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沭杉 高晨宇

摘要：当前，“逆全球化”风潮在世界范围内涌动，具体表现为国际贸易与投资增长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黑天鹅”事件频发等方面。对造成“逆全球化”思潮的原因进行分析，根本原因在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增长动能不足，深层次原因在于全球发展失衡、现有全球化缺乏包容性，直接原因在于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深刻演变、不同经济体增长分化加剧，另一重要诱因是全球治理滞后、国际经济秩序失衡。而作为实现人类共同发展的必然选择，推进全球化具有丰富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支撑。新的历史时期，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可推动经济全球化向着更加包容、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具体而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为新型全球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为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的搭建奠定了基调，突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重点为新型全球化的落实提供了方案。

关键词：“一带一路”；“逆全球化”；新型全球化

一、 当前“逆全球化”风潮的种种表现

1. 国际贸易与投资增长低迷。国际贸易与投资是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总体呈现复苏乏力的态势，进而导致国际贸易与投资增长的持续低迷。据全球贸易增长报告统计显示，1990年～2007年全球贸易年均增长率为6.9%，2008年～2016年则降至2.9%，全球贸易增速已连续多年低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投资方面，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报告的数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的20多年間，世界范围内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年均增长率在12%以上，而以市场汇率计算，同期的全球GDP增速为6%左右。对比而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数年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年均增长率不到1%。

2. 部分国家内顾倾向加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与以往以关税为主要手段设置直接的贸易壁垒的手段不同，近年来发达国家在技术、认证、环保、市场准入等方面设置的各类新型贸易保护壁垒更加隐蔽与灵活，限制性也更强。值得注意的是，各国设置的各类新型贸易保护举措对中国等具有强竞争力的国家具有明显的针对性。由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可以看出，发达国家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采取的贸易保护举措数量倍增。2008年11月～2016年10月G20集团共实施的各类贸易保护举措达5 560项，而仅出台了1 734项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措施。其中，美国出台的保护措施数量为全球之最，约占G20集团国家实施的保护措施总量的五分之一。世界范围内约有40%的贸易保护举措针对作为最大新兴经济体的中国，中国也因此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最大的受害国。

3. “黑天鹅”事件频发。首先是英国“脱欧”。2016年6月进行的英国“脱欧”公投中“脱欧”派获得险胜，有学者认为，英国“退欧”的成功可以看作“逆全球化”的第一波尝试。其次是特朗普新政。特朗普在2016年11月的美国大选中当选为新一届美国总统，可以看作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后果的一种政治反映。再次是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与特朗普当选类似，2016年12月举行的意大利修宪公投的失败亦可看作是反建制派的又一次胜利。此外，在部分国家爆发的难民潮、极端恐怖主义以及部分地区地缘政治风险的上升，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全球化的抵制。

总的来看，“逆全球化”表现为保守的政治、封闭的经济、孤立的外交以及民粹化的社会倾向。

二、 “逆全球化”风潮形成的主要原因分析

1. 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当前“逆全球化”思潮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增长动能不足。根据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2016年全球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为3.5%、3.4%、3.4%、3.2%和2.3%，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处于近年来最低水平。全球经济增长疲软导致全球诸多国家的国际收支恶化、债务攀升、企业倒闭、失业增加。在上述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政府试图将上述问题的出现归罪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良后果，从而使得“逆全球化”成为缓解国内矛盾和安抚国民情绪的良方。

2. 全球发展失衡、现有全球化缺乏包容性。当前“逆全球化”思潮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全球发展失衡、现有全球化缺乏包容性。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极大地带动了全球经济增长，参与全球化的各国也各有获益。但在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却一直伴随着“逆全球化”的声音，尤其是金融危机后各国反对全球化的呼声更是不绝于耳。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同一国家内不同阶层的民众获益的不均等，从而造成“受益群体”与“受损群体”之间的矛盾。

首先，不同国家间获益的不均等主要表现为南北矛盾。全球化进程中，一些国家得到发展的同时，另一些国家却不断被边缘化，最终导致这些国家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是新兴经济体。经济状况的恶化破坏了这些国家内部的政治社会生态平衡，从而造成持续性的地区动荡与冲突。其次，同一国家内不同阶层民众获益的不均等主要表现为社会分配的不公。市场经济中，资本的收益远远高于其他生产要素，且由于具有极强的流动性，资本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大型资本借助全球化平台获得了巨大的盈利空间。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内部不同阶层的收入不均衡现象日益显著，社会中下阶层在全球化进程中自身利益相对受到损失，形成所谓的“全球化输家”，这也解释了为何反全球化人士大多来自发达国家的中下层低收入人群，并带有“民粹主义”的色彩。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同样表明了这一点。相对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年龄大的人群具有更强的“脱欧”倾向。

