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武，楠 楠，黄利民



中国南方稻作区不同规模农户土地集约利用行为的差异比较

刘成武，楠 楠，黄利民※

（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武汉 430074）

认识不同规模农户土地集约利用行为的差异规律，正确引导规模农户走可持续集约用地的道路，对国家的粮食安全与生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基于湖北省江汉平原地区4县（市）8乡（镇）16个村（组）480个农户家庭的调研数据，在划分规模农户类型的基础上，对小、中与大农户农地集约利用的目标、要素投入行为及其利用效率等方面的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1）农村“非农”与“非粮”农户增多，超过1/4的家庭不再从事粮食生产活动，现阶段小农户的数量还较多，但中、大农户已成为本区土地经营最重要的组织形式；2）不同规模农户土地集约经营的价值取向与集约偏好差异明显；3）大农户的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与粮食商品率均比中、小农户高，大农户的发展处在土地规模经济阶段，但其农药与化肥等要素的投入出现过度集约问题，国家需要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大农户走土地资源可持续集约化的道路。

土地利用；粮食；农村；大农户；土地利用集约度；农户行为；稻作区

0 引 言

欧美国家的土地利用历史表明，在工业化与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土地经营的组织形式出现“农场个体数量减少，单个农场经营规模扩大，家庭农场最为稳定”等变化特征[1]。中国近40年来的发展历程，类似于欧美国家20世纪走过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道路，土地经营的主体形式出现重大调整，农村地区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户减少，中、大规模的土地经营组织正在迅速成长[2]。基于粮食安全与城市化发展的需要，国家近年又出台了一系列更加积极的土地流转与鼓励土地规模经营的相关政策，农地正在从传统小农户家庭向中、大规模经营组织手里不断集中，土地规模利用与集约化经营已成为中国农地利用最重要的变化态势[3]。而不同经营规模的农户，其土地利用的目标与经营方式均有显著差异[4]。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差异，将不仅直接影响土地的粮食生产能力，关联国家的粮食安全，还会对农户家庭增收与当地的生态环境建设带来影响[5-6]。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把握不同规模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差异规律，并在实践中正确引导农户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道路。

近年来，不少学者对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地区土地经营组织的演变特征进行了研究，发现单一的中国传统农户家庭已经分化出“纯农户、兼职农户与务工农户”等多元化类型[7]。不同类型农户土地经营的目标与土地集约利用的意愿差异明显[2]，农户土地利用集约度的变化与土地资源禀赋、农产品价格与农户个体差异等因素有关[8-11]，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与集约利用程度的提高对土地产出与国家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12-14]。总的来看，多数学者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与土地集约水平的提高等问题上，而对不同规模土地经营组织的发展程度、不同规模农户土地集约利用行为的差异，以及规模农户土地集约利用行为的可持续性等问题关注不够，鲜有相关成果见刊。而从国外发展态势来看，欧美国家的农场经营规模较大，农场主的土地集约利用行为受到高度重视。欧盟近年又提出了土地可持续集约化的思想，强调土地集约利用不仅要提高土地生产的物质产量，而且还要改善提升土地生态与环境的质量[15]；Allan Buckwell等[16]在评价欧盟不同地区土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适宜性的基础上，从“政府、公众与农户”等层面明确了欧盟农业可持续集约发展的策略。可见，在中国规模农户发展过程中，引导大农户走可持续集约的道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这种背景下，本文以中国传统商品粮生产基地江汉平原为例，瞄准现阶段中国南方稻作区不同规模农户集约利用行为的差异问题进行分析，以期在理论上认识中国不同规模农户土地集约利用行为的差异规律，在实践中为合理引导规模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提供参考。

