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

尊敬的各位诗人和朋友们：

既然这次诗人大会的主题之一是“治愈”，那么，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意味着有需要“治愈”的东西，那是什么？

1998年夏，在我做访问作家的斯图加特的一个古堡前举行了由奥迪公司赞助的露天音乐会：阔大的场面，上千身着晚礼服的中产阶级听众，音乐会的最后一场是斯图加特交响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而指挥却是特意从以色列请来的犹太人！当音乐达到高潮时，绚丽的礼花从舞台两侧飞向了夜空，人群沸腾，香槟也开得呯呯响。但不知为什么，那一夜却是我最痛苦的一夜。我自忖，我是一个中国人，不曾经历过“奥斯维辛”，是什么在我身上痛苦？

是啊，是什么在我们身上痛苦？很多时候，我们不由得这样发问，纵然这有点“明知故问”，纵然我还知道这样问得徒劳。

而现在，我不再问了。不是我累了，而是当历史的迷雾过去，我们已渐渐看得更清楚了。创伤？是的。对于像我这样的中国诗人，这种创伤经验是个人的，但也是一代人的。它构成了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核心。它就内在于我们的身体。无论我們显得多么超脱，它定义了我们。

问题还在于，这种创伤不仅没有得到治愈，它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艺术揭示。我们的文学和诗歌，或是回避这种创伤经历，或是只触及到一些表层的东西。我们很难进入到“灾难的现场”。我们的见证、哀悼和治愈都是不可能的。最后，我们几乎无一例外都选择了遗忘。

匈牙利犹太裔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凯尔泰斯说他不断要求自己“重返自己生命中决定性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