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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岗:农村改革第一村土地分合路

2018-09-06柴会群

南方周末 2018-09-06
关键词:大包干小岗村带头人

40年前,刚经历了一场大旱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个“带头人”在一份协议上签字、盖章、按手印,声明要“分田到户”,掀开了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大幕。

多年以后,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又走到了新的关口。

然而十多年前成功迈出土地流转试验的第一步之后,小岗村后来的土地流转实践却一再面临困境。承包了六百亩地的小岗村村委会副主任认为,土地流转最重要的是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平衡多方利益,这正是当年“大包干”精神所在。

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

发自安徽凤阳

“不搞就饿死了。”严立华坐在自己5年前开的“红手印”农家菜馆门口,回忆当年搞“大包干”时的情形说。

严立华是小岗搞“大包干”的18个“带头人”之一。当时的小岗还不是一个村,仅仅是一个有18户人家的生产队。1978年12月的一个夜晚,小岗生产队一家出一个代表,聚在严立华的茅屋里开会,他们签了一个协议,声明要“分田到户”,“干部甘愿坐牢杀头,社员保证将其小孩养活到18岁”。

18人均在这份协议上签字、盖章,并按上了手印。

这份协议,掀开了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大幕。多年以后,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又走到新的关口,小岗村的土地也历经了几番分合。

18个“带头人”

1978年12月,小岗所在的安徽省凤阳县,刚经历了一场大旱,粮食收成较往年更加不堪。据严立华介绍,当年他只分到七斤半小麦、100斤稻子,根本不够吃。如此下去,要么在家等着饿死,要么再像以前那样出去要饭。

迫于生计,小岗从前几乎家家都要过饭。“开始是男的要,后来嫌丑,就让女人带小孩出去要,”严立华说,“我也要过。”

与很多同龄人一样,严立华对饥饿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在搞“大包干”之前,“四人帮”已经垮台,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仍根深蒂固,分田单干被视为“反革命”之举,带头干的人可能坐牢。但是,分田到户之前的小岗人,生活困境已经到了不怕坐牢的地步。“坐牢还死不了呢,所以就拼了、干了。”严立华说。

与中国一般农村地区相比,小岗地多人少,人均耕地十来亩。但是,在当年的制度和政策下,上千亩土地却养不活全队一百多口人。在严立华看来,原因在于“出勤不出力”,社员宁可挨饿也不愿出力干活。因为“累死了也是10分工,不干的也是10分工”,严立华说。据其介绍,当时小岗种地只种“田心”,很多土地都荒了,“粮食长得没草高”。分田的时候,他家一共分了18亩,后来自己开荒,竟又多开出十多亩。

而在分田单干之后,“一年顶五年都不止”,卖粮食要卖几天。不过,严立华承认,那时也累,农忙时一夜一夜不睡觉,“小孩都发动起来了”。

在当年那份协议上,副队长严宏昌的名字签在了最上面。严宏昌与共和国同龄,是分田单干的发起者和策划人。“1978年我在外面包工,上面强行让我回来(当副队长)。”他说。

当年的分田单干并非一帆风顺。严宏昌说,有的人怕倒霉,有的人嫌地不好,有的还想多占地、占好地。为了解决这些矛盾,自己必须做到以身作则。他说,自己家分的地都是别人不愿意要的,“让别人捡,捡剩下的是我的。”

1979年3月,政策风向突变,《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张浩来信》,对“大包干”做法提出质疑。两个月后,严宏昌被撤掉副队长一职,成为“挖社会主义墙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标准现行反革命”,“12月下旬本来说要逮捕我,是地委书记出面把我保下来的。”回忆过往,严宏昌仍心有余悸。

当年小岗的18位“带头人”,已有8位陆续去世。其余10人被视为小岗村的“宝贵财富”。他们以及各自配偶,均享受一项每月一千元左右的补贴。而作为“带头人”中的“带头人”,原小岗生产队长严俊昌与副队长严宏昌,则享受更高级别的国家干部退休待遇。

