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央苏区时期，博古与毛泽东的关系，更大程度上是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与毛泽东的关系。博古作为年轻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周围聚集了一批从苏联归国的“留苏派”，他们执行的是“左”倾的国际路线，这条“左”倾的国际路线与苏区的实际情况格格不入，这就与了解中国国情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毛泽东时有矛盾发生。临时中央在苏区推行“左”倾的国际路线时遭到毛泽东的“抵制”，本来支持毛泽东的博古转而开始“打击”毛泽东，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也经历由“高峰”到“低谷”再到“高峰”的过程，最终在遵义会议后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

【关键词】博古；毛泽东；苏区中央局；共产国际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8）02-0064-07

中央苏区时期，博古与毛泽东的关系甚为微妙，也甚是复杂。两人的关系不只是个人关系，更大程度上是代表“留苏派”与“本土派”干部之间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间还夹有共产国际，三方的关系交织在一起。在谈及博古对待毛泽东的态度上，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共产国际重视、支持和维护毛泽东，而博古为首的中央則轻视、排斥与压制毛泽东；另一种观点认为博古作为共产国际的“忠实”信徒，在对待毛泽东的态度上与共产国际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差别。①实际上，1931年9月博古出任临时中央负责人后，他在处理与毛泽东的关系时十分谨小慎微。因为毛泽东对党、红军、根据地的卓越贡献，共产国际对毛泽东赞赏有加，虽然博古是共产国际的忠实“信徒”，但是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对共产国际的所有指示也不完全是不折不扣地执行，在对待毛泽东的态度上，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大体上一致，但也有些许差别。具体来说，中央苏区时期，博古在对待毛泽东的态度上，不同时间段其态度不尽一致，先是支持后是排挤再是打压。长征初期博古对毛泽东态度有所松动改观，加上毛泽东采取“分化瓦解”策略，最终成功跻身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党的领导“核心”，博古也开始全力支持、拥护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决定。

一、临时中央成立到迁至中央苏区前，既团结又斗争，以批评为主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在苏联和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进入了中央政治局，随后不久又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掌控党中央，开始照搬苏联经验，推行“左”倾教条主义政策。这时为创建中央苏区做出重要贡献的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政治部主任、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等职。王明等人虽然不一定愿意与毛泽东打交道，但是因为毛泽东在苏区和红军中的崇高声望，他们还是想拉拢毛泽东，以便为其在苏区推行“左”倾政策铺平道路，因此提升毛泽东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担任多个职务，党政军权集于一身，一时成为苏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而此前他刚领导的两次反“围剿”胜利，使得他在中央苏区的声望和权力达到了顶峰。但随后不久，王明逐渐发现毛泽东是个很有主见的人，对于革命和战争有其一整套理论和看法，而且往往同他的看法不一致，也不会完全听从他的指挥。

1931年4月、6月在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后，中央工作陷入瘫痪，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处境日益严峻，中央政治局遂决定王明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赴中央苏区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在他们离开上海之前的9月下半月，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6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3人为常委，博古负总责。博古于1930年留苏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1931年1月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4月任团中央书记。临时中央政治局由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博古负总责，主要得益于王明的提携。两人同为留苏人员，归国后关系密切，对苏联甚为崇拜，两人政见相同，让博古负总责能“不折不扣”地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路线，而且还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和支持。因此，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就这样在危急的形势下成立，随后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在王明离开上海前，为向中央苏区推行其“左”倾路线，他连续向中央苏区发送电报，9月1日发出《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开始批评以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9月20日，临时中央发出王明起草的决议，要求苏区党和红军进攻中心城市，警惕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①10月份，王明又以中央名义向苏区发电报批评毛泽东，指出：“苏区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②10月18日，王明启程前往莫斯科。王明去莫斯科之后，由以博古为首的中央具体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

这一阶段，以博古为首的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对毛泽东采取的是以斗争求团结，以“斗争”为主的策略。毛泽东权力受限并被削弱，虽然获得了“政权”，但先后失去“党权”和“军权”。

