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彦一

胡乔木同志先后担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长及总编、国家新闻署署长，还是首任中国社科院院长，主持过大百科全书编撰工作，有“党内百科全书”之美誉。胡老1988年底来渝时，《红岩春秋》的筹办工作正紧张进行中。所以，那天在全面阐述南方局历史地位后，胡老以老报人身份叮嘱《红岩春秋》办刊人员：“你们的刊物，可以反映的东西很多。内容要丰富一点，不要单调，要表现整个党的活动，……当然也不能把党史搞成社会史。搞党的历史不能把党内党外分开，不能搞成只关在屋里开会，要搞得丰富生动，这样对青年的教育作用会更好。”

胡老那天的讲话，后来成了《红岩春秋》杂志社办刊工作的基本遵循。

致力打造独特平台

近30年来，杂志社的办刊落点和编排重心一直权重于南方局历史、“红岩精神”和川东地下革命斗争。尽管在应对市场冲击中有过一些小的摇摆，比如一度拿出小版面介绍宣传时下企业，那仅是为扩大报道面而作出的尝试，或者说“附加动作”，并不影响主线，“主线文章”始终占据大量版面尤其是重点版面。在编辑思想上，杂志强调尊重史实。一方面，遵循治史规律，从历史的草蛇灰线中逐层深挖，钩沉往事，文稿涉及的史实能求证的发排前尽量求证、核实，不能核实的单证事件只刊发不作评论；一方面，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关于建党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把握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定位分寸，准确分析、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长期大量接触壮怀激烈的历史故事，采编人员常常为革命前辈的坚定信念和高风亮节所折服，在潜移默化中，编辑部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重学问淡功利。大家不追逐职务待遇，不讲究办公条件。可能有人不信，但的确是事实：相当一段时间，奖金分配，采编人员高于主编。

大家专心治史，齐心协力为提高刊物质量作了许多努力。比如组稿原则，以事为主还是以人为主，就经过反复商量，最后确定为“以人物带事件”。即在组织稿件、撰写稿件和编排稿件时，突出人物经历、遭遇及命运，通过个性碎片拼接历史事件全貌。这样考虑，基于两点，一方面，在重大历史事件，尤其参与人较多的历史事件中，因每个参与者接触面有限，其视线往往只能关照到一个点，讲好这个点，可保证叙事的真实性，相反，则难以避免猜测和推断，可能出错；再一方面，人物活动本身就带有故事性，许多故事甚至带有很浓的传奇色彩，故事人物的思想活动也有警世价值，所以，只要讲好每个人的故事，文章就不会苍白，就有可读性，还有可能活泼文风。

◇1988年12月，胡乔木（左一）到重庆视察，与重庆党史工作者（左二黄友凡、右一钟修文、右二胡康民）座谈

由于坚守上述编辑思想，杂志逐渐形成了鲜明的个性。长期以来，《红岩春秋》以文稿原创，分析客观、严谨，内容不发水、不媚俗、不讲空话等，得到读者和同行好评，较好地发挥了独特的平台作用。这个平台，既是深入挖掘南方局历史和川东地下革命斗争经历、总结“红岩精神”的吐纳基地，发挥着挖掘、收储、交流的作用；也是社会了解我党光辉历程的一个窗口，发挥着传播、宣传和继承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作用；还是市委党研室的科研成果与社会成功对接的通道，发挥着“桥梁”作用，以收资政育人之效。杂志刊载了无数回忆及史实发掘文章，其中不少为中共党史资料库提供了新的补白。比如，“红岩精神”的梳理、总结，南方局促成部分民主党派诞生、南方局对川东地下革命斗争和南方国统区隐蔽战线的领导、《狱中八条》的产生等史实的挖掘。

弘扬“红岩精神”不懈怠

“红岩精神”作为一个概念，问世较早，不过初期主要依托20世纪60年代出版发行的小说《红岩》，主要内容为解放战争后期发生在歌乐山军统看守所的狱中斗争，展示了先烈志士的革命气节和坚定信念。循着书中那些脍炙人口的感人故事溯源寻本，党史研究人员发现，根子还在南方局。因为大多数狱中志士是南方局领导、培养甚至直接领导的，即便后来南方局撤回了延安，但周恩来同志仍安排钱瑛同志在香港继续领导川东地下党组织建设和对敌斗争，南方局与狱中斗争是主、从关系，“红岩精神”的根在红岩村而不在小说《红岩》，狱中斗争正是“红岩精神”的延续和具体体现。