坎坷致富路

分田单干之后,因“大包干”声名远扬的小岗人很快解决了吃饭问题。然而,如何尽快致富却成为一个新课题。“一夜跨过温饱线,几十年迈不过致富门”,媒体用这句话形容小岗村在大包干改革之后所面临的尴尬。

小岗地理位置偏辟,距凤阳县城近30公里,而曾以贫困闻名的凤阳县,又是其所隶属的滁州市最偏远的一个县。“我们是中国中西部农村的典型代表,(小岗村)除了土地没有任何资源。”凤阳县委宣传部一名干部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名干部坦言,中国中西部农村有的问题,小岗大都也有。

然而,被打上“农村改革第一村”标签的小岗村,却经常被拿来与华西村等迅速崛起的新农村对比,它能否尽快致富,被视为农村改革成败的标志,各级政府为此倍感压力。为了让小岗村尽快发展起来,从2004年起,安徽省财政厅先后派过四位处级干部到小岗村挂职担任“第一书记”,均为县委常委。小岗村现任第一书记李锦柱同样也来自财政系统,到小岗村工作之前任凤阳县财政局副局长。

作为本村人的严宏昌,也曾肩负带领全村致富的重任。1999年,在发起大包干20年后,本已到镇上工作的严宏昌,被上级要求回到小岗村,通过选举任村委会主任。

严宏昌最初打算在村里办厂。在他看来,农业只管吃饭,小岗要想发展,还是要搞二、三产业。“我跟小孩讲,我们这一辈种田,你们下一辈要挣钱。”

他找了4个项目,“地也征过了,平整好了,(结果)都划到县里去了”。

据严宏昌介绍,当时的口号是,小岗村靠农业起家,只能搞农业。

后来,小岗人曾试图通过发展养殖业致富,政府对此大力扶持。严立华养过鸡,养过鸭,还养过兔子,都以失败告终。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养鸡,结果一场鸡瘟下来,两天里鸡全死了。在他看来,养殖业风险太大,一年能赢,两年能赢,但一旦有个变故,前面挣的就全赔光。养鸡的时候,为了给鸡保温,晚上生炉子,结果煤气中毒,他和老伴差点丧命。

小岗村一度有90%的人家都种上了葡萄。村西的葡萄园是1997年江苏张家港长江村与小岗村“东西联动”后的结果,由长江村前期投资和提供技术,建好后交给小岗村来种。结果,村里一时无人接手,最后在时任县委书记支持下,“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的儿子严德友承包了葡萄园,并逐渐发家致富,再带动其他村民种葡萄。

不过,由于价格和产量都很难保证,种葡萄同样面临风险。严德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的葡萄园已经连续亏损4年,今年最为严重,一场大雪导致2016年建的一百多个大棚全垮塌,一夜损失上百万元。

继葡萄园之后,在政策扶持下,小岗村还引进了几个项目,但都不能算成功。比如最早引进的GLG高科技产业园项目,如今只开一条生产线,平常只有十几个村民在厂里上班。

旅游业是最近十年重点发展的产业。2017年小岗村的游客已达85万人次。不过,由于景点不多,还是很难留住人。一名凤阳县委宣传部干部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小岗村正在争创三个国字号的项目,分别是5A级景区、国家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和国家级农业示范区,届时,旅游业将会得到提升。

受益于旅游业的发展,包括严立华家在内,有4户当年“大包干带头人”在小岗村开起了饭店,每家一年能赚到10万元。其中,严金昌的金昌食府被认为是生意最好的一家,善于表达的严金昌也成为小岗村的“对外发言人”,一天最多时能接待七八批记者。

虽然已经多年不种地,但严立华对土地仍怀着一种复杂的感情:现在靠地不行,种庄稼富不了,但他认定农民离了地不行,并经常跟年轻人抬杠:科学再发达,也造不出粮食来吧?