1931年11月1日至5日，根据中央的指示赣南会议召开，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会议将毛泽东反本本主义，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土地分配原则，指责为“富农路线”③；还指责红军的游击战。会议还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认为右倾是苏区工作的主要危险，并开始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会后，在苏区推行“左”倾路线进入实际行动阶段。赣南会议虽然没有对毛泽东进行点名批评，但是可以从这次会议批评的指向上看出是针对毛泽东以及和他观点一致的其他领导人。

尽管如此，中央仍认为赣南会议对毛泽东批判还很不够。中央连续发出批判赣南会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批评苏区中央局没有能完全贯彻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反右倾”纲领，指责大会上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就明显地预示着，中央要加大对毛泽东的打击力度。根据中央的指示，苏区中央局相继开会批评毛泽东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1932年1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在叶坪召开会议，会议本由毛泽东主持，但因毛泽东没有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其他苏区中央局成员抓住这一点不放，批评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在他们的要求下，会议途中另选了主持人。这次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因身体原因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5月1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汀州召开会议，承认苏区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要“彻底纠正中央局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批评毛泽东的主张“是苏维埃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路线”。①汀州会议是赣南会议的继续，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央的“左”倾指示，进一步加强对毛泽东的批评和排挤，毛泽东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帽子。会后不久，针对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苏区中央局提议由周恩来兼任，周恩来维护毛泽东，坚持由毛泽东担任，不然毛泽东“将无事可做”。周恩来认为毛泽东在指挥军队打仗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他的长处也在于此，应该充分发挥毛泽东的长处，与此同时还要尽力“督促他改正错误”。②正是在周恩来的极力坚持和努力劝说下，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仍由毛泽东继续担任，但是毛泽东的威信经过几次批评受到影响，在军中的威信也受到了挑战。

虽然毛泽东接受中央的批评并做了自我检讨，但是他并没有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央的“左”倾路线。因此就有了苏区中央局成员关于军事行动方针的争论和宁都会议的召开。1932年10月上旬，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主持的宁都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受到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会议围绕如何贯彻中央“左”倾进攻路线的指示问题展开讨论，前方指挥作战的苏区中央局同志认为应该结合作战实际情况执行，而后方苏区中央局同志认为应该及时完全彻底毫不保留地执行，同时批评前方指挥作战人员“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议把毛泽东反对夺取中心城市，主张向敌人统治薄弱地区发展的正确意见，指责为“纯粹防御路线”；同时还批评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方针与中央积极进攻路线不相符合，是专门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提议毛泽东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前方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认为毛泽东“在前方对战争有帮助”，坚持主张毛泽东留在前方，朱德、王稼祥也反对毛泽东回后方。但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鉴于不能取得苏区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通过周恩来提议中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③

这时，有人提出要在党的机关报上对毛泽东进行公开批评，“我们决定同毛泽东的错误进行斗争，并在党的机关报上进行批评。”④博古并不同意。1932年10月7日中央的回电中提到对毛泽东的态度：“至于与毛泽东同志的分歧，我们再重复一遍：请尝试用同志式的态度争取他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不进行反对毛泽东的公开讨论。现在我们反对将他从军队中召回，如果他服从党的纪律的话。目前采取这一步骤，会给红军和政府造成严重的后果。要保证领导的一致。这是斗争成功的前提。速发给我们补充信息，不要等到（一切）事实既成之后。”⑤这份电报有“维护”毛泽东之意，反映了中央派去的干部与当地干部之间的矛盾，也反映了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对待毛泽东的不同态度及两者的分歧。在同期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博古批评了毛泽东，他毫不隐讳地说：“分散工作的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里泽东又表现他一贯的观念。”“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但他同时也强调：“我以为应该作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泽东名字，而与他的倾向在党内作积极的斗争，这因为要估计到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⑥

