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明珠

四川北路弄堂口还有一家托儿所，之前妹妹很烦他们的声音，太阳公公出来了，小青蛙蹦蹦跳那样的歌放放也就算了，最恐怖的是送小朋友来上学，几乎每天会有惨绝人寰的哭声尖利地刺入天空，直至大家纷纷推窗啧啧赞叹，那没用的家长才悻悻然牵着小孩打道回府。等到公用电话亭安好后，托儿所噪声退其次了，电话间整日喧哗，从早晨7点开始，没电话叫的阿姨就和来来往往出去买菜的阿婆寒暄，交换蔬菜肉类价格，抱怨小青年，歌颂人民政府……到有人打电话了，男声女声二重唱，此起彼伏，电话线路不够好的时候，更是像吵相骂一样，每个人都是点着的炮仗。

打一个电话虽然只要4分钱，不花费岂不更好？上班的人都喜欢利用单位电话通讯，“妈妈，礼拜天我不来了，毛头发寒热了”，“阿爸，香烟我帮侬买好了，下礼拜带给侬”……谈恋爱，敲定一下约会时间还行，表衷情就有点困难，办公室同事虎视眈眈。大办公室里几个姑娘有电话就是有花头，没电话人家是要同情的，约会暗语么“老辰光老地方”，稍微再多泄露一点信息，整间办公室就会更活跃，夹眼睛吹口哨为她高兴。

私人装电话仍是困难，86年妹妹二哥去了日本，变得财大气粗，命令家人通路道，可家人找不到门道，只能利用公用电话传呼，国际长途来了以后，电话间阿姨的叫声特别急促，一分一秒都是日币啊，妈妈跑下跑上气喘吁吁，接听了几次后，吩咐哥哥少打，一为节约二是实在不方便。

1988年上海甲肝流行，31余万人感染，死亡47人。妹妹和老公因吃了那批被污染的毛蚶，均未能幸免。

是妹妹先得病倒下的，孩子留在婆家，妹妹被隔离在娘家亭子间。家里没有电话，妹妹干巴巴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没有人说话，没有书看，感到很委屈。一天，突然听到楼下电话间阿姨叫妹妹的名字，妈妈赶紧跑下去代听，回来惊慌地告诉妹妹，你老公也得了甲肝，被隔离到浦东自己的家了！

妹妹不悲反喜，翻身坐起，决定回浦东去“合并同类项”。那时的出租车司机和电话间、商店里的人一样，戒备心很高，看见有人脸色稍黄，便要起疑心，不敢为他服务，连他的钞票都不敢要。

妹妹没力气去坐公车，把自己包装了一下，表面很镇静地跳上一辆出租车。大气不敢出地回到浦东。出来开门的他，整张脸黄得像一张蜡光纸，眼白也是黄的。他说，发烧好几天，没人送茶端水，无法传递信息，死在屋里恐怕也没人知道。憋了几天，才戴了帽子和口罩去新村口打电话。

上钢8村电话间更简陋，是個竹棚棚，安在新村口右面。里面有两台往外打的和一台只能接听的电话机。两个阿姨车轮大战，一个守棚，一个叫电话。电话间虽然简陋，人还是扑扑满，对面上钢三厂闲着没事干的青工遛弯遛到这里，见有脸蛋红扑扑的小姑娘，总归要调戏几句，被打几下棉花拳头，浑身舒服。

甲肝大爆发那段日子，上海各公用电话间史无前例地讲究，每个电话机给人用过，听筒和拨盘都要消毒，上钢8村也不例外，且那两位阿姨也许是钢铁厂退下来的，革命警惕性更加高。妹妹老公满脸黄疸，怕被拒绝摸电话机，便压低脑袋讲话，讲完挂断电话，刚要松口气，突然被旁边一个女人瞥见他蜡黄眼珠子，那女人怪叫起来，好像见到了鬼，吓得老公飞也似的逃回家。

记不清是1988年底还是1989年初，妹妹家终于千托万托辗转通到路道，去电话局拿到一个都是4的号码，也不管它吉利不吉利了，装好再讲。在日的二哥、三哥和妹妹大病初愈混出国门的老公总算得以和上海通话。过年过节要抓紧时间打工挣钱，不能回家探亲，打个电话就算给长辈尽孝。年三十夜电话线热得发烫，他们三个候在电话机旁边不断拨号，鞭炮声中，轮流和妈妈讲话，安慰留守老婆，让孩子叫一声爸爸，电话线两端的人都是泪花儿闪闪，这只电话机就像救人于难大慈大悲的菩萨。

掰手指数数，妹妹和电话的故事还真是多。

说上海浦西私人电话发展慢，是因为老马路小巷子电话线路负重太大，没有号；那么浦东就是因为城市化滞后，房地产开发时根本没想到铺设电话线，叫作没有线！要装台私人电话比登天还难。

