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委原副书记安永全原是一名公司搬运工，经过刻苦学习，两次高考后考入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日前，他分享了自己的高考经历，安永全说，“愿把我经历了失败的成功献给你，希望你能用避免了失败的成功回赠我”。

没上高中，我也要考大学

我没有上过高中。我至今都为此感到遗憾。我于1960年在霍县初中毕业，学习成绩属于前五名，那一年开学并不考试，而是分配，我自然是要被分配上高中的，但我知道不行——家里的情况不行。

当时我家住在县城，八口人，弟兄六人我为长，父亲是售货员工资三十四元，母亲早就对我说，上完初中就别上啦，不然底下的小学也上不成，能认得钱就行啦……我总是说不出来话来。

毕业离校的那一天，我把脸贴在霍县中学的匾牌上，泪流满面。以后，我当过小商贩，小工区装卸工，什么赚钱就干什么。那时的工作很好找，但学徒工赚钱又很少，我的年龄也不到。后来，我终于找到一份固定的工作，就是拉人力车，主要是从离城十里路的副食品加工厂给霍县四个副食品店送酱油、醋，活少时就从大沟煤矿拉煤上街卖，一天大概能赚四元。

那年，我十五岁。1961年的端午节，我多拉了一百斤，在东大街最陡的地方，由于用力过猛，挣断了肩上的拉绳，脸撞向了地面，失控的平车向后骤滑，车上拉的酱油和醋满街乱流，惊叫声和责骂声混为一片。

当我终于糊里糊涂地弄清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承受着被撞伤的行人无情的责骂和拳打脚踢，面对着围观的人群中冷淡的目光，看着从脸上抹下的双手鲜血，特别是发现围观的人群里竟然有我初中时的同学，我脆弱的自尊心终于被撕破了，竟横躺在地上号啕大哭！

穷，真是太可怕了，太残酷了。因为穷，我就要忍受痛苦和屈辱；因为穷，一样的胳膊一样的腿，人家能上高中，我就要天天拉平板车。人家能上大学、高中，而我的青春就只能这样被消磨。

“老师，我给你磕个头，求你给我报上名”

1961年秋天，我给澡堂送煤时，认识了高中学生谢俊杰，闲淡中，他说：高考招生简章中有一句话，招生对象是高中毕业和具有同等学力的社会青年，后一类对象大概就是指你这号没有上过高中的人，你可以考文科，文科只考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和俄语，不考数理化。

天啊！真是这样吗？

第三天，他拿给我一份去年的招生简章，并告诉我教育局肯定的回答，但又告诉我，教育局的人说，没上高中考大学，在霍县可是没有先例。我惊喜异常，暗暗下决心，我决不能这样活，我要自修考大学，什么先例不先例，我就为什么不能成为先例呢？

我很快就找齐了文科的全部课目，又把家里放杂物的小房开辟成学习间。我订了学习计划和时间表，早上六点起床学到8点，吃饭后去干活，下午6点再学习到12点，除了拉车就是学习，雷打不动，三年课程两年半学完。

那一天，带上居委会的介绍信和招生简章我到了霍县招生办。进门后，招办的人在打扑克，我恭恭敬敬地每人叫了声老师，把居委会的证明双手交给一个看上去像领导的人，说：“我想报个名。”谁想他看了我一眼，笑了笑，就一下子扔到地上。他问，小伙子你知道什么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

我说：你说我是蛤蟆我承认，但我不是癞蛤蟆，我说我是好蛤蟆，谁想他一下子就发了火，大声责问我，好蛤蟆就能吃上天鹅肉吗？蛤蟆就是蛤蟆！他们又去打扑克去了，我站着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等他们打完了，我实在忍不住了，就说，老师，我给你磕个头，求你行行好，给我报上名，让我试一试吧……

