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可人

2018年4月14日，海南建省30周年第二天，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将海南全岛建设成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并在2020年取得重要进展，国际开放度显著提高；到2025年，自由貿易港制度初步建立，营商环境达到国内一流水平；鼓励发展沙滩运动、水上运动、赛马运动等项目，支持打造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探索发展竞猜型体育彩票和大型国际赛事即开彩票。

从1987年筹备建省至今，海南从广东省的一个行政区，成为中国最年轻的省份，从封闭落后的国防前线，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它的足迹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缩影。

但很多事实和数据也显示，海南的发展，并未完全实现当年建省办特区的初衷，与快速崛起的深圳特区相比，存在明显差距。许多人认为，海南这个特区，不“特”。

因此，对于三十而立的海南来说，再次提出海南的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是一份厚礼，更是一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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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是一座曾被寄予厚望的城市，一度被拿来比照台湾。

早在1980年，国务院就专门召开了海南岛问题座谈会，并形成了《海南岛问题座谈会纪要》。《纪要》一开始就写道：“海南岛是中国少有的热带宝岛之一，面积同台湾岛相近。”

《纪要》提出，要对海南岛“放宽政策，把经济搞活”，对外经济活动可参照深圳、珠海的办法，给予较大的权限。随后，国务院连续召开研究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的座谈会，并明确提出了“以实行对外开发促进岛内开发的方针”。

1984年时，邓小平再次将海南岛与台湾相提并论：“如果用20年的时间把海南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就是很大的胜利。”

1987年4月，李嘉诚等香港商人向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建议，将整个海南岛辟为特别行政区，采取自由港的管理办法，由港商负责投资开发。这可以看作是“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模式。

谷牧对此进行了专程调研后，得出结论：这种模式一是国人难以接受，二是海南经济技术底子薄，基础设施不健全，也不具备办自由港的条件。

也是在这次调研的基础上，谷牧将《关于海南岛进一步开放的一些初步设想》报送中央，建议将原来的海南行政区（包括所辖南海诸岛）单独建省，直辖各市县，撤销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另建一些民族自治县，同时将海南全省办成经济特区，在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体制上更开放一些。

这就是中国“最大经济特区”方案的前身。

1988年4月13日，《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获得全国人大通过。海南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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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孤岛变成了热土。“去海南”，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流行语。数以万计的人川流不息地跨越琼州海峡，制造了“十万人才下琼州”的场面。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闯海人。

据媒体报道，在海南宣布建省的次年4月，赴海南求职的人数已达到18万，九成以上具有大学学历。许多人到海南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街头卖报纸、馒头。

涌入的民工更是不计其数，政府最后不得不进行遣送。

闯海的，还有不少台湾同胞。如今遍布各大城市的上岛咖啡，最早便是在海南登陆，甚至一度被误传得名于当时的台商口头语——当时，台商们互相见面问候的不是“你好”，而是“你什么时候上岛的”。

这样的经济热潮，像台风一样，此前此后曾都多次登陆海南。

前一次是1984年和1985年，海南尚未脱离广东省之前。当时国家允许内地企事业单位到广东和福建购买进口汽车，而海南又独享免税进口物资政策优势，于是爆发了全民倒卖进口汽车的风潮。一时间，街上的大爷大妈、幼儿园阿姨等，都参与了这项事业。

之后则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海南再次进入“淘金岛”模式。大量机关干部、商人、学者、大学生，迫不及待跨海登陆 ，并催生了著名的“92派”。

其中后来最为人熟知是就是“万通六君子”：王功权、冯仑、王启富、易小迪、刘军、潘石屹。6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凑了3万块钱，开始了一场华丽的冒险。1993年，万通集团成立时，3万块已变成了3000万元。

另一位“92派”闯海人、今典集团董事长张宝全曾对媒体回忆，1992年的海南，满耳都是打桩机的声音，“遍地是工地，本能地觉得这个地方有机会”。

但是，当大量热钱涌入海南，房地产业井喷，人性贪婪与制度的漏洞，将投资变成了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据统计，在当时人口不到 700万的海南，出现了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地价在一年内从每亩十几万元涨到600多万元，大量房子还在图纸阶段都已几经转手。

