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超

图1 《尿溺基督》安德里斯·萨拉诺（美国）1987年

随着当代社会宗教的日渐衰弱，十字架已远远超出其作为一种传统的宗教符号所具有的象征意义。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艺术家将其在过去二维空间中的运用转移到雕塑、装置、影像甚至行为艺术中来。这无疑拓展了这一图式符号的艺术语言和形式特征，由此引起这一图式在多维空间艺术形态中的形体变异、空间衍生、材料变革，为我们研究当代受难图像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1.恶搞与诋毁的背后——作为一种政治隐喻的符号

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一切崇高的东西都会显得低俗甚至遭到艺术家的恶搞，基督耶稣也不例外。虽然艺术家本人为此会极力辩称这并非是在侮辱宗教，但还是会遭到观众，特别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的反对、辱骂甚至破坏。在这恶搞和诋毁的背后，是艺术家对于现代社会现象所把持的理性经验和认识。十字架俨然已成为艺术家隐喻当下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媒介符号。

在1987年，纽约艺术家安德里斯·萨拉诺（Andres Serrano）将基督受难像放在自己的尿液中拍照，取名为《尿溺基督》（Piss Christ）。从此，萨拉诺凭借这一极度争议的摄影作品一举成名。在这件作品中，他将天主教中的耶稣、十字架等崇高的宗教形象与血液、尿液、乳汁等被传统艺术所禁忌的液体材料联系在一起（见图1）。在大众眼里，这无疑是对宗教的挑衅，以至于该作品在法国展览时被愤怒的天主教徒当场砸毁。而艺术家则辩称：“这并非是指责或侮辱宗教，而是暗示在当代社会中被商业化和廉价化的基督，”[1]艺术家是想通过利用尿液这种极端的材料来反衬曾经高高在上的耶稣形象。显然，作者本人已经意识到这一崇高的宗教题材日渐低俗和商业化的趋势，只不过他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吸引人们的注意，进而让人们理解和反思这一问题的本源。事实上，萨拉诺本人也为自己这种极端行为做出了辩解，他认为“艺术是一种道德与精神上的责任，它要切开一切伪装的方式，而且直指灵魂。”[2]面对当时具有浓厚宗教情结的人们来说，艺术家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够从根本上唤起人们对于当下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反思。

与萨拉诺相似，奥地利艺术家赫尔曼·尼茨（Herman Nitsch）的艺术也是由于涉及血液、精液和尿液等极端材料而被大众所抨击。不同的是，在尼茨的作品中，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并非耶稣，而是自己的身体或者动物的尸体。1984年，他的行为艺术作品《第80次行动：原始神秘剧》（Eightieth Action：The original mystery drama）将自己的身体捆绑在十字架上，借助宰杀牛羊、泼淋血液等方式形成“残酷的剧场”（Theatre of Cruelty）。[3]（见图2）在表演的最后，作者又将宰杀的牛、羊等动物的尸体钉在十字架上，将这些尸体与耶稣视为同等地位。在这里，尼茨的身体与动物的尸体先后替代基督耶稣，耶稣成为了一个普通的人，成为了一具动物的尸体。艺术家的意图并非仅仅展示场面的惨烈，而是通过屠杀、切割和肢解这样的极端行为，表达在当代社会政治压迫下自己需要的自由，以此暗示现代文明下人类内心的恐惧和欲望，进而体现自己对于当代社会的批判和反讽立场。

当古典绘画中的十字架作为一种宗教符号而被赋予政治隐喻和社会指向时，十字架已不再是纯粹的受难刑具，而是艺术家通过恶搞和诋毁的视觉形象向人们发起对于社会问题和人性价值追问的隐喻符号。当代艺术中的十字架图式已不仅仅作为纯粹的宗教符号而存在，它已经演变成艺术家理性与经验的表征。十字架存在的意义在于揭示其背后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图2 《第80次行动：原始神秘剧》赫尔曼·尼茨（奥地利）1984年