1 案例区域概况

江汉平原介于北纬29°26′～31°10′，东经111°45′～114°16′，地处长江中游、湖北省的中南部（图1），西起宜昌市枝江县，东迄武汉市，北至荆门市的钟祥市，南与洞庭湖平原相连，面积约4.6万km2，是中国长江中下游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地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光、热、水资源充足，具有优良的农业生产条件，是湖北省最集中的水稻种植区，播种面积高达63.4万hm2[17]，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与湖北省的传统“粮仓”，也是全国最重要的水稻生产基地。但是，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本区劳动力外流速度加剧，“三农”问题严重，区域粮食生产能力出现明显的波动与下降[18]。近年来，在中国土地管理制度创新，尤其是土地“三权”分离制度与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本区的农地经营组织形式正在出现重大变化，并将对区域的粮食生产产生重要影响。江汉平原农区的这种变化在中国南方水稻种植区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

图1 调研区域在湖北省的位置

2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2.1 农户调研方法

为确保调查样本的广泛性与代表性，我们通过分层随机抽取样本的方法，在江汉平原农区选取4个调研县（市），每个县市区选择2个乡镇，每个乡镇选择2个典型村（组）进行走访调研。调研分两步进行，首先，通过村组长的座谈会了解村组土地利用变化整体情况，收集大农户发展与村组相关统计数据；然后将调研队伍分成5个小组，每组2人，通过入户与入田的方式对农户进行面对面问卷式访谈，单个农户谈话时间约1 h；调研问卷涵盖“农户家庭概况、农地利用变化、土地利用方式与利用程度、规模农户土地经营现状、存在问题与政策期待”等内容。2016年8月，调研小组对研究区内的16个村组500个农户家庭进行了详细的走访调查，得到有效问卷480份，占全部问卷的96%。

在480个样本农户中，有18个家庭已将承包的土地全部流转出去而成为纯粹的“非农”农户，另有108个家庭从事旱作农业活动，但已不再用水田种水稻，属于“非粮”农户。本区非农与非粮农户数达126户，占总样本数的26.25%，即1/4以上的农户已不再生产粮食。目前真正从事水稻种植的农户为354户，水稻种植总面积259.77 hm2，户均经营规模为0.73 hm2。本文的分析基于目前真正从事粮食生产的354个样本农户。

2.2 规模农户的分类与描述

多大规模才是适合国情的适度规模，什么样的农户才是大农户，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认知。在现有研究中，规模农户的划分差异较大，且无严格划分依据[19]。辛良杰等[13]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东北地区农户经营的适度规模以2 hm2为宜；张成玉[20]的研究显示河南省农户经营的适度规模为4.8 hm2。南方水稻种植区的情况不同于北方地区，农户的适度规模与大农户的标准宜因地制宜分析。为此，本文根据本区农户家庭水稻种植的实际面积，结合农地流转（转入与转出）情况，采用K-均值聚类分析的方法，对354个农户样本进行分类，得到如下聚类结果（表1）：

第1类，小规模农户（以下简称小农户）。小农户的用地规模在0.46 hm2以下，平均规模为0.25 hm2，共有195户。其中，23.08%的家庭有“土地转出”行为，农户现有经营规模比承包时要小，土地利用以传统小家庭经营模式为主。

表1 农户土地经营规模聚类分析结果 Table 1 Cluster results of peasant household’s land use scale

第2类，中等规模农户（以下简称中农户）。中农户的土地规模介于0.46～2.25 hm2之间，平均规模为0.91 hm2，共有138户。其中，47.10%的家庭有“土地转进”行为，农户家庭实际经营的面积扩大了44.98%，但仍以家庭经营模式为主。

第3类，大规模农户（以下简称大农户）。这类农户较少，只有21户，其种植规模在2.25 hm2以上，平均规模为4.01 hm2，最大规模为7.67 hm2。大农户均有较大规模的“土地转进”现象，农户家庭经营规模扩大了605.72%，土地经营出现“家庭农场”特征。