1993年后，海南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国家开始宏观调控海南房地产业。少数人及时逃离，但绝大部分曾因海南房地产一夜暴富的人，在一夜间变得一无所有。

之后，海南的房地产进入了漫长的萧条期。天涯、海角、烂尾楼，成为海南“三大景观”。

到了2004年，也是邓小平当年所说“用20年追赶台湾”的期限，胜利没有如期到来。据报道，时任海南省委副书记卫留成在上任不久就把海南18个县市转了一遍，并于2004年1月在省政府常务会议上提交了他的结论：海南仍是欠发达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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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的几次经济热潮，都是伴随着新的经济政策而来。仿佛浪潮，瞬间登陆，转而消退。

特区成立30年间，许多人不断拿海南与深圳作比较。后者以一个小渔村为起点，经过40年的跨越式前进，GDP在2017年超越广州，成为中国第三城。而海南，虽有“特区”的身段，但全省GDP不过相当于深圳一个区。以2015年为例，海南省生产总值为3702.8亿元，而深圳仅南山区生产总值就达3714.57亿元。

2017年，海南省人均GDP为7179美元，全中国人均GDP约为9100美元。也就是说，生活在特区的海南人民，人均GDP水平比全国还低约2000美元。

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

海南第一任省长梁湘曾感慨：“深圳像一张白纸，正如毛主席所讲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案。海南是一张比深圳大得多的，已经被画过多次、改过多次的旧纸，要在上面重新作画，不知道比深圳要难多少倍。”

为了推进改革，海南做了许多尝试。比如，1988年海南公布了《关于贯彻国务院（1988）26号文件加快海南经济特区开发建设的若干规定》。这份规定共有三十条，因此也被简称为“三十条”。

其中许多规定都十分大胆。如第二十四条：本省的人民币外汇汇率由省内外汇调剂市场自由调节。各类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个人均可通过外汇调剂市场自由买卖和兑换外汇。

海南还是率先在中国实践“小政府、大社会”的省份。新组建的省直机构，比原海南行政区的机构少了37个，人员编制减少200余人。一大批行政机构转轨，众多行政干部成为企业职工，进入“大社会”。

这也使得这个“最大经济特区”取得了多项“全国第一”：全国第一个实现省级行政机构最小、公务员最少、农民负担最轻；全国第一个简化审批手续实行公司直接登记制；全国第一个实现“公路交通无关卡”；全国第一个实现综合性社会保障制度；全国第一个实行大型基础设施股份制……这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次超前试验，也為国家“大部制”改革提供了参考模式。

但是，超前改革，也意味着超越现实。

“三十条”仅实施一个多月，就因中央宏观政策调整而冷却。“小政府，大社会”的机构改革，也因为无法和其他地区的机构对应导致工作效率降低而不得不再次扩大编制、升格机构。

同时，因为几轮大规模的圈地和破坏性开发，使得“阳光、沙滩、椰子树，空气好得可以打包售卖”的海南岛正在成为传说。

2003年3月，国家批准海南省为中国首个对全球开放第三、四、五航权的试点省份，2004年又批准海南开放“中途分程权”。这些专业表述，意味着中国政府允许外国航空公司先飞到海南岛，再飞到第三国家，或中国其他对外开放的城市——海南有了“中国最自由的天空”。

但这并没助推海南的经济发展。

2010年，中央决定，未来的海南将定位为国际旅游岛，并计划于2020年初步成为世界一流海岛休闲度假旅游胜地。

但201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这个国际旅游岛的国际游客数量连续3年下降，旅游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平均只徘徊在13%左右，远低于房地产业的贡献。反倒是东北大爷大妈，顶替了稀少的国际游客。。

