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二年律令》中有很多关于女性的律法，通过具体法律例条的分析，可以窥见汉初女权的状况。汉初妇女的家庭权利和政治权利不断丧失，家庭权利的丧失主要体现在夫妻互相犯罪中女性量刑较重，继承顺序落后于男性；政治权利则是作为独立政治个体的消失。

关键词：二年律令 家庭权利 政治权利

三代伊始，政治国家建立，男尊女卑的观念逐步确立，并正式形成，氏族制的女权生活，彻底被社会生产排挤到权利核心之外。纵观史料，其中虽不乏主从颠倒、女性掌权之事，但这并不不能说明女性就不处于弱势、屈从的地位。从古代妇女地位变迁的大趋势来看，女权的旁落毋庸置疑。妇女研究，向来为史料所困扰。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出土，为我们窥见汉代社会妇女状况提供了关键材料。从汉简《二年律令》的记载中分析，汉初妇女权利旁落、女权完全依附男权已成事实。

一、女性家庭权利的衰落

《二年律令》中对女性家庭权利的规定主要有夫妻互相犯罪和女性的家庭继承。夫妻互相犯罪分为丈夫殴打妻子的量刑，以及妻子殴打丈夫的量刑。女性家庭继承权主要包括财产、名誉、户主的继承权。从量刑的差别，以及继承顺序分析女性的权利。

（一）夫妻互相犯罪

“妻悍而夫殴笞之，非以兵刃也，虽伤之，毋罪。”[1]P37丈夫殴打妻子，只要不使用兵刃，即便打伤了，也无罪。睡虎地秦简有相似情况的记载“妻悍，夫殴治之，夬其耳，若折支指，问夫可论？当耐。”[2]p228妻为悍妻，丈夫殴打她，如若造成较严重的损伤，比如肢体折断或躯体损伤，丈夫是要被处以耐刑的。汉承秦制，汉初律法也大多沿袭秦律，此条律令中的刑罚却并未沿袭。相较两条律令，秦律中的耐刑对男性是一种恐吓、制止和防范，《二年律令》中的无罪之说，却明显充斥着辩解和纵容，是对男性权益赤裸裸的包庇。妻悍，如何是悍？这个并没有具体的衡量标准，更多的是依据社会俗成。司法仲裁方面，同样由于没有“悍”的具体衡量标准，只能像罗马习惯法一样，完全由仲裁者随意解释。女性的权益在社会保护与司法仲裁方面均得不到相对的公平。通过与睡虎地秦简的记载对比，相较于秦时女性权利在汉初进一步的损失。

妻子殴打丈夫的量刑。 “妻殴夫，耐为隶妾。”[3]P38相对于丈夫殴打妻子的规定，没有了兵刃的限制，也没有了妻悍的前提。无论丈夫的贤宵与对错，妻子只要殴打伤害丈夫，律令便认定其为有罪。隶妾是要比耐刑重得多的刑罚，汉初通常为一年的劳役。《二年律令》以法律的形式把男女量刑相区分，将男尊女卑的社会思想彻底贯彻，律令拋却其最基本的公正原则，成为打压女权的工具。

夫妻互罪的量刑中明显偏向于男性，丈夫殴打妻子的处罚逐步变轻，律令对此的更加包容，均昭示着男权的逐渐加强。妻子殴打丈夫，不仅限制众多，处罚较重，并且律令完全否定了妻殴夫的权力。相对于夫而言，妻则是卑下附从，并不与夫处于同等地位。此种同罪异罚、有别量刑，是汉初女权衰落的必然结果。

（二）女性的继承权

“民大父母、父母……欲相分予奴婢、马牛羊、它财物者，皆许之。”[4]P211

律令中明确规定民大父母、父母想要分取奴婢、马牛羊以及其它财物均被允许，这就证明汉初女性是拥有分享和继承财产权力的，这相较于后代女性完全作为男性附庸而言是相对进步的。但是女性和男性有相同的继承资格吗？很明显男女并不拥有相等的继承权利。

“死毋子男代户，令父若母，毋父母令寡，毋寡令女，毋女令孙，毋孙令耳孙。”[5]P230

汉代家庭户籍与财产在继承上顺序依次为：子、父、母、妻、女、孙、耳孙、大父母、同产子。依据律令汉初女性是可以成为户主，单独立户的，也就是汉代法律是保护女性的继承权的。但是女性却没有公平的继承权利，女性的继承顺序一定排在男性之后，首先具有继承资格的是亡人之子，作为与亡人之子同辈的亡人之女继承顺序却排在第四。另外在孙辈、耳孙辈，女性是没有资格继承财产的。男性在家庭继承方面有绝对的优先权利，这种优先是通过打压女性的继承权利而产生的，女性和女性后嗣家庭权利明显弱于男性和男性后嗣便可佐证。

