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 锴，张文俊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战争动员是准备和实施战争的重要举措，是变战争潜力为作战能力的主要手段，是转化对抗双方力量对比和战略态势的物质基础[1]。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日军对八路军的打击力度加强，军队难免出现损耗，加上战略反击，需要扩充军队，缩小敌我差距，中国共产党需要不间断地进行战争动员以补充兵源。那么，中共是如何动员民众参军的呢？又是如何保障抗属利益的呢？对于中共参军动员的问题，目前学界专著较少，研究多以论文形式出现*齐小林：《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魏宏运：《抗战第一年的华北农民》，《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1期；史进平：《抗日战争时期平山人民参军热潮原因探析》，《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10期；杜君、欧瑞：《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优抚安置及拥军支前研究》,《理论学刊》2017年第4期。。齐小林的著作围绕河北参军动员而展开，档案详实，议论缜密，对一些传统观念提出了质疑，学术价值较高；魏宏运认为,中共给农民带来了新思想，促使农民积极主动参军；史进平以山东平山县参军动员为例展开研究，强调民族意识的觉醒对于参军的重要意义；杜君、欧瑞则条理清晰地梳理了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优抚制度。山西是八路军敌后抗日的主要战场，对于中共在山西地区是如何动员民众参军的问题，学界关注较少。鉴于此，本文试以山西省档案馆、沁源县档案馆馆藏档案等原始资料及《太岳日报》等相关资料为依托，意图通过中共在太岳首府所在地沁源县*1941年1月，为加强对敌斗争的领导，太岳行署以横亘于中部的朱鹤岭为界，将沁源县一分为二，南北分设为沁源、绵上两县。太岳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仍然驻在沁源县城以南的闫寨村和赵寨村一带。1945年12月，中共绵上县委、县政府撤销，重新并入中共沁源县委、县政府。本文即以战时沁源县、绵上县展开研究。动员参军实践过程中从上层战略布局到下层组织实施的状况，来探讨中共参军动员的方式、成效及其不足之处。

一、沁源县的战略地位

抗战全面爆发后，1937年11月，八路军129师一部建立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1939年7月，日军对晋东南发动第二次九路围攻，打通了白(祁县白圭，今东观镇附近)晋(城)交通线，占领了沁县、襄垣、长治、晋城等县城。至此，完整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以白晋线为界，被割裂为路东太行、路西太岳两个根据地。以薄一波为政委、牛佩琮为政治主任的决死一纵队和以安子文为书记的中共太岳地委转移到太岳的腹心沁源县，创建了太岳抗日根据地。 沁源位居太岳之巅，东接太行，依傍白晋线，西连吕梁，俯视同蒲线，南为临(汾)屯(留)公路，3条交通线呈“品”字形。沁源恰处于“品”字的中心地带，是连接太行和晋绥根据地的桥梁，进可攻，退可守，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940年1月，太岳区党委和太岳军区在沁源闫寨村成立；1941年9月，太岳行署在沁源赵寨村成立。至此，沁源成为太岳区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

抗战初期,日军气焰嚣张、攻势强大，1938年4月对晋东南发动第一次九路围攻、1939年7月发动第二次九路围攻，沁源县城化为残垣断壁，损失惨重。1939年,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山西各地的中共力量受损，至1940年9月，8万人口的沁源共驻扎了13个县的党政抗日干部和2万余人的主力部队[2]7。到1942年之前，中共各根据地中只有沁源县和阜平县境内无一敌伪据点，是名副其实的完整县。

二、中共沁源地下党及其政权对参军动员的推动

追根溯源，山西群众抗日爱国热情的激起，牺盟会的作用不可忽视。自1936年10月，薄一波回太原主持工作以来,牺盟会基本处于中共的影响乃至领导之下。1936年底开始，牺盟会派村政协助员下乡宣传发动群众抗日。1937年4、5月间，牺盟总部抽出180余名特派员分配到各县开展工作，工作重点是动员农民踊跃抗日。1937年11月，太原失守，牺盟会总部指示全省工作人员抓紧时机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自卫队；正规战结束后，牺盟会要组织群众和地方武装大力开展游击战争等[3]。

