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

习总书记在2016年4月25日视察小岗村时说：“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这是对小岗村在中国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做出的贡献给予的高度评价。改革开放近40年来，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就成为了我们安徽人的宝贵财富，激励着广大干部群众在变中求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特别是中国的广大农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发展过程中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无疑是一项带有根本性质的战略。而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则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在今天，我们更应该继续发扬小岗精神，助力乡村振兴。

一、當前中国乡村发展现状

中国传统上一直是农业大国和农业社会，农业农村农民历来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农耕文明更是中华文明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乡村振兴战略既关系到乡村生产生活质量的改善，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也关系传统文化和中华文脉的延续，以及乡村特色自然风貌的保持，有助于留住我们的文化记忆和自然记忆，能让我们的民族和我们每个人拥有一份乡愁。

近代以来，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很多国家几乎都经历了经营传统农业的乡村地区日渐衰落甚至陷入危机的过程。乡村地区如何摆脱发展窘境，实现现代性跟进，保持生机与活力，也就成了这些国家必须直面并着力解决的问题。从历史上看，由于国情各异，许多国家都在探索乡村的现代性调适之路，也即所谓乡村振兴的问题。

中国乡村面临的问题既有普遍性也有自身特点，具体来说就是农村空心化和贫穷落后。这个空心化包括了人口的空心化、文化的空心化、经济的空心化、治理的空心化和景观的空心化。这种空心化过程与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是完全同步的，其速度之快前所未有，造成的冲击同样前所未有。城市的快速发展将农村优质资源迅速地吸纳到城市之中，从而使得中国乡村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人口的空心化主要表现在大量的年轻人离开农村，造成农村劳动力特别是一些层次素质较高的劳动力流失，城乡差别的持续扩大使得人口完全是单向流动，改革开放之前是通过上大学、参军、招工等渠道向城市流动，流动的规模相对较小，改革开放后则主要是通过进城务工向城市流动，流动的规模明显加大。农村人口的快速流失成为农村迅速衰败的根源，这也是千百年来未出现过的大问题。

人口空心化的后果，首先就是经济的空心化，农村的经济搞不上去了，连农田都没有人种了，也就更没有了产业，再就是文化的空心化，承载传统文化的传统生活方式随着人口的流失而失去了，作为中华文化根基的乡村文化也就逐步失去了。随着人口的流失，农村基层组织事实上也就失去了基础，大量流动中的农村人口既无法纳入城市人口进行管理，又无法受到所在乡村的有效管理，成了真正意义上没有根的“流民”。

乡村自然景观是乡村“山水”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上天留给我们的珍贵的自然记忆，这种记忆的重要性一点不亚于文化记忆的重要性，其实这也是我们每个人乡愁的重要内容。我们常常说欧洲的乡村很美，而且各有特色，这种美首先应该是自然之美，这一点在谈论乡村振兴战略时应该得到充分重视。乡村优美自然景观的消失一方面与城市化和工业化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人口流失、投入不足和重视不够有关。

乡村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上述问题当然不是中国独有，包括欧洲的英国、德国，亚洲的日本和韩国等，都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对乡村的冲击特别巨大。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绝大部分都生活在乡村之中，城市只是广大乡村的点缀而已。但随着工业化的兴起，城市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其经济集聚功能得到空前发展，城市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越来越多的人和资源流向城市，但也因此造成乡村相对或绝对地衰落了，乡村成为被人们遗忘的地方。

可以说，中国乡村今天遇到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面临的问题，世界上很多其他的国家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在社会发展中是不可逆转的，乡村在一个国家中的经济地位一定是呈下降趋势，我们不必为此过分担心和忧虑，需要的只是尽早认识到乡村区别于城市存在的重要意义，我们才会有足够的信心来解决乡村振兴的问题。

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意义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党的十九大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国家战略提到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并对具体的振兴乡村行动明确了目标任务，提出了具体工作要求。中国过去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乡土文化，故而，振兴乡村显得尤为重要。对于中国走出“中等发达国家陷阱”，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乡村振兴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统一