图3 《瞬间的神殿》米兰·克里扎克（捷克）1970年

2.“虚无”的存在——作为一种精神图式的关怀

在古典绘画中，十字架作为基督耶稣的受难刑具，两者是作为一种完整的图式来表达受难的主题和基督教信仰。步入当代以来，艺术家对于这一图式的表现不再局限于传统法则。十字架脱离耶稣形象独立存在，但这并没有影响十字架存在的意义。相反，正是由于耶稣的“缺席”使得纯粹的十字架尽显宗教的神秘气息。耶稣作为一种“虚无”的存在隐晦于多维空间之中，作为艺术家呈现于作品中的图式符号。十字架被赋予了精神力量和观念色彩，从中传达出艺术家的终极情感关怀。

图4 《天堂之梯》史蒂芬·安东纳库斯（希腊）1997年

图5 《千禧年十字架》弗雷德里克·哈特（美国）1992年

捷克艺术家米兰·克里扎克（Milan Kelly zach）于1970年创作的《瞬间的神殿》（Instantaneous Temple）是将自己的身体与三块废弃的枕木垂直平铺于地面所形成的十字架造型（见图3）。与其他十字架艺术形态相比，在这件作品中，基督耶稣的视觉形象并未呈现，而是作为一个“虚无”的存在，隐晦于作品之中。其次，作者本人的身体参与到十字架的空间建构之中，与三块枕木共同组成十字架造型。与上述两位艺术家的极端行为相比，克里扎克同样是在揭示一种社会问题，但她并不仅仅以揭示社会问题为终极目的，而是将自身情感与观念传达到作品中去，通过身体的介入为当下不断遭到破坏的十字架所祈祷，进而为人类和某种精神所祈祷。如作者本人所讲：“我想以一个非常简单的可能为某个人的身体、精神、感受和欲望祈祷。”[4]在这里，作者的身体是唤起人们希望和拯救意识的符号，十字架作为传达艺术家情感寄托的图式，显示出作者强烈的人文关怀。

希腊艺术家史蒂芬·安东纳库斯（Stephen Antonakos）是一位擅长运用光影创作的艺术家。在他的艺术作品中，霓虹灯是一个重要的表现元素。他认为“霓虹灯是一个受控的天堂”。[5]在1997年威尼斯双年展上，他的作品《天堂之梯》（Stairway to Heaven）将耶稣作为一种“虚无”的存在借助于光的力量隐晦于空间之中。该作品以极具希腊东正教教堂特点的几何白色块面作为背景，白色面板前面是一座高约6米的红棕色钢结构框架。一架约12米的金黄色天梯穿透天窗伸向天空。礼拜堂门口上方是若干不同大小的十字架有序排列，在上方霓虹灯的照射下呈现出一种曼妙、虚幻的效果（见图4）。

安东纳库斯利用光影将十字架集合在特定空间中，耶稣作为一种“虚无”的存在，其视觉形象虽未出现，但却强调出整个作品的宗教神秘气息，向人们提供了一种信仰的体验和精神的天路。十字架作为艺术家呈现于作品中的精神图式与作品的艺术形式达到完美统一。在此，十字架作为一纯粹的图式符号并不具有深刻的政治隐喻性和明确的社会指向性。耶稣作为“虚无”的存在虽未真正出现于作品的视觉形象中，但却隐晦于十字架上，进一步升华了作品的主题，营造出宗教性的神秘空间。同样作为精神图式，相比古典绘画中十字架传达的宗教精神，当代艺术中的十字架已衍变为传达作者情感观念的图式符号，更多地体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精神的力量。

图6 《十字架》阿加特·斯诺（美国）2007年

3.世俗化情趣——作为艺术家一种个性化的诠释

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当代艺术中的十字架已彻底脱去其神圣的宗教外衣，成为艺术家任意利用和表现的媒介符号。艺术家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去自由、随意地表现，十字架形象被逐渐的生活化和游戏化。形式与主题已不再是艺术家创作表达的重点，重要的是艺术家个性化的创作手段和现代化的材料与技术运用。