从农户家庭的数量来看，小农户的数量仍然最多，占样本总数的55%，但其经营的农地面积只有49.36 hm2，仅占到总面积的19.00%；中农户有138户，占样本总数的39%，实际经营的土地面积有126.3 hm2，占总土地规模的48.62%；大农户的数量还较少，只有21户，仅占样本总数的6%，但其经营的农地面积达到84.11 hm2，占总样本面积的32.28%。可见，中、大农户已成为本区土地经营最重要的组织形式。

2.3 农地利用集约度的计算

农地利用集约度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单位面积的耕地上投放的资本和劳动力数量[21-22]。本文运用德国农业经济学家T.Brinkmann提出的用货币额表示土地利用集约度，计算公式如下[23]

式中为耕地利用集约度，元/hm2；为投入到耕地中的劳动力金额，元；为资本消费额，元，包括增产性资本及省工性资本；为耕地面积，hm2。耕地中的劳动力金额包括农户自身的劳动工资和雇用劳动力的工资；资本消费额指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畜力或农业机械的总费用。其中，化肥投入量的计算是根据当地农户实际使用化肥的类型，参考国际化学肥料通用的折纯率（氮肥0.2、磷肥0.2、钾肥0.55与复合肥0.48）标准，对农户使用的化肥总量进行计算。而水稻生产从播种到收益的时间较短，一般为4个月左右，经营资本利息可以忽略不计。

3　结果与分析

3.1 小农户粮食生产多以“家用”为目标，中、大农户粮食生产“市场化”特征显著

一般而言，农户粮食生产的目标有2个，一是以“家用”为目标，主要满足自家的粮食需求，解决“温饱”问题，结余部分在市场销售；二是以“销售”为目标，主要瞄准市场的粮食需求，追求“致富”目标。从调研的数据来看（表2），51.81%的小农户以“家用”为目标，这些农户只保留自己的“口粮田”，粮食生产“自给”特征明显，多余的土地流转给其他农户；48.19%的小农户，维持原有承包地的规模不变，生产的粮食小部分“家用”，大部分兼顾市场需求。而80%的中农户与100%的大农户，土地利用的目标是瞄准市场的粮食需求，通过大量的粮食销售以实现家庭的致富目标。可见，在土地经营目标上，不同规模农户的价值取向有差异，中、大农户是中国粮食的主要生产者，对国家的粮食安全更加重要。

表2 不同规模农户粮食生产的目标Table 2 Food production target of land use for different scale farmers

3.2 不同规模农户在集约要素投入结构上较为相似,但在集约程度上有差异，大农户的集约度更高

从农地利用的集约程度来看（表3），小、中、大农户土地利用的集约度分别为11 156.23、11 935.06与12 102.71元/hm2，中、大农户的土地集约度分别高于小农户的6.53%与7.82%，说明农地经营规模越大，农地利用的集约度越高。

表3 不同规模农户的土地利用集约度

从主要集约要素在总集约度中的占比来看（图2），不同规模农户的集约要素投入均以人工要素为主，其占比均在41%以上，其次是农机、化肥与农药要素，其占比分别介于22%～25%、19%～20%与9%～15%之间，说明本区不同规模农户在集约要素的投入结构上差异不明显，这与本区土地资源地势平坦、土壤质地差异不大，且农户间的水稻种植模式基本相同等因素有关。

图2 主要集约要素在总集约度中的占比

3.3 在劳动力要素的投入上，小农户重“数量”，而大农户重“质量”

从单元面积农地上投入的用工数量来看（表4），小、中、大农户的投入量分别为51.42、46.96与22.50工作日/hm2，小农户的用工数量相当于大农户的2.29倍，这是小农户劳力集约度高达5 410.77元/hm2的主要原因。进一步考察投入劳动力的素质发现，大农户投入的劳动力以男性为主，男性占比为85.82%，远高于中、小农户的57.51%与51.30%；从投入劳动力的年龄来看，小、中、大农户投入的劳动力平均年龄分别为57.55、53.75与49.13岁，大农户投入的劳动力平均比小农户年轻8岁；在文化素质方面，大农户受教育的平均年限为7.28 a，明显高于中、小农户的5.73与5.48 a。可见，大农户投入劳动力的综合素质明显优于中、小农户。