3. 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深刻演变、不同经济体增长分化加剧。当前“逆全球化”思潮形成的直接原因在于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深刻演变、不同经济体增长分化加剧。在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过程中，跨国公司扮演着主力军的角色。随着全球化发展的不断深入，跨国公司在将处于价值链低端的生产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总装车间等主体生产部门以及部分研发、管理部门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在不断掏空发达国家实体产业的同时，推动了以新兴经济体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的迅猛提高。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不断下降，另一方面是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自1991年～2011年的二十年间，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G7）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从三分之二下降到不足一半，而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金砖五国）所占份额则从7%提升至20%左右。

4. 全球治理滞后、国际经济秩序失衡。当前“逆全球化”思潮形成的另一重要诱因是全球治理滞后、国际经济秩序失衡。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形成于二战后，与快速变化的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相比，具有较强的局限性与不适应性。具体而言：一是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决策机制不能体现公平性。众所周知，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框架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话语权严重不成比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经指出，在决策机制上，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太少，关注特殊利益集团的意见太多。二是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贸易规则不能体现公平性。如前文所述，在现有贸易规则下发达国家采取诸多非关税措施侵蚀发展中国家利益，阻碍贸易与投资自由化。

三、 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是实现人类共同发展的必然选择

1. 推进全球化具有丰富的理论基础。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全球化实践的不断发展，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全球化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国际化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在经济与政治两者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经济全球化实践，经济全球化能有效消除贫困，实现不同民族的共同发展，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亚当·斯密指出，在人们通过交换以获取更大效用的这一本能的推动下，分工得以出现并不断发展，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因此，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一国的“绝对优势”将被放大，并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实现本国财富的增加。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在国际分工下，一国应在自身与其他国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进行生产，进而通过国际贸易进行交换以实现共同发展。新自由主义理论强调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应充分借助市场的力量，实现不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与有效配置。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各国之间并非“零和博弈”，而是要通过全球化实现双赢甚至多赢。

2. 推进全球化具有扎实的实践支撑。

一方面，实践证明全球化的实施将带来经济增长、生产率提高、消费者效用增加等一系列正面效应。自我国实施改革开放，尤其是2003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不多扩大，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迅猛提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同时，全球化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与生产效率的提高，促使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激励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与产品升级。此外，全球化使得消费者能以更优惠的价格享受到更加多元的商品与服务，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实际收入水平。

另一方面，实践证明“逆全球化”行不通。回顾我国发展历史，清朝实施的“闭关锁国”政策葬送了大好的“康乾盛世”，最终导致落后挨打。回顾世界近现代发展历史，上世纪上半叶在先后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经济大萧条之后，许多国家为保护本国经济发展错误地采取了“以邻为壑”等“逆全球化”措施，但并未实现预期的经济复苏，反而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增速下滑、人均收入减少以及贫困人口的不断增加，世界各国发展的不平等程度也不断加剧。

四、 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新型全球化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

理论与实践证明，一方面，“逆全球化”不可行，经济全球化仍是人类實现共同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原有的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不可持续，新型全球化必然朝着更加包容、普惠的方向前进。中国政府倡议、推行的“一带一路”建设为新时期、新的国际环境下的新型全球化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为新型全球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倡导“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不为特定国家或特定阶层服务，而要通过建设，把沿线各国的发展利益结合起来，把各国人民对于发展的诉求结合起来，各国共同参与发展、共同实现发展、共同分享发展成果，从而共建惠及最大范围的人类利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为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的搭建奠定了基调。

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始终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并在这一系统性工程的推进中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是对新型国际合作模式以及全球治理体系进行的有益探索。

