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玮婧

[摘要]从史前时期到改革开放，汉族的婚姻形态发生了多次变迁。婚姻制度的演化促使妇女的地位不断发生变化，从而推动以反映妇女婚俗为主要内容的嘉禾伴嫁歌的发展与丰富。嘉禾伴嫁歌如今仍在嘉禾县城及其周边地区唱响，其文化内涵与不断变化的婚姻形态相协调以适应新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伴嫁歌在汉族婚姻制度变化的冲击下仍然能够不断发展与传承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伴嫁歌；婚姻形态；音乐；婚嫁仪式

伴嫁歌是湖南嘉禾县汉族地区婚嫁仪式中重要的一环，新娘的女性亲戚在结婚前第三天晚上与结婚前一晚都会聚在一起来唱伴嫁歌。仪式的程序包括耍歌、射歌、长歌、伴嫁舞和哭嫁歌，其集歌、舞、剧于一体的表演形式是妇女生活的真实写照。汉族婚姻制度的演化使妇女的地位不断发生变化，从而推动以反映妇女婚俗为主要内容的嘉禾伴嫁歌的发展。

一、史前时期：女性权力的失落促使伴嫁哭嫁音乐产生

信史时代①以前的汉族婚姻形态记述起来有一定困难，收集整理的资料中，史学家们主要是通过神话传说、考古发现来进行推测并加以叙述。

原始社会初期，人类婚姻形态为“群婚状态”，子女不知道确切的父亲是谁，母亲作为唯一的能明确认知的长辈，有着相当高的威望，从而形成了以女性权威为认知的族群。

原始社会中期，人们开始不断对两性关系做出限制，从而形成了多偶婚，相对于之前的母性权威来说，最开始的多偶婚为“一妻多夫”，后因男性私有财产的占有与遗产分配，为了明确地知道父亲是谁而逐渐向“一夫多妻”转变。随着父系氏族社会的来临，女性的历史地位开始失落。

原始社会中后期，妇女沦落为男性私有财产，变成可以公然继承与瓜分的遗产，随之而来，就出现了抢劫婚。《周易·屯》中记“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就是抢婚后留下的风俗仪式。《礼记·郊特牲》中载“昏礼不用乐。”②昏，即黄昏；不用乐，则指偷偷摸摸不张扬。也体现出抢劫婚的一些特点。

有部分学者认为，嘉禾伴嫁歌与其他民族的哭嫁歌都是最早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时期，女性用哭嫁的形式来表达对自身权力失落的不满。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哭嫁歌是由抢婚时期女性夜晚被抢时求救大声哭喊演变而来的。现在仍有不少的少数民族婚嫁习俗中存在古代抢婚的痕迹。嘉禾地区改革开放以前，是汉、苗、瑶混居的，现在的嘉禾伴嫁舞中仍能见与苗族、瑶族舞蹈中相似的成分。伴嫁歌具体的形成时期与具体成因已无从考证，但不难推测，多年以前，嘉禾汉族人民的婚俗、音乐在与苗族、瑶族的习俗、音乐的碰撞中产生了交流与融合。

一、信史时期：封建婚姻制度的压迫推动伴嫁歌不断丰富

也有学者认为嘉禾伴嫁歌是封建时期才产生的，各历史学家众说纷纭，但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一定是出现在男子处于支配地位，女子沦为屈从地位的时期，这时候女性就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于是采用伴嫁的方式表示抗议。进入信使时期以后，汉族的妇女彻底沦为了男性统治下毫无话语权的“怨妇”。这个时期有买卖婚姻、包办婚姻、指腹婚、童养媳等多种婚姻形态，本文选取了对嘉禾伴嫁歌产生影响的社会制度及婚姻形态进行具体分析。

1、买卖婚姻出现，控诉歌曲产生

买卖婚姻出现在先秦时期（商灭夏之时～秦统一中国），该时期是婚姻形态的过渡时期，原始社会末期的婚姻形态与后代婚姻制度并存。《礼记·曲礼》载：“非受币不交不亲。”③大概指的就是以妇女的婚姻作为目的的交易。买卖婚姻的高级形式，就是聘娶。先秦时的聘娶已初具雏形。一夫一妻制在先秦时也初步确立，男子居于统治地位，随着媵、妾、婢的出现，逐渐演变成只针对妇女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