千百年来“好人不当兵”的观念根深蒂固，让人民能够自愿“父送子、妻送郎”不是仅依靠口号的宣传就可办到的。中共政权机构先期或者此间的一些惠民政策，有其强大的助推力。在农民眼中，参军固然是革命行为，但更多地是利益的考量。1942年沁源县政府印发的《七七宣言及告党员讲授要点》中指出，当年党员要坚决完成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民兵建设三大任务，这是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沁源县政府“七七”宣言及告党员书讲授要点》，沁源县档案馆，档案号：11-5-2。。可见中共对于减轻民众负担的重视。

党的力量扎根山西农村，即鼓励拓荒，组织互助组，生产力得到大幅提升。减租减息的开展，减轻了贫苦农民的压力，使占多数的农村中下阶层，获得了较大的实惠与利益，想要保住这一胜利果实，必须依靠中共军队。1944年5月,沁源第一区土改结束，“真正的老实的常年劳动的贫农和新中农在结束土改以后，他们的生产情况比起往年来是特殊的高涨的。中农经过土改，纠正左倾偏向，确定了地权，颁发了土地所有证，除少数人对我们的政策有所怀疑外，而大多数人的生产情况是高涨了的。”*《沁源县第一区整党结束土改以后农村面貌》，沁源县档案馆，档案号：51-1-2。纵然如此，虽然农民生产环境得到改善，但是在现实利益、革命理想与个人生存之间，农民对于参军依然颇有顾虑，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土改对于农民参军有适当的推动作用。

1941年底，敌后战略形势恶化，为应对战争的不断消耗，减轻百姓经济负担，中共中央实行战略收缩，提出“精兵简政”方针，缩编部队，提高质量，同时大量发展不脱产的人民武装。这一政策实施多年，节省了民力，从合理负担任务的减轻上可以看出这一政策的优越性。在精兵简政之下，沁源县1942年负担小米10100石，马料800石；1943年只负担小米8570石，比1942年减轻2330石(包括小米和马料)，提高了人民的抗日积极性*《沁源县一九四三年纠正合理负担工作指示》，沁源县档案馆，档案号：15-2-3。。

1942年10月，日军扫荡沁源后常驻，沁源进入战争状态。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杀害沁源人民12336人；被俘生死不明者1573人[4]。日军的残暴激起了全县人民的愤恨，民族意识不断觉醒，报仇心理渐趋高涨，这也构成了农民积极参军的条件之一。

1945年，太岳行署(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太岳行署)对所辖13县参军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对参军人数进行了统计(见表1)。分析表1数据可知：在13县中，沁源总人口为88753人，排第9位，人口资源并不发达；沁源男全半劳力占总人口百分比排第7位，两项指标均属中下游。然而沁源县参军人数却占人口百分比8.5%，达7563人，位居榜首，高出13县平均值3.29%；参军人数占劳力百分比更是高达49.5%，高出13县平均值18.2%。1944年延安《解放日报》称赞：“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5]

沁源人民相较周边地区掀起更大的参军浪潮，形成的原因值得一探。除去上述战略地位因素和中共政权动员基础条件外，沁源抗日县政府对于民众参军采取合理有效的动员举措，亦是重要因素。