不可否认，现今我国乡村面临着凋敝和衰落的客观事实，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旨在以此来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增强乡村吸引力，构建新时代乡村可持续发展机制。历史上，乡村的富庶是我国盛世历史的标志，在城镇赚钱后回乡置业曾经也是事业成功的标志。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经历了工业化进程，乡村为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天重提乡村振兴是对乡村地位和作用的肯定，也是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乡村的地位与作用，乡村振兴与复兴也体现了我国农村在实现中国梦伟大征程中历史与现实的统一。

2.乡村振兴是建设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我国基本国情决定，即使在城镇化成熟后，农村人口还在4亿左右，因此没有乡村振兴和现代化，就不会有国家的现代化。当前我国乡村一方面存在着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生活条件落后等现象，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和经济发展，农民逐步上楼进社区，但是城市应有的相关服务又不能完全进入，乡村发展又失去了原有的乡土气息和文化。当然我国也有一些乡村，比如陕西咸阳袁家村、山东临沂竹泉村等利用传统乡村资源，走出了一条振兴之路，也说明了乡村振兴的内在潜力。

3.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乡村发展新动力

新世纪以来，中央加大了对农村的扶持力度，从2003年开始连续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聚焦于农业、农村、农民（即“三农”）问题，十七大和十八大也分别提出了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对推动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发展动力来看，政策重点侧重于城市，使用的政策手段是城市和工业对农村的反哺和扶持，把农村放在了城市的从属地位。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把乡村放在了与城市平等的地位上，立足于乡村的产业、生态、文化等资源，注重发挥乡村的主动性，来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建立更加可持续的内生增长机制。这是一种思路的根本转变，确立了全新的城乡关系。

4.乡村振兴明确了乡村发展的新任务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发展总体要求，这五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提高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和发展能力，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根本之策、长远之计。实现一二三产业联动，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助力农村高质量脱贫，助推农民致富增收。

三、发扬小岗精神，助力乡村振兴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1978年，小岗村18户村民以“托孤”的形式，立下生死状，按下红手印，签订大包干契约。自此，中国农村改革正式拉开大幕，农村发展进入快车道。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乡村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乡村振兴不能仅仅算经济账，而要多算文化帐和社会账，要将乡村与城市的不同功能完全地区别开来，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1.继续增加政府对乡村的投入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农村发展亟待加强的一个薄弱环节。由于农村基础设施大多属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范畴，具有使用上的排它性和非竞争性，市场机制无法实现资源在公共产品领域中的有效配置。农民生产生活所需的公共产品在很大程度上由农民自己解决，从而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更得不到有效保障，造成了农村公共产品总量少、质量低等突出问题。这就是要求政府在经济上通过顶层设计做到城市反哺乡村，坚定地走“以城哺乡、以工哺农”的路子，再不能允许让农村支援城市情况发生。

各级政府要继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由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多属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政府负有重要职责，市镇两级政府要继续营造政策优势，通过出台和健全倾斜的政策，进一步加大对山区交通、水利等社会事业的投入力度，改善山区发展的基础条件。同时还要进一步营造社会参与的浓厚氛围，拓宽筹资渠道。在抓好典型示范的同时要注重适当平衡。不能因为政策支持导向，人为地拉大村与村之间的基础设施差距。要多做雪中送炭的事，少做锦上添花的事。在做好示范村建设的同时，要真正体现其示范带动功能。加快基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机制的建立，充分发挥当地人大代表、老干部、老教师等的作用，畅通言路，将钱花在刀刃上。摸清各村道基础设施现状，从各地实际出发制定村庄建设和人居环境治理的指导性目录，重点解决农民在饮水、行路和用电等方面的困难，凡符合目录的项目，可给予资金、实物等方面的引导和扶持。

