思想，首篇《五帝本纪》讲述五帝之德，多次提及尧舜禹的选贤、考贤以及“禅让”制度，末篇《货殖列传》则讲述利益之争，阐发其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此外，司马迁将《礼书》列为八书之首，在《礼书》的序赞中集中阐发了其“以让化争”“以礼导利”的治平之道。他认为，争利是社会前进的杠杆，但“争”若无礼仪和道德规范制约，就会导致“乱”的出现。

虽然古代中国的思想家们在总体上对“争”采取负面的或否定的态度，但是他们同时对那些没有“失范”的“争”，是明确认可或肯定的。同样，与对“争”的认识相仿，古人作为“争”的对立面而提倡的“让”的美德，也不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在古代中国的思想观念中，不仅要限制“争”，同样要控制“让”。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论语·八佾》中孔子所说的那句名言的含义了：“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这里讲的射箭比赛既是一种竞技活动，也是一种重要的礼仪表演，不仅要通过比赛决出胜者，这项活动还承担着明礼、正德等教化的功能。正因为这样的“争”，是合乎礼义的，所以不仅被学者们认可，甚至还被视为应该积极提倡。因而，“礼射”之“争”成为儒家所提倡的“君子之争”的典范和样板。

（《光明日报》2018.6.3 王大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