最令妹妹绝倒的是，1989年托工作单位的福，浦东房子有幸换到市区最最上只角衡山路，居住到洋房里面后，家里装电话还是那么难！而上只角太清静，人口稀少，是公用电话间的盲点区。

搬场公司一走，妹妹就去寻找，问来问去，妹妹家后门过去几个门牌有户人家有电话，装在屋子墙壁上，算是可以公用的。但是它就像早年老家弄堂口湖南阿姨管的电话一样，不属于正宗的公用电话间，传呼电话带带过。他们家女人的主业是手工拆线，这户苏北人家显然非原住民，老太白天在后门口摆拆线摊，膝盖上安放一只淘箩或者一只匾，里面是纱厂里多余的零头纱线块，老太用一片齿轮型薄钢片做工具，将纱块拆散，成为柔软卷曲的线。

工人用它擦拭机器，吃午饭前，手掌里倒一点汽油，用干净回丝一擦，非常去油腻，而如果藏一团回来家里擦玻璃窗也是很称手的材料。在上海城里，能从居委会得到这种工作机会，赚点小钱补贴家用是有先决条件的，那就是家庭收入按人口平均生活费水平，那条底线实在是低，一般人不要想得到。可想而知，这家苏北人家人口有多少。家里人多，后门那条通道变成他们家的延伸，拣菜、洗衣、吃饭都在那里举行，表兄弟堂兄妹打来闹去，大人说话基本靠吼。

首次拜访电话间，妹妹介绍说，因为在日本的丈夫白天没时间打电话，休息天和晚上有可能要麻烦他们叫电话。老太点头应允。在上海赚不到钱，只有省。一听到后门有人叫，XXX，日本电话！扔了东西就百米冲刺去听。因为是外国电话，老太和她的女儿会强力阻止小孩子吵闹，房间里突然安静下来，那么多大眼小眼都瞪着妹妹，听妹妹说每句话。妹妹为他们传呼电话感激不尽，离开时千谢万谢。

1990年妹妹要去日本了，女儿留在衡山路由奶奶照顾，妹妹拿了点日本带回来的小礼物上门搞关系，以后，要保持和国内血亲的联络，唯有靠他家那根电话线了。

在东京住下，第一次和5岁的女儿通上电话，妹妹叫一声“妞妞”，妞妞叫一声“妈妈”，妹妹再叫一声“妞妞——”，妞妞回一声“妈妈呀——”，“妞妞我想侬呀”“妈妈——我想妈妈呀——”然后两个人都失声痛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直到妞妞她爸抢下妹妹手中电话。

之后，他们约定，每月第一个周日下午2点打电话回家。到那天，阿娘和妞妞必定早早地吃完午饭，不睡午觉，准备好一肚子话，等在后弄堂人家家门口。妹妹掐着日子过，那天下午有天大的事都放弃。到时候，妞妞按照阿娘的指示，在电话里汇报幼儿园的学习，换牙的情况，买来的新衣，然后漏风兮兮地问：“妈妈，侬讲隔一枪就回来，我哪能开了一枪又一枪，侬还不回来？”她已经不哭了，讲了几句就想离开去玩，而阿娘接过电话，也是随时想挂断，好像电话机是吃钱的老虎机，一定要妹妹和老公大声吼，是用卡打的国际电话，很便宜的！

1993年妹妹又搬家了，这次的公寓楼里面，老住户几乎每家都有电话，楼底下的电话线匣子满员操作，中了邪似的，独独妹妹家那根挤不进。那时还没有手机，常常要去邻居家借打电话，麻烦人家让妹妹很不好意思。万般无奈，再托人，费尽力气，花了4千元钱装上一架“载波电话”。所谓载波，说是不占线，顾名思义，载着别人的电波吧，那电话比别人家多个铁匣子，声音不甚清楚，有时会串线，但毕竟家里有了电话，且那一串数字以88结尾，相当吉利，私家电话大功告成。

再隔了好几年，电话局上门拆除了妹妹家的铁匣子，电话进入正规军，号码没变，可是不还那大铁匣子钱了，妹妹当场理论了几句，那工人把铁匣子一扔，曰，就一破烂，送给你好了！再隔一段时间，上海电讯局大面积放号，不用初装费可以装第二部电话，妹妹是久饿成慌，想起一句俗语“有X不X猪头三”，赶忙去申请了一个号，接上叫ISDN的小匣子，专管电脑上网。

待在家里，坐拥电话两部，实现了咱穷人“等我有了钱，吃油条，喝豆浆，油条一买买两根，豆浆一买买两碗，想搁红糖搁红糖，想搁白糖搁白糖……”那样美美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