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萨尔·埃拉 杨柳川

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大概四五岁。那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我家乡普林格莱斯上校城，一个周六的晚上，我们去酒店用餐。我们不常在外边吃饭，并不是因为我们真的穷，而是因为父亲节俭，母亲又对任何不经她手做的食物心怀戒备。那晚也是机缘巧合，我们来到酒店奢华的餐厅，拘谨不安地围坐在餐桌旁。餐桌上铺着白色桌布，陈列着银质餐具、高脚杯和镶金边的碟子。我们和其他前来就餐的人一样，身着盛装。那时候，人们对特殊场合的着装要求还相当严格。

我记得，不断有人来来往往，他们起身把装满书的盒子拿到餐厅另一端——一张圣坛模样的小桌上。盒子多是硬纸盒，当然也有木盒。有些盒子还画了画、上了漆。桌后坐着一位身材矮小的女士，她身穿闪亮的蓝色连衣裙，戴着珍珠项链，脸上略施粉黛，白发挽成个髻。她就是舒博。我记得，我在家乡那段时间，她一直是高中校长。她接过盒子，查看盒中的书，并记录在笔记本上。我仔细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一些盒里书装得很满，盒子都盖不拢；一些则只装了半盒，仅有的几本书在里面碰来撞去，听上去就知道不会有好彩头。当然，盒子里书的种类比数量更有价值。不过，数量也重要。理想的盒子应该装满不同的书，最次的盒子只装几本相同的书，而大多数盒子都是这样。也不知道是谁告诉我这条规则的，可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吧。那时，我一般都这么做：对那些我不懂的事，我总是想象个故事或找出些奇怪的想法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