表4 不同规模农户劳力要素投入的差异

3.4 农机要素的投入方式以购买农机服务为主，大农户投入的力度比中、小农户大

江汉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单个田块面积较大，比较适合农业机械设备的使用。在水稻生产过程中，农户主要在“耕耙水田、机械插秧、水稻收割与粮食费用”等生产环节投入农机要素。从调研的情况来看，在354个水稻生产农户家庭中，只有15家拥有自己专属的小型农机设备，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农户普遍认为目前自家的用地规模偏小，还不足以降低单独购买农机的成本，直接购买专业性的农机服务更为现实。从农机要素的投入力度来看（表3），大、中、小农户的农机集约度分别为2 944.29、2 753.51与2 515.20元/hm2，大农户的投入力度分别比中、小农户高6.93%、17.06%，说明规模越大的农户其农机要素的投入力度也越大。

3.5 不同规模农户间化肥集约程度差异不明显，但规模越大的农户其农药集约度越大

从化肥要素的投入情况来看，354个样本农户单位面积土地上投入的平均折纯量为380.46 kg/hm2，小、中、大农户的投入量分别为369.33、390.57与417.48 kg/hm2，其对应的化肥集约度分别为2 120.76、2 241.45与2 383.43元/hm2（表3），在农地总集约度中的占比在19%左右（图2），不同规模农户间的差异不明显。但是，在农药要素的投入上（表3），小农户农药要素的投入为1 109.49元/hm2，占总集约度的9.95%，其占比相对较低；而中、大农户的农药要素投入量显著增加，分别达到1 455.87元/hm2与1 796.43元/hm2，中、大农户的农药集约水平分别是小农户的1.31倍与1.62倍。可见，规模越大的农户其农药要素的集约水平更高。造成不同规模农户农药投入差异较大的原因与农户粮食生产的目标有关，小农户生产的粮食以家用为主，比较看重自己的食物安全，而中大农户的粮食生产以市场销售为目标，更加关注的是土地的高产与增收，而不是食物安全问题。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本区农地利用过程中农药的使用次数与使用量显著增加[24]。农药投入要素量的持续增加，不仅加重了农户的经济成本，可能还会危及本区粮食产品的品质与土地的生态环境质量，需要给予重视。

3.6 不同规模农户的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与粮食商品率差异显著

比较3种规模农户的土地利用效率发现（表5），农户的劳动生产率随着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而显著提升，分别从小农户的1 257.54 kg/人提升到中、大农户的4 728.14与17 371.77 kg/人，大农户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中、小农户的3.67倍和13.81倍；从农户的土地生产率来看，小、中、大农户的土地生产率分别为8 392.31、8 949.02与9 254.64 kg/hm2，大农户的土地生产率略高，但差异不明显；而从粮食的商品率来看，小、中、大农户的商品率分别为50.44%、91.67%与98.03%，规模越大的农户，其粮食商品率也越高。从这点看，中、大农户的生产粮食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更大。

表5 不同规模农户土地利用的效率

3.7 大农户的发展处在土地规模经济阶段，但农药与化肥存在过度集约问题

在规模农户的发展过程中，确定适度的土地经营规模，采取可持续的集约投入方式，对农户的增收与区域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土地规模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固定成本的节约，其直接表现为单位产品成本的降低。在农地经营规模扩大过程中，如果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降低，说明土地处在规模经济阶段；反之，则处在规模不经济阶段。