土地流转之惑

就在依靠土地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小岗人努力探索致富之路时,中国农村的土地改革又走到新的关口。经过多年的发展,曾经极大激发农民积极性的“大包干”,已经不利于规模化生产,通过流转将土地重新集中起来耕种,被认为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

对于小岗村而言,土地流转还有特殊意义:因为地处丘陵地带,小岗村人均土地虽然多,但是土地高低不平,易旱易涝,需要通过平整才能提高产量。但因为已分田到户,各家限于条件很难有力量进行平整。如果将土地集中起来统一治理,对村民而言是个大好事。然而,这一公认的好事在现实中却并非一帆风顺。

作为一名“包二代”,严德友承包的80亩葡萄园,是小岗村历史上首次土地流转试验。其具体做法是,原土地承包户与葡萄园种植户签订土地出租合同,出租价格为每亩每年500元,时间为20年。

据严德友介绍,村民当时主要担心两件事:一是土地流转后的租金能不能及时到位,二是土地会不会被破坏。因为在土地流转中出现干群矛盾,已在另一个乡镇担任党委副书记的他被调回小岗村担任村支部书记。

那次土地流转最终成功完成。在时任村委会主任严宏昌看来,成功的原因在于充分考虑到老百姓的利益。“那时候种一亩地只有200块钱的效益,租出去一亩地拿到500,老百姓能不转吗?”据他回忆,当时晚上还有人来找他主动要求流转。

根据与村民签订的协议,不管自己是赔是赚,严德友都要在每年的1月1日将当年的土地流转租金打到原承包人的账上。

然而,在十多年前成功迈出第一步之后,小岗村后来的土地流转实践却再度面临困境。据小岗18位“带头人”之一、时任村委会主任关友江介绍,早在10年前,村里考虑到小岗的现状,曾打算将土地重新集中起来,“目的并不是收回来,而是流转过来重新治理一下”。关友江说。据他介绍,小岗村的地是“岗地”,大块小块分散各处,很难种,集中起来统一治理之后,可以对外出租,租不掉的话也可重新分给个人种。

但这一好想法当年未能实现。在关友江看来,没做成的原因,一是涉及经济问题——“农民不想出钱(治理)”,此外还有各家地好地孬的问题。另外,此举也被质疑作为“大包干”代表的小岗村要走大集体的老路,随着争议出现,此次土地流转不了了之。

五年之后,小岗再次面临一个大规模土地流转的关口。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出“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这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新一轮土地改革的先兆。对中央政策非常敏感的小岗村,终于在土地流转方面迈出一大步:将12个村民组、329户村民的4300亩土地流转到新成立的小岗创发公司,计划将其改造为高标准农田。这是小岗村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土地流转,总面积占全村耕地的42%。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顺利推进改革,原承包户的利益被充分照顾到,每亩土地的出租价格达到九百元左右(随粮食价格变动而变动),且租金由村委会向村民支付。

然而,据《经济观察报》报道,流转之后集中起来的4300亩土地,却迟迟找不到投资者。小岗村多名受访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6年之前,因为没有引来投资,导致小岗村流转出去的土地大片撂荒,村里不得不再找人去种地,“化肥都是村里报(销)”。

2016年9月,安徽农垦集团接手小岗村这4300亩“高标准农田”。在不少小岗村人看来,土地租金太高,如果种粮食,不管是谁,会“种一亩亏一亩”。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小岗村村委会副主任程夕兵通过土地流转,承包了村里约六百亩地,成为全村第一种粮大户,其中有近三百亩就是替安徽农垦集团“代种”的高标准农田。据其介绍,其租地价格因土地质量不一,最高也不过600元,最低仅100元。他说,即使如此,一亩地丰收年也就二三百块钱的利润。“我敢这样讲,在凤阳县,(每年地租)超过500(元)的,(之前)土地没有经过平整的话,种一个死一个。”程夕兵说。

在程夕兵看来,小岗村4300亩高标准农田900元左右的租金“与市场价格不匹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个别人”作梗,“100个人,98个同意了,2个不同意就干不成”,而在搞不成功的情况下,要想把土地流转实施下去,村里只有抬高价格,但没有考虑到这样做的后果。他认为,土地流转最重要的还是因地制宜、实事求是,需要平衡好承包户与种粮户双方的利益,不能脱离实际片面照顾哪一方,这一点正是“大包干”精神的精华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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