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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领导关怀照顾王尽美家属

2018-08-29

百年潮 2018年8期
关键词:王尽美王老王震

1925年8月19日,王尽美告别人世,时年27岁。

王尽美去世后不久,其祖母和妻子先后病故,只剩下老母带着两个幼子。生活之凄苦是可以想到的。王乃征、王乃恩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们都很小,四年之后,母亲也忧伤病故了。贫苦与死亡,吞噬着我们这一家,日子是在苦水里泡过来的。”党组织和同志们对王尽美的家属给予尽可能的关怀和照顾。1948年,中央机关驻在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村的时候,当时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在写给张云逸、马保三等几位山东负责人的一封关于调查革命烈士的信中,特别表示对王尽美家属的关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董必武路经山东,与当时的中共山东省委统战部长谈话时,曾经谈起了1921年在中共一大上认识王尽美的情景。事隔数十年,董必武对王尽美的印象仍很深。他还十分关切地询问

王尽美去世后的家庭情况。当听说王尽美的两个孩子都离家参加革命工作,家中只剩下王尽美老母一人由地方政府照顾时,董必武指示说,最好将老人接到济南,由公家予以安置照顾,使她过一个愉快的晚年。随后,中共山东省委和山东省人民政府把王尽美的母亲接到济南供养。

毛泽东有一次在青岛视察工作时,特意向山东负责人講起了王尽美。他说:“你们山东有个王尽美,是个好同志。听说他母亲还活着,你们要把她养起来。”

(知秋摘编自《王尽美》,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郑惠等主编、张树军等副主编,丁龙嘉、张业赏/著)

王震为“右派”居民点

取名“向左村”

1958年五一节刚过,铁道兵司令员兼国家农垦部部长王震就去看望“右派队”的成员。王震站在刚刚搭起的羊马架子前面的荒草甸子上,开头就说:“同志们,总理让我来看望大家。”接着,又重复说:“本来总理要来亲自看望大家的,因为总理正准备出国访问,不能来,让我来看望大家。”王震在荒草甸上,一边不停地抽着烟,一边不停地走动,他一眼看见坐在草甸上的兰钰。兰钰被打成“右派”前是通俗出版社社长,解放战争时期,是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社长,胡宗南打延安时,他就跟随王震的指挥所行动。王震紧皱浓眉,喊兰钰的名字:“兰钰!”兰钰低头“嗯”了一声。王震说道:“你还记得吗?胡宗南打延安,我们睡在一个炕上,吃辣椒炒小米饭……”王震停了停,用深沉而又饱含着一种令人沉思的感情说道:“小字报办得好好的,搞什么大字报!”

接着,王震提高嗓门,鼓励大家:“你们到北大荒来,是我找总理要来的。夹着尾巴做人,三年不出头露面,改造好了,你原来写剧本,回去照旧写你的剧本;你原来拉小提琴,回去照旧拉你的小提琴……”他看了看新建的羊马架,又爽朗地问:“一个人右了,怕什么?还可以变左嘛!我替你们这个新居民点取个名字好不好?”大家齐声说好。王震说:“就取名叫‘向左村。”

(黄艳摘编自《丁玲在北大荒》,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郑笑枫/著)

刘华清谈中苏军事技术

合作

1990年11月1日上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与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别洛乌索夫进行了结束性会谈。双方顺利签署了《中苏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混改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纪要》。双方对第二次混改会都表示满意。我高兴地宣布:“第二次混改会圆满成功。中苏军事技术合作,比在莫斯科第一次会议时有了更宽泛的领域、更高的层次,发展的前景非常好。希望今后的合作能够更扎实、更富有成效。”中午,我送别洛乌索夫去机场。途中,他说:“回去后,马上向雷日科夫、戈尔巴乔夫汇报。”他希望中苏高层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

遗憾的是,随后由于苏联政局的动荡,商务谈判拖了下来。12月4日上午,在钓鱼台宾馆,我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索洛维约夫。他转交了别洛乌索夫给我的一封亲笔信,主要内容是:苏联外经部副部长戈里申上将,拟率团于12月中旬来华,继续进行苏-27飞机政府间协议的谈判。我松了口气,随即给别洛乌索夫写信,一是表示感谢,二是敦促谈判早些进行,合同要尽快签订。

戈里申海军上将按计划来了。我方和他们进行了封闭式的谈判,吵吵争争,进进退退,一波三折。最后,双方还是缩小差距,达成了协议。12月28日,苏联向中国提供若干架苏-27飞机的合同在北京国贸大厦签订。我出席了签字仪式。香槟酒“嘭”地一声打开,人人都满满一杯。我和每一位苏联朋友碰杯,又和每一位中国同志碰杯,大家都非常高兴。我们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有了今天的成果。

(知秋摘编自《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刘华清/著)

评书演员袁阔成回忆王震

我录制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在中央台播出后,突然接到王震将军的来信。王老在信中说,他是千千万万忠实听众的一员,他和他的孙子听我讲“三国”都入迷了。这已经让我感动不已了,没想到1985年1月14日,王老又在家中接见了录制评书《三国演义》的剧组。