在霍县报名、体检领上准考证后，我就去了临汾。我是第一次到临汾，又无亲无故，四处打听才找到考场，我不敢在外面住宿，怕睡过头了误了考试的时间，只好就睡在临汾一中的操场边上。

两天考完，又生气，又悲伤。

有些问题没学过，有些是学得不扎实，有些题是时间没有掌握好，特别是心理素质不强，有的问题过去明明记得很牢，在考场却怎么也想不起。第一次高考就这样收场了。

火车停运，150华里路走了12个小时

第一次高考，引发了我对高考的思考。高考究竟考什么？

其实高考在考决心、考你对高考的认识，假如你能闯过高考的炼狱，对大多数人来讲，才算具备了走向理想的起码条件；考你有没有信心做个有用的人，做个你所羡慕的那种人；考你有没有决心回报爱着你的人，有没有决心为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做点事情；贫家的子女有没有决心改变命运，条件优越家的子女有没有决心开辟更美好的人生，决心是成功的母亲。

你可以诅骂高考是残酷的、可怕的、沉重的、不公道的、充满弊病的，但在更完美的制度取代它之前，你还是要面对现实，战胜自己的懒惰、脆弱、得过且过；战胜自己的迟钝、死板、粗枝大叶，以战胜高考来武装自己。

我为自己重新制订了学习计划。然而，人还是无法预料命运。1964年6月，居民小组通知我上山下乡到西张村，这意味着我将丧失自修的条件，使考大學成为泡影。我只能改变再学一年，明年再去高考的计划，准备第二次仓促上阵。这时距离高考只有17天。

我又一次来到县城招办楼，碰见了又是去年那个人，他说县上的报名体检已经结束，地区也只有明天一天时间，看着办吧。我跑到火车站，想坐三点半的车，到临汾报名，到售票口一看，只见贴着一张公告，因介休至灵石区间被洪水冲断，列车暂停，预计两天。

我也被命运激怒了，没有火车还有两条腿，于是我沿着铁路线一直朝前走，150华里路走了12个小时，第二天凌晨到达临汾，报名体验结束后，又由临汾沿铁路回霍县，两腿肿得水桶一般，脚底像撕烂的红布片。

“头悬梁锥刺股”，钳子夹腿坚持学习

我一切都无从顾及了，我实施了“头悬梁锥刺股”的实践。当我把头发扎紧，用绳子吊在屋顶上，不一会儿又沉沉入睡，那种程度的疼痛根本就无法战胜昏迷似的疲倦。

锥刺股吧，锥了，刺不出血，不疼就等于不刺，刺得厉害了，倒是有效，三四个小时再也不会睡着，一边压着出血的地方，一边学习，但刺不上几次，伤口便发生了感染、溃烂。

我想了一个办法。我想起了我妈。

我妈是个严厉的人，记得小时候逃学时被发现，父亲把我吊到树上，拿一根木棍，动作虽很大，但落在身上并不疼。我妈则是拿一把钳子在腿上狠一拧，我大声一呼，腿上虽没有出血却再也不敢逃学。

我需要我妈的钳子。那一夜，我又瞌睡了。当然我猛然被大腿的剧疼唤醒时，看见我妈手里拿着钳子却满脸泪水就再也睡不着了……在以后的十几天里，我妈就守着我学习，我没有在学习时再瞌睡过，坚持每天学到凌晨三点。

那一段，是我生命里的极限。

高考结束后，我在忐忑不安的等待中度日如年。1964年，8月25号，这是我毕生难忘的一天。中午，我正在给家门口附近的商店卸货，忽见邮递员拿着一封信打听我的名字。突发的预感使我飞跑过去，接过信，我手颤抖了，当我终于打开它时，一张高等院校录取通知书出现在眼前。我高兴得竟像范进中举一样，在大街上高喊：我考上了，我考上了，我考上了！

我终于站在一个新的地平线上。虽然，我不知道以后将要走向什么地方。

（《新华日报》2018.6.6 安永全/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