共产国际也不同意公开批评毛泽东。1932年10月8日，共产国际政治代表埃韦特从上海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专门提到处理与毛泽东分歧的态度，指出：“反对撤销（毛泽东前线总指挥的职务）和公开批评（毛泽东）。”我（即埃韦特）的意见是：“进攻策略的政治方针是正确的。”“必须说服毛泽东相信这一方针的正确性，并尽可能地采取和善的方式。”“毛泽东迄今还是有声望的领袖，因此为实行正确的路线而与他进行斗争时必须谨慎行事。”“要求消除领导机关中的意见分歧，反对目前撤销毛泽东的职务，我们要使他改变观点。” ①

从以上可以看出对待毛泽东的态度上，临时中央迁至中央苏区前与共产国际的态度大体上基本一致，苏区中央局虽然坚持中央的指示，但在具体执行上则有所偏差。苏区中央局坚持公开批评的原因在于毛泽东未能完全贯彻“积极路线”，而且很难说服他改变态度。博古和共产国际毕竟没有直接面对毛泽东，因此，指示要“同志式”、“和善”方式争取毛泽东，但是在实际执行却出现过火行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在场同志的切身感受、会议氛围以及毛泽东的个性特征有关。毛泽东过于坚持原则，不愿意屈服，再加上他表达观点时总是引经据典，不直接表达，容易引起别人的不满，一旦引起争执，批评就很难把握好“度”。

宁都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卸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被迫离开军队，失去了对军队的指挥。而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则是由周恩来1932年1月到达苏区后接任的。毛泽东先后失去了“党权”和“军权”，只剩下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这一“政权”。苏区中央局在批评毛泽东“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时，博古坚持不公开批评，以“同志式”的方式争取毛泽东回到国际路线上，不撤销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这种既打又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毛泽东。

二、临时中央迁至中央苏区后到红军长征前，批评多团结少

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上海难以立足，被迫迁入中央苏区，和毛泽东发生直接冲突。这一阶段，批评的“目标”由毛泽东转向了其“跟随者”。毛泽东又失去了“政权”，彻底“边缘化”了。

博古与毛泽东一开始并没有交集，彼此也不了解，博古只是觉得毛泽东是个经常犯错误，独断专行，喜欢“抗上”的人。②不过，他刚到苏区就感受到了压力。1933年初博古等人到达中央苏区后，博古询问前来迎接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你对中央‘进攻路线的精神有什么意见？”罗明回答：“还没有听到传达。”博古对中央精神没有及时传达到基层很有意见。博古指责说：“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上杭、永定、龙岩干什么？”罗明回答：“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是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③原来，毛泽东被剥夺“军权”后在福音医院养病，同伤愈即将出院的罗明谈话，认为福建应广泛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地方游击队配合主力部队打运动战，运用“诱敌深入”的方针各个击破，不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打破“围剿”。罗明出院后，在福建省委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得到与会者一致拥护。由于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开展游击战争，机动灵活地打击入侵苏区之敌，闽西苏区形势迅速好转。罗明执行毛泽东的这套做法并没有得到博古的欣赏，这次谈话不欢而散。博古明显感到中央指示在中央苏区执行不力，这为他决定加强中央“领导权威”，清除“毛澤东积极防御路线”在苏区的影响，反“罗明路线”埋下了伏笔。

博古到达瑞金后，为避免政出多门，加强组织领导，树立中央权威，将苏区中央局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合二为一，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局，博古为总负责人。1933年2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罗明提交了反映闽西实际情况的报告和自己对当前工作的意见。罗明认为闽西根据地边缘地区条件困难，党的政策应不同于巩固地区，主张闽西红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闽西北发展，开展灵活的游击战争，不与敌人硬拼，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走等正确意见。另外还写了一段十分尖刻的话反映民众的情绪：“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点……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①这段话深深刺激了博古，使他感受到中央的“进攻路线”在苏区难以推行，中央权威受到挑战。为维护中央权威，推行中央指示精神，这种状况必须得加以遏制。这次会议做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闽粤赣省委即福建省委执行的路线是以罗明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与中央的路线相对立，宣布撤销罗明的职务，要求“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②