从调研的数据来看（表6），大农户单位产品的平均总成本与劳力成本分别为1.31与0.54元/kg，低于中农户的1.33与0.61元/kg，低于小农户的1.33元与0.64元/kg，说明本区大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还处在规模经济阶段，大农户经营的土地规模还有扩大空间。但是，从农机、化肥与农药3个要素的投入来看，大农户单位产品对应的平均成本从小农户的0.30、0.25与0.13元/kg分别增加至0.32、0.26与0.19元/kg，均出现了递增现象，出现规模不经济特征，说明本区物质要素的投入存在过度集约问题。尤其是大农户的农药成本增加幅度较大，农药过度集约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表6 不同规模农户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本区单位产品平均农机成本的增加，只表征在当前农户“购买农机服务”的投入模式下，存在经营规模越大农机成本越高的问题，而不是农机过度集约的问题，因为本区大农户目前极少自己购买了专属农场的机械设备，主要原因是大农户现有经营规模达不到固定成本分摊的节约。

4 讨 论

1）从规模农户的综合用地效率来看，国家宜进一步支持大农户扩大经营规模。

土地规模利用与集约化经营已成为中国农地利用最重要的发展方向，但到底多大规模才是中国适度的规模，目前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些学者从土地就业与农户生活基本保障功能等视角看，强调农地小规模经营对中国社会稳定与农户利益保障的重要性，不主张土地大规模流转，对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对规模农户迅速发展持谨慎态度[25]。另一部分学者，基于资源学与经济学等视角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户目前经营的土地规模太小，土地利用效率太低，不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从小农户规模走向“适度规模”是一种必然[26]。而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随着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大农户的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与粮食生产的商品率均在显著提升，规模农户的综合利用效率要显著高于小农户，中、大农户对国家粮食安全更加重要，国家宜进一步支持大农户扩大经营规模。

2）从规模农户的集约利用行为来看，国家相关部门宜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大农户走土地资源可持续集约化的道路。

调研数据表明，随着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增加土地利用物质投入、持续提高农地的集约程度是规模农户土地利用的共同策略。在土地集约方式与途径上，农业机械集约是最大公约数，不同规模农户之间差异不明显。但是，在农地利用集约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农户在单位面积土地上使用的化肥与农药也在同步增加，农药与化肥的投入出现的过度集约问题，且经营规模越大的农户，其化肥与农药的使用量越多。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是225 kg/hm2，但本区农用化肥单位面积平均施用量达到380.46 kg/hm2，大农户的施用量更是高达417.48 kg/hm2，是安全上限的1.86倍。而化肥与农药的过度集约会导致土地板结、环境污染、粮食产量质量下降等问题，危害环境甚至威胁到粮食安全[27]。遗憾的是，政府与学术界现在更加关注的是如何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如何提高土地的集约程度，而对农户的土地集约利用行为是不是可持续的集约利用行为关注不多。因此，有必要借鉴欧盟等国家的经验，大力提倡土地可持续集约化的思想，并从“政府、公众与农户”等层面明确了中国农业可持续集约发展的路径，引导大农户走土地资源可持续集约化的道路。

5 结 论

1）在农地经营组织演变过程中，农村“非农”与“非粮”农户家庭增多，超过1/4的农户不再从事粮食生产活动。小农户在数量上还比较多，有195户，占总样本数的55%，但其经营的农地面积仅有49.36 hm2，只占总面积的19%；大农户的数量较少，只有21户，占总样本数的6%，但其经营的农地面积有84.11 hm2，占总规模的32.38%。中、大农户已成为本区土地经营最重要的组织形式。

2）不同规模农户土地集约经营的价值取向与集约偏好差异明显。小农户粮食生产多以“家用”为目标，中、大农户粮食生产“市场化”特征更为清晰。不同规模农户农地利用的集约度有差异，大农户的集约度更高，但在集约要素投入结构上较为相似。在劳动力要素的投入上，小农户重“数量”，而大农户重“质量”；农户农机要素的投入方式以购买农机服务为主，大农户的农机集约水平高于中、小农户；不同规模农户在化肥投入上差异不明显，但在农药要素的投入上，规模越大的农户其农药投入的量越大。