买卖婚姻的特点就是由男女双方父母商量价格，直接决定。女性没有决定自己婚姻的权利，只能通过唱伴嫁歌来诉说自己对买卖婚姻的不满。嘉禾伴嫁歌中有不少埋怨爹娘的歌曲。如《青布罗裙白布头》：

青布罗呀裙就白呀布罗头，我娘养女就换头猪，就换呀头猪。

猪头来（呀）到（就）娘（呀）欢（罗）喜，就娘呀欢喜，花轿来到就女呀忧愁，就女呀忧愁。……（后词略）

从以上歌词可见买卖婚姻制度下女性内心的真实情感与女性卑微的地位，她们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当作物品交换，丝毫没有主宰自己人生的权力，只能用这种充满忧愁、哀怨的歌声来表达自己对买卖婚姻的控诉。

2、父母包办婚姻，哭诉歌曲产生

父母包办是买卖婚姻中必然的现象，二者不完全一样。父母包办婚姻指的是违背当事人的意志，强迫子女进行婚嫁，买卖婚姻必然是包办婚姻，只是更多一个以索取金钱为目的的条件。有的父母双方在劳动过程中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了使这样的友谊延续下去，就商定两家子女的婚事。女方在并不认识男方的情况下就被父母订了亲事。嘉禾伴嫁歌中，有不少抱怨父母包办婚姻的歌曲，如《半升绿豆》：

半升绿豆，選豆种（那），我娘（那个）养女不择家（呀），妈妈呀害了我！（罗罗里来又来）。千家万家都不给，偏偏给了穷人家呀。妈妈呀害了我！（罗罗里来又来）。到去三天没米煮，到去四天没舂惟……（后略）

这首歌描写的是从半升绿豆中选播种的绿豆，都要一颗一颗地选，而母亲将自己嫁人时则考虑不周到，把自己嫁给了一位穷人，婚后日子很难过，诉说出父母包办婚姻的弊端。买卖婚姻与父母包办婚姻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封建时期，令汉族妇女们苦不堪言。

3、宣扬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教化歌曲产生

东汉史学家班固在董仲舒的“三纲”理论中归纳总结出“三纲五常”。《白虎通义·三纲六纪》载：“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④其中说到夫妻关系的有“夫为妻纲”，指丈夫的地位凌驾于妻子之上。《白虎通义·惰性》载：“五常者何？谓仁、义、礼、智、信。”⑤这是对所有人提出的统一的道德尺度。

专门针对妇女定下的道德标准则是“三从四德”，三从最早见《仪礼·丧服子夏传》：“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⑥四德最早见《礼记，昏义》：“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⑦即懂规矩、说话有分寸、仪态整洁、会女工。

古时，民间妇女少有读书机会，嘉禾更是有“男人进学堂，女人进歌堂”的说法，指的就是男人才能进学堂学习，而女人则是通过在歌堂里唱伴嫁歌来学习知识、了解社会伦理道德。如《伴嫁歌堂好歌声》：

伴嫁歌堂好歌声，今唱那个一本好戏文。一唱公婆家堂坐，二唱儿媳敬来人。三唱不做缺德事，四唱行善慈悲心。五唱不打孤单子，六唱不骂孤寡人。……（后略）

这首歌共23句词，从孝顺父母、夫妻和睦、勤劳、善良等多个方面教导女性。又如《我姐生的白如银》和《十看姐的美》，除了赞美新娘，还将审美标准及如何打扮自己的信息传递给初入歌堂学习的小女孩。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体现三从四德压迫女性的歌曲，如《背岗岭上紫竹瑶》：“……做女时那做女时，早晨睡到泡茶时。做媳时那做媳时，垫高枕头听鸡啼。头声鸡啼床上坐，二声鸡啼下地行……”这些歌曲除了表现嫁人以后的辛苦生活之外，也对即将嫁人的新娘有教化意义，告知她在婆婆家必须勤劳、贤惠。

4、媒妁之言成为法令，骂媒歌产生

从原始时期，祭祀神“禖”的图腾生育观到官媒确立，再到私媒的盛行，媒是汉族人婚姻离不开的中介。媒，即谋，说合，谋以成事的意思。妁，即权衡。权衡二人是否匹配。周时设立媒官，凡婚嫁都要到媒官处登记，同时媒官还负责组织男过三十，女过二十而未婚者与已婚丧偶的人一齐“相亲”。春秋战国以后，官媒变私媒，入汉以后，媒妁之言被记人法律条文。媒一开始具有相当高社会地位，变为私媒并成为法令之后，逐渐产生出许多弊害，弊害之首就是无视当事人的意愿，不少媒人为赚钱而将对方说得天花乱坠，女方父母受蒙蔽，女儿嫁过去以后苦不堪言。