3月下旬，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范围扩大到江西。31日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通过《会寻乌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将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人指责为“江西罗明路线”，号召同他们作斗争。4月16日至22日，在中共临时中央督促下，为进一步消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的影响，江西省委召开会议批评江西的“罗明路线”，加强对毛泽东的追随者邓、毛、谢、古的打击，并且指责“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③接着，邓、毛、谢、古四人分别被派往农村或撤换职务。

共产国际认为毛泽东有军事才能在苏区又有威望，希望博古能处理好与毛泽东的关系，解决好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矛盾。对于双方的矛盾，共产国际也极力从中调解。在博古去中央苏区前，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曾告诫他，让他吸收毛泽东参加工作，前提是毛泽东要贯彻国际路线，但是不能进入中央领导核心。3月，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临时中央，要求“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能在中央领导下做负责工作。”④但共产国际的调解，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在6月的一次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为自己在宁都会议上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提出申诉，而博古则认为宁都会议的结论是正确的，将毛泽东的申诉驳回，并且认为如果没有宁都会议，就不会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⑤这使毛泽东愤愤不已。

虽然这一阶段毛泽东被“边缘化”，失去了对军队的指挥，但是在博古的支持下他专心做政府工作，领导了“查田运动”，把自己的一些正确思想贯穿其中，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查田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可惜这种局部纠“左”的情况也没能一直持续下去。1934年1月15日，六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政治局委员，但是排名靠后，而且没有实权。21日，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被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是个虚职，毛泽东几乎被架空，很显然毛泽东被“供起来”了。共产国际希望“留苏派”与“本土派”干部能有很好合作，对此举“很不满意”，但博古们之所以这样做，与毛泽东对他们“道不同不相与谋”的不合作态度也大有关系。①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到，博古与共产国际对待毛泽东的态度并不一致。共产国际希望团结毛泽东，通过“同志式”的方式转变毛泽东的思想，并保留毛泽东的领导职务，而博古则没有完全“听从”共产国际指示。原因在于经过一段时间与毛泽东的相处，博古切身感受到很难转变毛泽东的思想，使其执行国际路线。因此，才有了对毛泽东那样的安排。

三、红军长征开始后到遵义会议，由渐拉缓批到全力拥护

由于“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撤出中央苏区，进行长征。这一阶段，毛泽东由“边缘”到“核心”，博古与毛泽东的关系也经历了由关系紧张到关系“恶化”最终到关系缓和。

毛泽东虽然失去了“军权”，但他并没有放弃对军事的指导，利用他在苏区的影响力来指导军事作战，企图纠正和减少“左”倾错误的影响。长征前夕，毛泽东主动要求去于都视察，得到中央的同意，中央要求他注意军事情况。实际上，毛泽东是在为长征转移的路线进行准备。毛泽东到达于都后，“调查了于都、赣县等地区的敌情，了解苏区红军和地方武装的情况，了解敌军调动情况，为中共中央选择战略转移的行军路线提供调查情况。”②中央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毛泽东，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对苏区情况很熟悉，派他去能做好部署工作，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央开始重视和信任毛泽东。1934年10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印发毛泽东写的《游击战争》小册子。这说明以博古为首的中央经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开始逐渐接受毛泽的游击战理论。

