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杉杉 刘增钰

摘要：当今时代是一个科学技术的时代，科学技术对人类生活的渗透要求在探讨“自由”问题时不得不考虑科技的影响。科学技术的巨大冲击力使消极自由所强调的不受干涉的范围以及积极自由关注的自主能力在科技时代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关键词：科技时代；积极自由；消极自由

自由自始至终是一个关于人的问题，作为一种人在生活中合理生存的模式，始终是西方政治哲学中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自以赛亚·伯林于1958年在《自由的两种概念》一文中提出应该对自由的两种不同视角——“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加以区分后，其思想俨然成为自由问题探讨的主流框架与研究路径。在现代人的生活依靠现代科学技术来撑持的时代中，人已经适应了科学技术一体化的生存模式，科学技术正在全面地规定着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因此，在科技浪潮的带动下，人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日益密切，科技的逐渐渗透与深刻影响，使得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均受到一定意义的冲击与质疑。

伯林所探讨的两种自由是对不同类型问题的关注与回答。其中，消极自由和针对以下这个问题所提出的解答有关，亦即：“在什么样的限度以内，某一个主体（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他人的干涉？[1]”；积极自由则与“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有权控制、或干涉从而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成为这种人，而不应该去做另一件事、成为另一种人？[2]”问题的答案有关。简而言之，消极自由是一种“免于……的自由”，而积极自由是“去做……的自由”。两种不同层面的自由概念之间可能有重叠之处，但他们各自所关注的视域也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可知，科技时代下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所面临的处境与问题也存在差异。

就消极自由而言，其强调在私人领域中个人潜在选择被容许的范围，关注主体活动范围大小的问题，作为形式层面的自由概念，消极自由放弃了对自由意志与自主权力的追求，不考虑后果、不在意实质上是否能够实现。如果在这个范围内，我被干涉了，或我按照自己的意愿做我自己的事情，但存在外在的阻碍，那么我就是不自由的或被奴役了。“是否受到干涉”成为消极自由尤为在意的问题，成为主体能否拥有消极自由的评判标准。

而在科技时代，消极自由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科学技术以一种“异化”的形式出现，从横向维度来看科学技术所涉及的领域，世界、自然、社会甚至是人的思维领域，科学技术的印迹已无处不在，科学技术如同空气般渗透到人类周围，并与人类进行互动与结合。具有极强渗透力的科学技术，正在严重地冲击消极自由所关注的“不受干涉的范围”，人类在利用发明创造提升生活质量的同时使自己毫无保留地暴露在科学技术面前。其次，将“科学技术所造成的不受干涉范围缩小”定义为“非人为的原因所导致的个人行动受阻的情况”是一种逃避现实与责任的表现，因为科学技术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之一，通常被视为是人类能力的展现，不能被算作能力的欠缺。科学技术无疑是“他人蓄意地对人们行动的干涉和妨碍”，是人类在异化状态下自觉或不自觉造成的自由缺失。最后，作为人自身之外的一股力量，科学技术在干涉人类的过程中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与难以预测性，人类甚至无法知晓未来的世界究竟是人成为机器人，还是机器人成为人。

就积极自由而言，自由是个体希望自己能够自主决定生活，而不屈从于外界任何力量的愿望，是自由意志能得以充分展现、理性能够实现自我导向的诉求，“我希望成为我的生活与决定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取决于随性、有意识的目的的推动，而不是被外在的影响我的原因的推动[3]。”积极自由是内涵式概念，“成为自己”、“做自己”是积极自由的主要内容，一方面积极自由要求祛除所有外在的干预，另一方面要求个人拥有以某种方式行为的权力或能力。由此可知，“积极自由的源动力来自于人的主体能动性，其本质上是对个体自治和自主的能力的期待，它的关注点在于一个人能否遵照内心意愿去管控、驾驭自己，以按照自我偏好的方式去做自己想做的事[4]”。

科学技术对积极自由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在生理层面对“自由意志”是否存在的科学实验陆续展开，部分研究人员根据实验获得的数据信息，主张人类对于自由的主观体验可能仅仅是一种错觉，自由意志可能不存在，理性与自我认知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理解什么是自己”与“解释什么是上帝”在本质上属于同一类无解的问题。一旦这类观点被更多实验所证明，将对自由思想尤其是积极自由造成根本性的动摇。另一方面，人类无法清楚地回答“科学技术是否对自我产生影响”、“科学技术何时何地对我产生影响”等问题，科学技术致使“自我”概念出现模糊性，现阶段人类尚且无法做到跳出物质与思维的限制，以“上帝”视角证明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受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因素影响。以大数据背景下对信息的选择、加工与处理为例，最后呈现的结果究竟是人类根据自身实际需要与偏好加以处理而成的，还是科学技术作用下智能系统在将初始数据提供给人前就已先行篩选设定的，至今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悬搁问题。

参考文献：

[1]以赛亚·伯林：自由论·两种自由观[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89页.

[2]以赛亚·伯林：自由论·两种自由观[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89页.

[3]以赛亚·伯林：自由论·两种自由观[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200页.

[4]王勃：在积极与消极之间——伯林两种自由观再思考[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