三、沁源抗日县政府参军动员的具体措施

(一)党组织及党员干部的动员

1.各级党组织的井然有序。组织机构井然有序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工作作风。太岳区的参军动员中，设置了各级机构并全面有效运行。在行署级别，太岳行署成立了参军动员委员会，主任由太岳行署主任牛佩琮担任。委员会下设四股：组织股负责拟定工作大纲，检查下级工作，制定奖励制度等；宣传股负责制定宣传大纲，动员各级宣传机关进行参军动员宣传；优抗股负责优待抗属的各项具体工作；供给股负责一切后勤工作*《太岳区参军动委会第一、第二次常委会记录》，山西省档案馆，档案号：A71-2-135。。在县区级别，以县委县政府为核心，成立扩军委员会，检讨过去的缺点，总结经验，在动员参军的阶段，以参军工作为中心任务。初期的扩军任务中，各地平均使用干部力量，致使成绩不突出。总结经验后决定以少数几个村为基点，突破基点，推动一般。县扩委会研究后即召开区级干部大会，讨论上级指示，部署村一级的具体工作。在乡村级别成立村扩委会，人员不仅包括村长、财粮主任、武委会主任、农会秘书等村干部，而且吸收小学教员、劳动英雄、民兵英雄及乡村有威望的士绅参加。村扩委会下，又分工成立扩军小组。在这样自上而下严密有序的组织运作之下，参军动员工作便可以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2.党员干部的表率作用。无论何时何地，党员、干部都应起到表率作用。基层政权的有效运作是参军动员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而村干部在参军动员中，是最基层、最具体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沁源抗日县政府在多次的参军动员行动中，都是从村支部会议上突破，从解决党员、干部的思想入手，打破他们的顾虑，坚定他们完成任务的信心。当然，历次动员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如干部们一开始动员的对象多半是山庄小户的老乡，又多半是外省外乡人，这种动员方式，不仅参军数量达不到要求，而且存在质量问题，逃亡现象严重。 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至抗战中后期，扩兵对象多放在要为其父母兄弟姐妹报仇的、要到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中求进步找出路的、有坚强民族意识的青年身上*《沁源三区扩兵工作经验介绍》，山西省档案馆，档案号：A184-01-31。。干部们一开始的动员方法，有的选择清查户口挑毛病；有的干部接二连三的找动员对象谈话，在个别地方造成了恐慌现象；更有甚者，出现“选兵”“买兵”现象，这种做法严重脱离群众，疏远了群众与军队的关系，究其原因，在于没有深入地动员党员干部，行政命令作风仍然存在。另外，有效的政治动员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而当时较多基层干部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1944年8月，棉上村支部会议上，针对青年不愿参军的原因做了具体研究。大家认为，青年不愿参军的原因是因为受“好人不当兵”观念的影响，还有“过去优抗工作做的太差”等。有的同志以检讨的口气说：“咱们光叫群众参军，咱们的同志就不参军？”可见基层干部在参军动员中面临着来自群众的巨大压力。支部书记针对这些问题联系本村及外地的实际例子做了解释，并组织参观团参观38团驻地。从部队回来，受影响最大的便是党员孙绍唐，他产生了参军意愿，支部马上打出“好党员带领群众参军当兵”的口号，接着组织党内的积极分子会议，以孙绍唐为典型，动员其他党员、干部*《棉上村支部参军工作总结》，沁源县档案馆，档案号：11-1-6。。此即个别突破，发现并树立骨干的做法。

对于干部参军问题，1945年12月30日，太岳行署指示中讲道：“干部参军主要的意义在于带领群众，因此如果在群众中及时树立信心，联系群众，经过动员说服能带领群众参军的工作人员，领导上应准予参军，不可滞留。”*《太岳行署关于政府机关干部、杂物人员参军问题》，山西省档案馆，档案号：A71-2-135。

表2 沁源县第一区各村参军党员干部统计表*《沁源县第一区各村参军党员群众统计表》(1945年12月15日)，沁源县档案馆,档案号：51-1-4。

通过表2可知对于干部、党员的动员作用。沁源一区1945年底各村党员、干部有68人参军。其中村级主要干部参军37人，占干部参军总人数的54.4%；村级一般干部参军31人，占干部参军总人数的45.6%。主要干部比重略高于一般干部，说明地方政权机构干部不分职务高低，在动员参军上均能以身作则，起到表率作用。同样起模范带头作用的群体是干部中的党员，参军人数为27人，占比39.7%。正是在党员干部与非党员干部的号召之下，此次沁源一区群众参军人数达291人，超额完成任务。党员、干部与群众参军之比为1∶4，即每4名群众由一位党员、干部带领参军。