2.不断强化对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

中国的每个乡村几乎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加大对乡村文化的保护，重点是通过对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传承，来延续乡村文化的血脉，特别是一些地方做得很好的活态传承，让这些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乡民的生产生活继续保持紧密联系。尽管政府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还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只重视个别项目的保护，没有从某个乡村整体上进行更系统的保护，而且对宗亲文化等一些非常重要的乡村文化形态重视不够、提倡不够，甚至还加以限制。其实宗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瑰宝，家谱和祠堂則是宗亲文化的重要体现方式。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可以通过道德讲堂，表彰善行义举，弘扬家风家训、乡约民规、加强节日文化建设等形式，让传统美德扎根村民心灵深处。优良的家风家训，可以影响家庭的每个成员心存真善美，行思仁礼信。要深入挖掘传统家风、家训中修身齐家、为人处世的理念和智慧，广泛宣传其中的优秀思想和文化精髓。中华民族具有修史的传统，修志修史是坚定文化自信、守望乡土文化、留住乡愁的重要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度重视修志修史，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因此，重视村志村史的编纂，深入挖掘地方志、村史的精髓，是保留地方的历史记忆、增强人们乡土情结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同时，也可通过对丰富的文化资源进行搜集、整理、系统研究和传播，增强本地区人们的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

3.大力鼓励各类人才反哺乡村

人口空心化是大家都知道的当前农村存在最大的问题。当前城市反哺乡村不仅要体现在经济上的大力支持，人才反哺更是城市反哺乡村的重中之重。因为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是缩小城乡差距的第一推动力，在各种要素反哺中，人才反哺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国外的实践来看，发达国家在起步阶段，也基本上都奉行人才资源反哺战略。1970年，韩国开展“新村运动”，对全国3.5万个村，每个村都派3—5名“新村指导者”，手把手教农民致富，一直到整个村子富裕起来 。即使是已经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在工业化中后期也普遍重视对农村人才资本积累的国家关怀，并从立法的高度保证农村人才开发。至今，瑞士等国的农场经营人员要求至少接受九年教育且在从业前必须进行技术培训和实习；日本还开设“营农大学”，招收高中毕业且有农业实践经验的农民入校学习培训；在法国，要求只有经过农业技术培训的人才能取得农业经营者资格并享受国家的农业补贴与优惠贷款 ，等等。现代化发展的规律和国际经验，为我国实施“以工哺农、以城哺乡”战略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参考。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城市对农村人才反哺不仅需要、可行，而且以人才反哺能带动资金、科技、信息、管理等关键要素向农村流动，可望发挥人才资源在各种要素组合中的“放大”、“倍乘”效应，开辟“以工哺农、以城哺乡”的新途径。

4.建立适应新型乡村特点的治理结构

乡村治理千头万绪、纷繁复杂，需要有一个能切实发挥有效作用的精干主体。承担起乡村治理的任务的，除了乡镇政府、基层党组织和村组干部外，农民也是不可或缺甚至是最重要的主体。而随着市场经济和城镇化的发展，近年来很多乡村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流动出去的，多是以青壮年劳动力、大学生和优秀干部为代表的乡村精英。基于此，有研究者认为，乡村正逐渐蜕变成为“无主体”的社会，进而导致乡村治理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主体”缺位的困局。纾解这种困局，不能寄希望于把乡村精英强留在村中——这不仅违背了人才流动的固有规律，更无益于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弥补“主体”缺位，有一支力量不容忽视——大力发掘并鼓励“新乡贤”反哺乡村、参与乡村治理和精神文明建设大有可为。

乡贤文化，积淀了我国千百年来乡村基层治理智慧，传承思想源远流长。有学者指出，“乡贤”一词，系指在民间本土本乡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人。特别是，在我国传统社会，乡贤在维系地方社会的文化、风俗、教化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乐于反哺的“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具有独特的价值——他们既熟悉本地乡情民意，又了解外面的发展趋势，可以有针对性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新乡贤”反哺乡村成为潮流，期待他们能有效弥补乡村治理“主体”缺位，成为促进乡村进步、革除“精神荒芜”的重要实践者和引领者。一方面，“新乡贤”要意识到乡村建设是自己退休后大有作为的一个新战场，可通过各种方式，主动参与到新时期乡村治理的伟大实践中，为“留得住乡愁”贡献自己的学识力量；另一方面，有必要进行相应的顶层设计，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为“新乡贤”反哺故里提供良好的体制机制、基础条件支撑。比如有组织的动员引导，一定的资金配套扶持，一定的精神荣誉鼓励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