王老高大消瘦、精神矍铄,穿一身呢制深蓝色中山装,领子、袖口处磨白了,锁扣眼儿的线几乎脱落,虽年逾古稀,仍透着威武和英气。他家的客厅非常朴素简单——一圈用旧了的沙发,扶手上铺着白色的网垫;磨平了的地毯,接缝处用透明胶纸贴着。

王老亲切地说:“我要感谢你们,人民也感谢你们,你们为弘扬祖国的民族艺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工作!”同时,他毫不客气地对我提出了批评和建议。王老说:你是艺术家,对艺术要精益求精,如果出现错误会误人子弟的。比方说,你把“雀跃”读成“què yào”,孩子们为此争论起来,他们说,“袁伯伯是这么说的”。你要多查资料,对人物的评价、字音的读法要力求准确。学马叫不要多,多了会使人听着不舒服。

接见结束后,王老拉着我的手,幽默地说:“什么叫平等?我把架子放下来咱们就平等了。希望你常来做客,咱们一起研究《三国演义》。”

在录制第二部《三国演义》时,王老挤时间与我们一起研究“三国”,对重大战役、主要人物、关键评点,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我问王老为什么对“三国”这样熟悉,他告诉我,在战争年代,经常在马背上读“三国”。有一次为了牵制敌方兵力,王老率兵西进,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打了三个月恶仗,在最危急的关头运用“三国”中的谋略,奇迹般地突出了重围。曹操的军垦屯田在军事史上是了不起的创举,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阶段,延安掀起大生产运动,为抗战全面胜利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毛主席号召我军高级将领多读读“三国”,叶帅、陈老总、贺龙将军精通“三国”,经常研究

“三国”。

(赵鹏摘编自《忆王震》,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警卫员何自新回忆白求恩

白求恩同志生活极为简朴,从不搞特殊化。在五台县松岩口医院,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生活,派了个炊事员,专门给他做西餐。白求恩带着医疗队巡回视察了几个军分区,看到我军干部战士吃得很简单,每人每天除主食外,菜的标准仅五分钱。他说:我也是个八路军,为什么要吃这么好?他提出要和我军干部、战士一样吃中国饭。

白求恩长期劳累,有时连续工作几天几夜不休息,身体渐渐消瘦了。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经常给他买鸡和水果,他却拿来转送给伤病员了。

有一次,炊事员给他清炖了鸡汤,我盛了一碗给他。他一看炖得很好,很高兴,就问我还有没有。我告诉他有,他干脆叫我把锅端来,又找来一个大碗,让我端一碗,他自己端一碗,到病房里去喂重伤员。他喂的那个伤员猜到这是给白大夫的,怎么也不吃,但白求恩坚决地一勺勺把鸡汤喂到伤员嘴里。站在周围的轻伤员看到这种情形,都十分感动。我原来想不通,端着汤走在路上,还嘟嘟囔囔地说:这是组织上给你的,你都给伤员吃了,你的身体慢慢就垮了。白求恩毫不在意地说:“小鬼,我不需要吃这个,他们才真正需要呢!”

在战争环境下,水果不容易买到。有一次,好不容易买到一些桔子,我给他端去放在屋里。一转眼,桔子没了,人也不见了,也不见有桔皮。我猜他一定又送给伤员吃了,就大步追到病房。一看,他正从口袋里往外掏,每人一个分给伤员们。我找来翻译,向他说明这是组织上给他买的。白求恩说:“我是一个健康人,不需要吃水果。”他还说:“小鬼,不要只关心我一个人,要关心大家。”

(赵鹏摘编自《纪念

白求恩学习白求恩》,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

忆范明枢先生

1931年,范明枢先生在济南乡村师范当图书馆主任。那是一个月只有40块钱的差事,势利一点看,以他的身份是不值一钱的。然而他干了,并且干得很有兴致。在那年双十节学校举行的庆祝大会上,他登台讲话,说:“民国这个招牌已挂了二十年了,我们没看到什么民主,却一下失去了这样几百万方里的大好河山……我不老,你们更年轻,我们应当大家努力!”

那时正是九一八后,一席话给了学生很大兴奋,很多激励,有的人都感动地哭了。从那以后,人家就称他“老青年”。他老,那时已60多岁了;他年轻,心像20多岁的人那样活泼有生气。他常常从那些寒苦的学生身上,偷偷地学习些新的东西。学生喜欢看的书,他也跟着看。起初,他看不太懂,却硬生生地钻研下去,慢慢地像豁然贯通了似的,在那些社会科学书里发现了从来没听说过的真理,觉得津津有味。学生开给他书目,他就照着购买,因此那学校所藏的图书成了进步青年们稀有的财富。四年后,我(吴伯箫)有机会到那个学校教書,还以其中一部分书籍(大部分被查抄了)继续了那学校的传统教育。但也是那些书籍,触着了反动势力的痛处,于是先生被捕了。

先生的学生是很多的,在山东也有些说话“有力”的人,大家联名保他出来,那已是他受了半年铁窗生活的时候了。出狱那天,他对接他的人说:“保我干什么呢?狱里生活我还没过够,这是大学,应该让我多学学,也好知道我到底犯了些什么罪过!”

(知秋摘编自《徂徕

烽火》,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吴伯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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