(二)村庄内群众性的动员

“群众的热情应该是宝贵的，只要群众思想成熟，其他一些工作未完结未做好，也是次要的，应该以不影响群众的热情为原则”。*《沁源县政府关于放手大胆领导中的几个问题》，沁源县档案馆，档案号：11-5-5。在干部、党员动员初见成效基础上，适时动员一切力量使参军任务变成群众运动。首先是提高群众思想觉悟，使他们进一步了解八路军是什么样的队伍，什么样的人才能参加，抗战是为了谁。但要进行这样广大的教育工作，又必须依赖群众自己进行。所以走群众路线，动员男女老少全部参与到宣传工作中来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各村闾邻长、各救会负责人、武委会干部要挨家挨户地宣传教育。对农、工强调阶级教育，召开佃户会议、工人会议；对青年强调其前途教育；对政权干部通过行政系统，进行一般的宣传教育；对于破坏分子，则事先给予严厉的警告，发现有破坏行为时及时揭穿打击，将破坏分子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中。

鼓励乡村士绅参与动员，因为他们作为传统乡村的公道守护者有重要的影响力。沁源三区第一川村聘请高步鳌先生动员参军，高老先生很兴奋地在村里展开宣传动员，他对武委会主任赵栓根与民兵指导员张纪律说：“现在是为国立功的时候，未来国家一定给有功劳的人好的优待，况且走了家里政府又照管，这还不是名利双收？”在高老先生一番动员下，10个民兵集体入伍*《沁源参军动员中的几点经验》，山西省档案馆，档案号：A184-1-31。。

妇女动员参军，在募集慰劳品及优待抗属方面起重要作用。各地的妇救会首先提出“拉后腿最不光荣”的口号，她们以身作则，动员自己的亲人参军。李元村妇救常委李小梅动员她的丈夫参军，把丈夫送入部队，并且说：“你在部队不要想家，家里不用你操心我能种好地。”[6]

沁源还着重动员群众中的精干青年，他们在为人正派，古道热肠，在群众中特别有威信，是青年中的积极分子，能起到示范作用。

1944年8月，中峪村动员参军时，优秀青年、武委会主任崔秉亮带头入伍，青壮年积极响应，32人一次参军，组成了一个排的兵力*中峪村志，内部资料，第193页。。小学教员组织学生出板报、编宣传节目，带领学生深入家户进行动员。当时深入群众的动员方式较多，本文不一一介绍。

(三)舆论下的潜移默化

沁源参军动员中，各种舆论手段的强大推力不可忽视。抗战时期，中共对办报工作很重视，经费与精力投入多，主编多为精英阶层，对抗战的贡献，笔杆子的作用不亚于枪杆子。《太岳日报》作为党在太岳地区的机关报，政治宣传色彩浓厚，带有一定的鼓舞作用。笔者统计了《太岳日报》中有关参军的报道、文章和社论等出现的频率，时间节点选择1945年1月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期间，225天时间里，报纸有关参军的报道为35篇，其中讲述各地参军情况的占多数，为22篇；介绍参军动员经验的有6篇；优待抗属的有4篇；上级参军动员令有3篇。如此计算下来，这225天里，平均每6.4天报纸中就会出现一次参军内容的报道，宣传频率很高。民众在报纸上看到各地参军热潮如火如荼的进行，便会受其影响参与到这一运动中来。

舆论教育中功不可没的还有战地“绿茵”。1942年12月23日，绿茵剧团在沁源云盖山下诞生，是以原城关剧团中的骨干为主组建的剧团。为了鼓舞群众参军支前，剧团创作《参军》《光荣参军》等剧目，其中有些节目及时反映真人真事，对战时的中心工作推动很大。如反映城关踊跃参军的秧歌中有一段：“石榴开花胭脂红，青年们去参军真呀光荣，娘送儿来，弟送兄，刘永华送的是她男人。”[2]200曲中提到的刘永华即为绿茵剧团的一位女演员。这种民间歌舞形式为配合抗战、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动员前后，各地经常召开盛大的群众大会，以此号召群众踊跃参军。在一系列的参军动员后，部分青年选择入伍，此时便会召开欢迎会、欢送会、欢宴会等。此形式的目的一方面感激青年参军义举，希望他们奋勇杀敌，凯旋而归；另一方面藉此在群众中产生更大的影响，号召更多的青年加入队伍。此类活动往往气势宏大，部队的首长或地方的领导会出席并讲话，百姓自愿献上最珍贵的东西给入伍战士。晋沁县*晋沁县：旧县名。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晋豫抗日根据地设置。1945年撤销，大部并入今晋城市郊区。三区送新战士，群众拉出大黄牛四五头，把牛化装得非常好看，让新战士骑上，妇女牵着牛在前面宣传[7]。入伍青年在这样倍感自豪的氛围下，会坚定抗敌信念。未参军的青年受此氛围感染，通常情况下会有人当场报名入伍或萌生参军的意愿。1944年四分区召开“七七”纪念大会暨欢送会，刚反正过来的伪军中队长原有寿讲道：“现在抗战快胜利了才找到光明道路，以后我一定要服从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坚决抗日到底！”大会进行中，当场有22个青年壮丁自愿报名参军[8]。

