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

三个月间，滴滴网约车又出命案，舆论讨伐、企业致歉、自我整改、部门监管，都来了。想当初，带着互联网时代“共享经济”的光环，借着人们对出租车“垄断”的厌恶，挟着拼红包营销的口誉收買效应，网约车势若奔雷，不只在市场上风头无两，而且在舆论上见佛杀佛，谁要是主张建立门槛、有所监管，立即就要遭到口诛笔伐，北京、上海等地的网约车政策大受抨击，而那些完全放手不管的地方，则受到好评。

那时，网约车还没有出事，或者说还没有出现严重到杀人的事，网络上、报纸上传播的，都是网约车如何便宜、如何方便、如何创新，以及如何能够满足小清新趣味的种种气息。那时，舆论看起来是众口一词，那就是放开、放开，不管就好，迎接就好。

那时，也不是没有主张监管的人。网约车并不是一出现就立即获得了政策的认可，各地出台政策的步伐并不一致，网约车政策尺度也不相同，网约车与出租车如何共容、如何保证乘客权益等话题，一直都有，这些都是主张监管、希望监管的表现。只是，那时的舆论或者说被表现的舆论、被标注为“合理”的舆论，就是立即马上、放开就行、不管就好，谁要说考虑怎样接纳、怎样监管，那就是保守、不开化、违背众意。

不出事，就说不管就好，权力只能坏事；出了事，就是监管不力，权力不干好事。这，差不多就是一种流行的“社会认识论”。网约车不过是一个小例子罢了。这种“社会认识论”已经在不少人的脑袋里成功种植，凡事只要把权力指斥一通，那一定是不错的，指斥得俏皮些，那就是满堂彩，乃至成为“社会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