2017年12月，中央环保督察组狠批了海南房地产行业对环境的破坏，指出部分房地产开发违规填海，一些近岸海域无序开展违规养殖，导致海域生态受损。三亚、儋州、万宁、文昌、琼海、昌江等市县均被“点名”，被评价为“开发”热情屡屡突破生态保护界限。

作为检讨，2018年1月，海南省长沈晓明在海南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未来5年海南将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减少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决不让海南变成房地产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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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特区，为何没有成为“特”的典型？

这个问题引发了不少思考。不少了解海南改革进程的人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来看，海南的经济基础过于薄弱。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致使中央赋予海南的政策优势和体制优势并没有在最佳机遇期内充分发挥出来。

在两难的处境中，海南省委、政府领导班子，对整个海南经济特区发展模式的探讨，从未停息过。

海南首任省委书记许士杰曾向中央进言，这就是著名的有关海南开发的“上、中、下三策”。

所谓“下策”，就是守住现行开放政策，尽可能地落实中央给予的各项优惠政策，照此干法，海南也能以较快的步伐发展，但建成特区的进程要拉长。所谓“中策”，就是多造几个洋浦式的“小香港”，实行封闭式隔离管理，取得经验后，逐步在全岛铺开。所谓“上策”，就是彻底大开放，在海南实行全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直接受国务院领导，与国家各经济部门不发生直接关系，海关后撤，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好”的政策，使全岛成为特区关税区。

成为特别关税区，或者第二关税区，一直是海南多年来的夙愿，但几次错失了历史的机遇。

2013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南各地考察后，提出他的解决办法：“改革开放是发展海南的关键一招。”他希望海南发扬经济特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和利益固化的藩篱。

今年2月，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在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也回答了许多国人一直困惑的问题：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应如何彰显特区之特？

刘赐贵说，新时代下，要实现“海南之特”，必须充分利用好支撑长远健康发展的“三大优势”：一是中国最好的生态环境。海南始终坚持“生态立省”，空气、河湖、近岸海域等生态环境质量长期保持全国一流；二是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国家赋予海南改革开放排头兵、试验田和“一带一路”重要节点等重要功能，海南也在省域“多规合一”、农垦、行政审批等方面创造了全国经验；三是中国唯一的省域国际旅游岛，有中国最密集的高端酒店群、亚洲最大的邮轮港、全球最大的单体免税购物城。离岛免税、落地免签政策和便捷的空中航线让海南成为中国旅游最自由、最实惠的地区之一。

海南建省30年之际，中央决定将其建设成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的决定，不仅对海南的未来有着决定性意义，对全中国和泛南海地区意义深远。这改变了海南过去单兵突进式的改革模式，使它的定位更加贴合国家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大局，更加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它不再是“孤悬海外”的“试验场”，而是国家开放的“排头兵”。

30年前，1988年5月20日，《海南日报》在一版发表编辑部文章《前进！海南人民》：

“在举世瞩目中，海南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纪元，海南人民踏上了通往理想境界的金光大道。……海南省作为我国开放改革的前沿、超前试验的基地，无论成功的经验，抑或失败的教训，都是宝贵的财富，对全国的进一步改革和开放，都将起到探路石的作用。我们要走的是前人未走过的路，要做的是前人未做过的事，其艰难险阻，在所难免。然而，正因为如此，其使命才倍觉重大，其任务才更显光荣。”

30年后，《环球时报》也对新时代的海南做出更加热烈的呼唤：海南，请做新时代的“超级深圳”：

“用成绩说话，历史的领奖台只颁发这一种奖章。而要取得成绩，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不怕万一试错承受责任的担当，都是必不可少的思想条件。海南有极为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区位优势，它能走得多快多远，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构建起能释放多大活力和创造性的人文环境，它能承载、兑现多么大的雄心。”

参考资料

《回忆：邓小平同志有关海南岛问题三次重要谈话》，2004年8月18日《海南日报》

《海南往事》，2008年10月《中国企业家》

《海南改革三十年：风继续吹》，2018年4月《中国新闻周刊》

《闯海南》，杜光辉著，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

2018年2月17日，海南琼海，沿河路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