3）大农户的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与粮食商品率比中、小农户高，土地规模的效率优势明显，本区大农户的发展还处在土地规模经济阶段，但农药与化肥的投入开始出现过度集约问题。大农户化肥、农药要素的过度集约行为将危及本区粮食产品的品质与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国家宜基于不同规模农户集约利用行为的差异规律，制定相关政策调控农户的土地可持续集约利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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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 comparison on land intensive use of different scale farmers in rice-growing areas in Southern China

Liu Chengwu, Nan Nan, Huang Limin※

(,,430074,)

In recent years, as China’s government has introduced a series of policies to promote land circulation and moderate-scale operation, scattered agricultural land is constantly concentrated, land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is rapidly changing, moderate scale management has become the key to China’s agricultural land use system innovation, and large farmers will become the main form of land use in China in the following period. Whether large farmers can develop healthily will determine the efficiency of land use in China, which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country’s food security.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s of farmland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in time, grasp th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of large farmers and help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armer organizations with moderate scale. In this context, knowing the law of framers’ land intensive use and guiding farmers in the path of the sustainable intensive land utilization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hina’s food security and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480 households in 16 villages from 8 different towns located at 4 different counties of Jianghan Plain in Hubei Province, China, this paper firstly divides the type of peasant households, and then studies the difference of land intensive utilization between the farmers of different scales.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rmers with “non-agricultural land use” and “non-food production” in rural areas are increased, and more than a quarter of families are no longer engaged in food production. At present, the number of small farmers is larger than that of middle and large farmers, but the number of land owned by large and medium-sized farmers has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80% of the total arable land. The middle and large farmers have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form of land use in this area. The target and the behavioral preference of land intensive utilization for different scale farmer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ood production of small scale farmers is mostly targeted at “household us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rketization” of food production of medium and large farmers are clearer. The intensities of agricultural land use for farmers of different sizes are different, and the intensities of large scale farmers are higher, but they are similar in terms of intensive factor input structure. In terms of the input of labor factors, small scale farmers attach importance to “labor quantity” while large farmers attach importance to “labor quality”. The input mode of peasant household agricultural machinery elements is mainly to buy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farmers of different sizes in the input of fertilizer. But in terms of the input of pesticide elements, the larger the scale of land management operated by farmers, the greater the amount of pesticides invested. The labor productivity, land productivity and grain commodity rate of large scale households are higher than that of middle and small scale households. The land use scale of large farmers is in the stage of economies of scale. However, the inputs of agricultural pesticides and fertilizers in land use are excessively intensive, so it will lead to some problems such a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degradation of food production quality, even threat of food security. It is necessary for our government to formulate relevant policy to guide large farmers to take the path of 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 in land use.

land use; grain; rural areas; large-scale farmer; degree of land intensive use; farmer’s behavior; rice regions

2018-05-04

2018-07-3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地边际化与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互馈机理及其效应研究,4107106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市圈发展过程中生态用地的耗损机理与保护对策研究——以武汉城市圈为例，14BGL156）；中南民族大学科研项目（CST18005、CST18007）

刘成武，男，湖北通城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农地边际化与土地管理研究。Email：liucw@igsnrr.ac.cn

黄利民，女，湖北通城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土地资源管理方面的研究。Email：huanglm@scuec.edu.cn

10.11975/j.issn.1002-6819.2018.17.033

F321.1

A

1002-6819(2018)-17-0250-07

刘成武，楠 楠,黄利民. 中国南方稻作区不同规模农户土地集约利用行为的差异比较[J]. 农业工程学报，2018，34(17)：250－256. doi：10.11975/j.issn.1002-6819.2018.17.033 http://www.tcsae.org

Liu Chengwu, Nan Nan, Huang Limin. Difference comparison on land intensive use of different scale farmers in rice-growing areas in Southern China[J].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2018, 34(17): 250－256.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doi：10.11975/j.issn.1002-6819.2018.17.033 http://www.tcsae.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