更何况，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南方局在对敌斗争中凝聚的“红岩精神”，内涵及外延远比狱中斗争宏大、深远，既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和高尚人格，也承载着我党在没有政权保护的艰苦环境中令人叹为观止的高超斗争艺术，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许多党史研究文章所言：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长期对敌斗争中凝聚的“红岩精神”，是我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红岩春秋》秉持这个观点，经年努力，编发了大量文章，多侧面介绍产生“红岩精神”的土壤和背景，勾勒“红岩精神”的多彩外延，准确表述“红岩精神”，对于廓清社会对“红岩精神”的误解发挥了重要的阵地作用。笔者能记得的代表文章有：《此红岩非彼红岩》（载2004年第一期，作者胡康民）、《历史上的红岩精神》（载2001年第四期，作者李畅培）、《赤诚》（载2004年第三期，作者王容、何蜀）等。这些稿件，先后被评为重庆优秀期刊作品。原南方局老同志和中共中央党研室以及市委，对《红岩春秋》所作的努力是满意的，本世纪初市委发文，明确为《红岩春秋》定性：“全市介绍、研究、宣传‘红岩精神’主阵地。”

2006年8月，时任重庆市委书记汪洋亲笔题词：“希望继续秉承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办刊宗旨，将《红岩春秋》塑造成重庆独特的文化品牌，为新时期党的建设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随后中共中央党研室和文献室也选定《红岩春秋》为“全国学习研究宣传红岩精神中心刊物”，在其“指导”下办刊。

1999年，南方局成立60周年，杂志社遴选此前10年刊用稿件之精华，编辑出版了《红岩春秋》（精华本）以资纪念。10年的刊文精华重组，形成了较系统的资料集成，老同志们爱不释手，成摞地要，宋平同志就要了20册，说要送给北京的“朋友”。原南方局老同志、中国驻科威特原大使鲁明同志回到北京后专门打电话来，说：“《红岩春秋》这次办了件大好事呀！”

耐人寻味的编辑部故事

说到《红岩春秋》的社会反响，几十年间有不少有趣故事，这里试列一二。

以前每期杂志寄2册到北京宋平同志办公室，一次，同是原南方局老同志的宋平夫人陈舜瑶给杂志社来信，说寄到宋平同志办公室的杂志因工作人员抢着看，她有时反而看不到，要求以后单独给她寄。她还表示，她看后还要介绍给朋友看。

一次，办刊人员与印刷厂负责人座谈。印刷厂负责人说，车间工人爱把《红岩春秋》拿回家看，厂里每次都安排多印二三十册，任由工人拿。

杂志社一位广告人员，每期拿3本杂志作样品，不想拿回家就被父母“抢”走了。父母看完又推荐给朋友看，回头还嘱咐这位广告人员：“以后拿回来记着打个招呼。”

一次，市公安局史志办一位同志为找资料，借走几本过期杂志，说好一定归还。结果半年后来电道歉，说有同事在他的办公桌上看到杂志，翻翻觉得有趣，不待他同意就“借”走，后来另外的同事又以同样的方法从那人手中“借”走，前前后后传了七八个人，最后找不回来了。

有一年，杂志社办公室来了两位外地人，一位自称来自湖南，一位来自安徽，但同属一个自发民间组织。他们多年研究“红岩精神”，是《红岩春秋》的忠实读者，很早就想来杂志社，这次终于成行。他们认为，杂志社一定有不少的资料储存，想挖点“宝”走。杂志社为他们联系了几位原南方局老同志，他们当场与老同志通了话，还互留了电话号码。走时两人心情很激动。