具体而言，首先，“共商”原则是指大家的事由大家商量着办。在共商原则下，国际合作不再是“一言堂”，不再过分强调某一国家或某一特殊利益群体的意见或主张，而是要充分听取合作中各方的利益诉求，进而寻求满足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与合作契合点。其次，“共建”原则是指大家的事由大家一起来做。在充分尊重各国发展模式与道路的基础上，在秉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前提下，国际合作的具体项目由参与其中的各方共同建设完成，充分挖掘各方潜能，充分发挥各方优势，从而体现各方的智慧与能量，各显身手，各尽其能。最后，“共享”原则是指大家的成果由大家一同分享。在共享原则下，国际合作成果不再按照国际地位的高低、综合国力的强弱进行差异化分配，而是根据合作过程中各方的参与度、贡献度实行“按劳分配”，甚至在必要时对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倾斜性”分配与援助，从而使得参与国际合作的各国都能公平地分享合作与发展成果。

3. 突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重点为新型全球化的落实提供了方案。

其一，政策沟通构成“一带一路”得以顺利进行与实施的前提与保障。国际合作中，通过在合作各方之间建立多层次的积极有效的政策沟通与交流机制，在沟通中深化彼此认识，在沟通中达成合作共识，才能建立政治互信，才能为具体合作项目的开展提供满足各方利益与诉求的规划与方案。其二，设施联通即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中优先考虑的领域。相关研究表明，基础设施完善、交通成本低下的地区在全球化进程中往往具有相对优势。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基础设施属于公共物品，其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容易产生搭便车现象，因此全球相对落后的地区往往缺乏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增加基础设施供给是提升这些地区经济全球化参与度，进而帮助其实现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有效途径。原有全球化体系将发达国家主导下制定的规则前置，发展中国家要想参与其中只能被动接受并执行这些规则，因此有利于发达国家在国际价值链合作分工中占据有利地位。而“一带一路”建设则将基础设施前置，“要致富先修路”，通过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实践经验在沿线国家进行推广，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打好“物质基础”。其三，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工作与中心内容。投资与贸易是全球化体系下开展国际合作的主要着力点，因此也构成“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无论是畅通、充分、有效地政策沟通，还是不断建设、完善的基础设施，均是为实现投资与贸易便利化、自由化做好前提与准备。只有打破各种投资与贸易壁垒，为参与“一带一路”的各国企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才能充分发挥各方优势，不断激发各方潜能，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蛋糕”不断做大。其四，资金融通是支撑“一带一路”建设推进的另一重点。除了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临的另一紧迫问题即资金的短缺。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各类金融合作将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提供强大的“输血功能”。其五，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应有之义。除了在政策、基础设施、投资与贸易、金融等方面不断加大沟通与合作外，“一带一路”建设还将不断推动各国在教育、文化、旅游、医疗、科技、环保、扶贫、慈善等民生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从而真正将各国人民的前途与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手拉手搞建设，心连心谋发展，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1] 刘鹤.两次全球化大危机的比较[J].管理世界， 2013，（3）.

[2] 吴志鹏，方伟珠，陈时兴.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回顾与评价[J].世界经济研究，2003，（1）.

[3] 俞可平.经济全球化与治理的变迁[J].哲学研究， 2000，（10）.

[4] 吉宓.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基础与研究纲领的拓展[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2）.

[5] 裴长洪.全球经济治理、公共品与中国扩大开放[J].经济研究，2014，（3）.

[6] 李中，周勤.全球化、绝对贫困与包容性增长——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新证据[J].亚太经济，2014，（1）.

[7] 李刚.“包容性增长”的学源基础、理论框架及其政策指向[J].经济学家，2011，（7）.

[8] 金碚.论经济全球化3.0时代——兼论“一带一路”的互通观念[J].中国工业经济，2016，（1）.

[9] 李丹.“去全球化”：表现、原因与中国应对之策[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3）.

[10] 李扬，张晓晶.失衡与再平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11] 斯蒂格利茨.让全球化造福全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2] 罗德里克.全球化的悖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3] 胡鞍钢.“一带一路”：驱散逆全球化的东风[J]. 中国领导科学，2017，（7）.

[14] 张茉楠.当前“逆全球化”趋势与新一轮全球化走向[J].宏观经济管理，2017，（5）.

[15] 苏丽君.逆全球化与美国“再工业化”的不可能性研究[J].经济学家，2017，（6）.

作者简介：阎沭杉（1990-），男，汉族，河南省孟州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政府政策与公共管理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民经济学；高晨宇（1997-），女，汉族，北京市海淀区人，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为电子商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