(四)莫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优待军干烈属对于扩军与军队的巩固具有重大意义。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谁是最可爱的人，不要让英雄既流血又流泪，让军人受到尊崇，这是最基本的保障。只有做到保障军人的利益、改善军人的家庭生活，战士们才能无后顾之忧，奋勇杀敌，留守地方的青年才能一批批地响应号召，走上抗日战场。

除应保障军人自身利益外，抗属的优待亦不可忽视。抗属的生活普遍比其他群众困难，一是劳动力缺乏；二是此时期某些地区优待军干烈属的工作和政策不尽如人意。如有抗属房子被卖无处可住；代耕队不履行代耕义务；只注重新抗属，忽视老抗属；只优待县区民兵，不优待正规军等[9]。沁源一区土改中没有留下安置荣军的土地及其财产，导致有的抗属无法安置*《沁源县第一区整党结束土改以后农村面貌》，沁源县档案馆，档案号：51-1-2。。此类问题引起了党和政府各级部门的重视，并在实践中逐步进行了修改。到抗战后期，优待军干烈属工作做得较为合理。

综合太岳各地区的举措可看出优待军干烈属的主要做法。首先加强抗勤部门的领导，加强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拥军优抗教育。健全各村抗勤委员会，整理组织，明确任务，确实调查与统计抗属的困难*《沁源参军动员中的几点经验》，山西省档案馆，档案号：A184-1-31。。建立抗联会，由贫寒抗属负责，定期召开抗属联席会，一方面向政府提供意见；另一方面讨论寻找如何克服自己困难的方法。如组织代耕队，春耕、夏种、秋收、冬藏时优先给抗属干活，并且保证代耕地的质量不能比自家地差。对待荣誉军人，沁源县制定有专门的优待办法：提高社会地位，成立各级荣誉军人抚恤委员会；发给公地，无耕作能力者可代耕；两个月发一次生活费；遇有节日各地组织慰问；退伍荣誉军人有病住医院时，免收药费等*《沁源县关于军干烈属困难解决草案》，山西省档案馆，档号：A184-1-38.。

通过实行优抗政策解决了军人的后顾之忧，军队战斗力得到提升，同时影响了更多青年选择参军入伍。

毛泽东说过：“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10]。沁源县党组织和抗日县政府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1942年11月，面对扫荡过后常驻沁源的日军，作出一项重大决策：将敌交通线两旁村庄20多个村镇，3200多户人家，16000多名群众全部疏散隐藏到沁河两岸的深山密林中去，对日军展开了长期的围困，留给了日军一个没有人的世界[11]。这一围困行动长达两年半之久。1945年初，在毛泽东提出的扩大解放区的号召下，沁源围困指挥部决定对沁源之敌实行总围攻，全县掀起了参战热潮。从3月11日至4月11日，沁源县除正规军、县大队、基干民兵外，广大群众也都自觉地参加了围攻战斗，致使困守县城之敌逃回沁县，沁源从此解放。当时的《解放日报》赞誉：“沁源的敌寇是被八万余军民汇成的巨流赶走的，它比一般县城的光复有其更重大的意义。”[12]

1944年下半年至1945年，时值战略反攻时期，太岳地区的中共武装对各县城进行围困打击，1945年初沁源、晋城等县城相继解放。1945年8月，中共中央和朱总司令发布紧急动员令，号召全体军民总动员，面向前线、面向战争，各地掀起了参军参战热潮。沁源人民也响应号召，大规模参军入伍，投入新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