一次，桂园纪念馆工作人员反馈一件事。一位游客一次性买走几期杂志，而且每期都是2本，工作人员笑问：“您喜欢这类杂志？”游客自称是台湾老兵，抗战期间在正面战场作战，想通过这本杂志了解战时重庆发生过什么事，共产党的刊物怎样讲抗战。工作人员问：“您看了杂志有何感想？”老兵回答：“基本符合事实。”后又补充说：“我想多买点，带回台湾送老战友。这比买食品手信更有意思。”

一天，杂志社接到一个南京的电话，打电话的人自称是一位“国军”中将遗孀，年过八旬，此番从台湾来大陆办事，在朋友家看到《红岩春秋》，从文章故事中看到了一些朋友、亲人及自己当年的影子，很受触动。她提出想买创刊以来的全套杂志，多少钱都行，说“请一定帮这个忙”。杂志社人员回答：杂志办了近20年，早期杂志库存已不多，但愿意为她设法凑齐，价格就按杂志码洋，不加价。放下电话，大家翻箱倒柜凑了一套，按她给的地址寄去。她收到书后第二天，就通过邮局寄出书款，大约二三百元人民币。早期杂志定价便宜，一本不到2元钱，而且是季刊，一年才4本。杂志改成双月刊后，单价略涨，一本也不过3元多。

2000年，杂志第二期刊载了《“狱中八条”，警钟长鸣》。红岩革命纪念馆的同志采纳作者胡康民的建议，将这个故事编进了赴京展演的纪实剧，并作为压轴内容。展演很成功，轰动京城。由于故事太典型，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连问两遍陪同观看的重庆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邢元敏同志：“这事是真的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又问：“有材料吗？给我找一份。”邢元敏同志回渝后，来电要去20本当期杂志，安排工作人员寄给李长春同志和中宣部。后来，中宣部又直接来电，要走50本。这无异于给杂志打了广告，那期杂志一度成了香饽饽，到处都来要。当时每期库存仅100多本，杂志社只好加印了2000本。

上述种种，在几十年办刊中，尤其办刊早期，屡屡出现。每次发生后，编辑部都要兴奋几天，甚觉欣慰。杂志在社会引起的反响，老同志和市领导通过各种渠道也知道一些，他们很满意，在各种场合表扬杂志社。老同志们一再鼓励办刊人员，要扩大线索范围，多挖掘历史细节。

鲁明同志来电话最多。抗战期间，他先是任《新华日报》首席记者，后长期担任董必武同志秘书，既熟悉历史也懂报刊业务，所以说的话内行。每次接到鲁老电话，大家心头宛如热浪滚过。不过鲁老有些耳背，与他在电话中对话，必须扯起喉咙大声吼，往往一个小时（鲁老电话都比较长）电话下来，听电话的人口干舌燥，不过心情很好。每次与鲁老通话后，编辑部都觉得更有底气了。

鲁老生前最后一次回重庆是在2005年。来渝后提出：“一定要见《红岩春秋》的人。”那天，老人家同主要采编人员谈了一个下午，从稿源、经营、福利待遇到党研室怎样主管主办，问得很细，表示出对杂志的极大关心。末了，还介绍了一批组稿线索，要杂志社抓紧采访或约稿，因为这些知情人均年事已高。

记得其中一位知情人在香港，抗战时是《大公报》记者，住在重庆，对国民党当局限制、打压《新华日报》的事知之甚细。杂志社编辑与那位老人通电话，对方很热情，但一口粤语实在难听懂，后来改为通信，半文半白地交流，杂志社从中获得许多新的史实细节和线索。

往事已矣。但老同志、老领导的风范及其与《红岩春秋》的故事永远留在杂志社同仁心中，常忆常鲜，不断给杂志社注入新的动力。大家深有体会，老人们做人做事以及思考问题，大气、高远，眼光永远落在路的前端，而且在宏观层面运行，他们心里装的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他们关心、支持办好《红岩春秋》毫无私心和私利，都是凭借丰富的斗争经验，努力为传承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而进行宣传、教育阵地的建设和布局。他们以自己一生的切身体会真心希望，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在复杂环境斗争中凝聚的“红岩精神”能代代相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他们的理念追求以及殷切希望，我们努力在实践，诚惶诚恐，尽管不时小有斩获，但远不及理想的目标，为此我们常感愧疚，不时仰天长叹，难以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