律令中同样规定了家庭对于爵位的继承。 “为县官有为也，以其故死若伤……令子男袭其爵。毋爵者，其后为公士。毋子男以女，毋女以父，毋父以母。”[6]P227

汉初，爵位是可以继承的。对于政绩突出，因公殉职的官员，如若没有爵位，还会授予最低等的公士。在继承顺位中同级别男性均在女性之前，妻子的继承顺序更是相较在后。对于爵位的继承更倾向于本家男性，对外嫁而来的女性存有更多的损害。汉初妇女虽然可以通过继承获得爵位，享受一定的政治经济利益，但是并不是说，女性的权益就得到了维护和保障。妇女虽能以与家族男性相联系的特殊身份继承其死亡后的爵位，但是妇女仅仅只能继承爵位，并不能向男子一样通过战功或其他的一些功绩而被赐爵。简而言之，妇女的爵位只能被动继承，不能主动获取，也就是说妇女只能依靠于男性去获取爵位。汉初，拥有爵位是获得特殊权益的，男性爵位妇女是可以共享权益的，依据爵位进行相应的免刑是其政治特殊权益之一。为了加强女权对于男权的依附，甚至为了防止女性为了爵位，损伤其夫，律令特别规定“杀伤其夫，不得以夫爵论。”[7]P75完全杜绝妇女在损害其夫的情况下利用爵位特权进行免刑。律令女性爵位继承进行种种限制，通过扼杀女性权利，维护和巩固男性权益。

二、女性政治权利的衰落

女性的政治权利在这里并不是指参与政治的权利，而是作为独立政治个体权力的消失，主要表现为女性对于男性的屈从性，律令中对于女性的政治权利的规定主要有“罪及妻”以及妇女犯罪量刑的问题。

（一）罪及妻

“劫人、谋劫人求钱财，虽未得若未劫，皆磔之。罪其妻子，以为城旦舂。”[8]P66丈夫杀人劫财，处以磔刑，妻子即便不知情未参与，依旧同获罪，罪罚相对丈夫较轻。丈夫犯罪，妻连带，“罪及妻”的形式，完全剥夺了女性的政治权利。

“以城邑亭障反，降诸侯……皆要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9]P3男子犯罪，妻子、父母、同产均被株连，他们作为独立政治个体的权利消失，全部成为了男权的附属物。妻与子、父母相对不同，妻作为外来完整的个体与夫的家族产生纠葛，但是其与夫紧密性完全弱于子和父母，妻成为了夫犯罪的连带着，是女性屈从于男性已成为现实。

“罪及妻”的实质就是连坐制度。这并不是汉代的独创，早在三代时期连坐制度就已产生。商鞅立相坐之法，规范补充连坐制度。连坐制度以一人犯罪牵扯其亲、邻等共同受罚，完全剥夺个人的政治独立，使社会规范完全凌驾于个人自由之上。《二年律令》中的连坐规定基本都存在“罪及妻”，完全把妇女看作丈夫的连带品。

（二）妻犯罪的量刑

“妇贼伤、殴詈夫之泰父母、父母、主母、后母，皆弃市。”[10]P45妇女伤害、打骂丈夫的的直系长辈均要被处以弃市之极刑。对妇人量刑的极端残酷是男性强权之下规定纲常伦理的特殊产物。汉初，政治混乱、纲纪无存，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长治久安，强制规定纲常秩序，其中尤以推崇孝道。妻作为家庭中的纽带，是维护孝等纲常秩序的重要环节。规范妻的行为，对于孝等纲常伦理的维护無疑有巨大作用。统治者为了推行其社会规范，直接以重罪量刑损害女性的基本政治权益。作为男权社会下的产物，女权的牺牲是必然的。

女权政治权益的损害并不单单只是作为独立政治个体的消失，还有其参政的权益。只是参政的权益早在父系社会确立之后就已逐渐消失。其中虽然出现过几次如赵太后、吕后这样的女性主政，但都是昙花一现，并且女性只能处于政治的边缘，即便主政也是以辅政为名，强势如吕后也不敢撺居天子之位，男性强权之下，女权只能居于其次。

结 语

《二年律令》是汉初的一部法律典册，其代表统治意志，规范社会行为，其记载和规定的律令极具普遍性和权威性。因此从《二年律令》中探寻女权在汉初的衰落程度，是具有可信性的。从具体律条分析可知汉代女权已经需要男权的庇护，对男权充满了屈从性，妇女法律地位低下，量刑时都不能被公平对待，家庭权利、政治权利严重丧失。在这种扭曲而又正常的发展之下，最终导致女性完全成为男性的附属品。男权制下妇女几无权利可言，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导致妇女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才能和价值。以史为鉴，现今我们要正确看待妇女问题，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的作用。

参考文献：

[1][3][4][5][6][7][8][9][10]朱红林.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集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 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 壹》[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郑吉伟（1992-），男，汉，河南省襄城县人，河南大学2016级研究生，从事历史文献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