与安东纳库斯相似，美国艺术家弗雷德里克·哈特（Frederick Hartt）的艺术同样注重光的表现，但哈特作品中的光来自于其所使用的透明材料。哈特艺术的最大特点是利用现代化的工业材料和技术手段来模仿古典艺术样式，从而最大程度地追求作品自身的形式美感。他在1992年为纪念耶稣诞生两千年所做的《千禧年十字架》（Millennium Cross）将具有传统人物造型的耶稣形象嵌入透明丙烯酸树脂的十字架中（见图5）。在这件作品中，美感成为哈特艺术的终极追求，作者通过美化十字架这一图式来向人们传达生活之美。如同一件小工艺品，哈特的十字架已不再崇高、庄严和神秘，而是变得美观、优雅和欢愉。

如果说安东纳库斯艺术中的十字架还有耶稣作为“虚无”的存在来强调宗教气氛的话，那么纽约艺术家阿加特·斯诺（Agathe Snow）的十字架则完全与耶稣基督失去了联系。斯诺作品中的十字架符号更多带有戏谑成分和世俗化情趣。在斯诺的作品中，十字架的崇高被世俗化的人物形象所消解。作者只是挪用了十字架这一符号，但并没有赋予其明确的精神指向性。例如，在其2007年创作的装置作品《十字架》（Cross）中，作者利用气球、塑料袋、破旧衣服和树枝等废旧物品为原始材料，在被涂鸦的十字架上通过绳索缠绕、捆绑的方式创作出一个个呆滞和疲惫的卡通人物形象（见图6）。斯诺以游戏的心情将这些工业废弃物任意地捆绑、组合而成，意在传达当代社会下人们对于十字架图式的无视心态和游戏态度。在其作品中，观众已感受不到宗教的庄严和神秘，相反，经过艺术家个性化的阐释，作品中的人物显得幽默诙谐。整组作品传达出了欢愉的情调。

同样是利用个性化的方式诠释世俗化情趣，哈特是借助工业化的材料将十字架赋予审美的内涵，耶稣是严格按照人体形象来塑造的，十字架的造型迎合了大众的审美追求，没有任何的政治指向。这一图式符号凭借美的存在受到人们的欢迎，由此被日常化和生活化。斯诺则是直接挪用十字架图式，将其作为纯粹的元素符号体现于作品之中，其存在是为了丰富作品的形式语言和突显艺术家的个性创作。十字架已成为艺术家独特艺术创作风格的标识。

4.结语

十字架与雕塑、装置、行为艺术等多维空间艺术形态相结合，拓展了十字架固有的形制、空间和材料。古典艺术家注重十字架的法式与结构，强调有意义的形式表达。当代艺术家突破了十字架传统的法式和严谨的结构，突出有意味的形式探索。安德里斯·萨拉诺、赫尔曼·尼茨对十字架的“挪用”与“解构”，米兰·克里扎克、史蒂芬·安东纳库斯对十字架的“整合”与“重构”，弗雷德里克·哈特、阿加特·斯诺对十字架的“游戏化”与“世俗化”的背后，是艺术家对于当代社会中人的价值的重新审视。从利用十字架形象来隐喻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到借助十字架图式符号来表达自身的情感与观念，再到新世纪艺术家通过把玩十字架来突显自身个性化的创作，十字架已超越其最初的宗教话语，将过去宗教层面上的人性关怀上升到社会和文化层面，变得具有政治意涵，精神指向和世俗化情趣。

注释：

[1]Seeley,Bill.“Review—But Is It Art?”.Metapsychology online reviews[EB/O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in_Page,2010-09-02

[2]Andres Serrano.The Body Politic. Philadelphia： Institute Contemporary Art,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94.30

[3]由法国当代戏剧理论家安东尼·阿尔托(1896—1948年)(Antonin Artaud)于1935年提出，强调在借由受控制的戏剧环境，以暴虐的发泄唤起观众的良知和感应，让人们了解自己的真实。

[4]查常平.当代艺术的人文追思：1997-2007.[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3

[5]Irving Sandler.Stephen Antonakos.Hudson：Hudson Hills Press LLC,19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