10月10日，红军主力离开瑞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编入一纵队所属的中央纵队，这为毛泽东在长征途中说服张、王支持自己提供了有利条件。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就与张闻天、王稼祥谈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问题。在红军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红军西进的战略意图已被蒋介石察觉，蒋介石迅速调整兵力部署，计划将红军消灭于湘江两岸。面对危险形势，毛泽东建议趁敌人还未部署完毕之际，集中兵力歼灭敌军一部，扭转被动局面。这一正确建议被坚持消极避战的博古、李德所拒绝，白白丧失了战机。11月25日，红军抢渡湘江，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经过艰难险阻，激烈战斗，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打破蒋介石歼灭红军的美梦，但红军也损失惨重，减员严重，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至三万多人。面对这样的局面，博古、李德唉声叹气、一筹莫展。对于下步行动，博古、李德仍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而蒋介石已察觉红军的意图，集结军队，部署封锁线，张网以待。在危急时刻，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建议调整战略，转变行军方向，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行进，这是毛泽东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提出的切合实际的建议，得到周恩来的支持。12月12日，红军到达湖南通道，中共中央在此召开紧急会议，共同商讨红军战略行动问题。毛泽东根据敌我形势，建议红军转向贵州进军，而博古、李德不顾客观形势的变化，仍坚持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认为毛泽东的建议更加切合客观形势。经过激烈争论，博古态度有所松动，李德的意见被否定，与会者多数同意向贵州进军。毛泽东获得多数人的支持，开始逐渐由被动转向主动。

15日，红军占领贵州黎平，虽然红军已经到达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但是对于红军的行军方向，到底是西进还是北上，中央还没有定论。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会议。毛泽东建议红军向黔西北进发，寻找机会在敌军统治力量薄弱的川黔交界处站稳脚跟，建立根据地。但是博古、李德依旧坚持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经过激烈争论，多数人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更加符合实际情况，会议通过了根据毛泽东发言整理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黎平会议后，红军挥军西进，在战略上赢得了主动，打乱了敌人追剿计划。1935年元旦，红军到达猴场，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重申红军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再次否定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并决定红军抢渡乌江、占领遵义。虽然红军的进军方向定了下来，但是争论却没有停止，在向遵义进军的途中，毛泽东一个个地做中央领导同志的工作，同他们谈论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问题，并且向他们阐述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说服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这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毛泽东处境的改善以及逐渐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奠定了基础。1月7日，红军攻占遵义。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即遵义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批驳博古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单纯的军事防御路线，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等。毛泽东的发言得到与会者多数人的赞同。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由此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并且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等一系列会议的成功召开，是党自己挽救了自己。中共历来是顾大局、讲党性的政党，不论是博古，还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人，都是顾大局、讲党性、求团结的優秀党员，这是遵义会议能够成功顺利召开，并且充分发挥我党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前提。虽然遵义会议上博古受到了批评，但是他作为会议主持者，没有压制大家的发言，而是充分发扬民主作风，让大家畅所欲言。遵义会议后博古虽然不再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但是他并没有抱怨，而是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顺利完成权力的交接工作，并且在长征途中坚决维护毛泽东的领导权威，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全力维护党的团结，充分彰显了共产党员顾大局、讲党性的优秀品质。

以博古为首的中央与毛泽东的关系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而是两条不同路线的争论，一条是代表共产国际的“左”倾路线，一条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路线。博古是共产国际的“忠实”信徒，为贯彻共产国际的“左”倾路线，势必要“清除”毛泽东等不执行国际路线的这些干部，剥夺了毛泽东的“党”、“政”、“军”权，还打击了那些“跟随”毛泽东的干部们。以博古为首的中央对毛泽东的“批斗”并不是针对毛泽东个人的，而是针对毛泽东不执行国际路线对其进行批评和斗争，希望通过“批斗”让毛泽东回到国际路线上来，最终目的还是要团结他，但是实际情况则演变成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博古和毛泽东两人对于革命并没有本质上的分歧，两人最终的政治目标是一样的，都是要实现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而且博古本人光明磊落、从不搞阴谋诡计，理论修养很好，是个品德高尚的人，即使在毛泽东处于“低潮”时期也没有落井下石，而是继续保留毛泽东的相关职务。因此，两人的分歧只是实现最终目标的路径不一样，一个要坚持走“苏联模式”革命道路，一个要根据中国实际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郭亮亮，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