很多女性认为媒人是导致自己婚姻不幸的罪魁祸首，因此开始骂媒。嘉禾伴嫁歌中的骂媒部分叫推磨舞。女方嫁入男方家里后，早晨要采桑一大筐，上午要挑水三缸满，晚上还要推磨到天亮。为了表述媒人给自己造成的苦难，所以取名为推磨舞。

斜山个斜岭，斜山斜岭就生斜树呀。砍到个斜树，砍到斜树就架小桥呀。瞎眼个媒人，瞎眼个媒人就踩断桥呀……（后略）

表演时，一人扮演媒婆，与众人对骂，觉得不过瘾就两人把长凳反过来架在方凳上，两人站在方凳两边，其他人推着她们对骂，模仿推磨时的情景，情绪再激动了，便跳下板凳，越骂越快，最后扮演媒婆的人，做出擤鼻涕、扔鞋子等各种丑态，表示自己骂不赢了，十分诙谐。媒人是父权制和男权制的代表，女性只能通过把媒人的样子丑化和谩骂媒人，来表达对媒人的愤恨之情。

5、早婚成风，讽刺歌曲产生

辛亥革民推翻帝制以后，妇女争取到一部分自由，袁世凯篡位后，宣扬封建礼教，直到溥仪复位，中国妇女的婚姻状况又回归黑暗。民国初年，早婚成风，有小丈夫娶大媳妇的恶习。胡朴安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下卷记载：“……民间贯以年长之女配少年之男子，十三四岁之男子，必娶十七八岁之女子……”嘉禾伴嫁歌中也有这样的曲子用来讽刺当时的社会现象。如《十八满姑三岁郎》：

……睡到（啊）半夜（啊）找奶吃（呃），我是（呃）妻子不是（呀）娘。媳妇娘/媳妇娘/媳妇娘（呃），十八（呃）满姑三岁呀郎。……（后略）

歌词当中有部分报复、讽刺性的表达，最终嘉禾伴嫁歌体现出来的还是深受婚姻恶俗迫害的妇女形象。民国初年军阀的黑暗统治，给妇女们带来的束缚与压迫不亚于任何封建时期。

到改革开放以前，整个封建与半封建时期，在以男权为主体的社会形态里，妇女的地位低下，婚嫁是女性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她们要离开生长的地方和自己的亲人，去一个新的家庭，种种不安与彷徨，促成了伴嫁歌这种妇女的、集体的、自发的歌舞形式不断丰富、多样。

三、改革开放后：婚爱自由后伴嫁歌的失落与新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从屈辱和压迫中站立起来，走上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道路。妇女们也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建设中，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之而来的“男女平等”“婚爱自由”等新思想，让汉族人民的婚姻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崭新的时代下，嘉禾伴嫁歌却逐渐没落了，原因有三：其一，嘉禾的年轻女性进入学校学习知识，不少的人外出读书、打工，年轻女性不再学习嘉禾伴嫁歌；其二，恋爱、婚姻自由，妇女们出嫁不再悲伤，女性在婚后的家庭中具有相当的话语权，不需要用伴嫁歌的形式来抒发内心的忧愁；其三，交通越来越便利，远嫁的女儿也可以随时回来与家人团聚，用伴嫁歌表达离别之情也减少了。因此嘉禾伴嫁歌渐渐失去了本身的社会功用，而逐渐消逝。

面对这样的情况，嘉禾县文化工作人员迅速抢救，通过走访老歌手，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歌曲，随后又培养了一批传承人，建立了十几支伴嫁队。除了受邀为新人结婚伴嫁之外，还组织各种汇演活动，与旅游产业结合，进行文化推广。此时，伴嫁歌的功能已从“娱己”转换成“娱人”，除了演唱人员从新娘的女性亲戚变为聘请来的伴嫁队之外，演出时间上，从原来的唱一整晚缩短为2～3个小时；歌曲内容上，多选择具有积极教化意义与反映古代妇女生活的歌曲为主，其中一部分歌曲在文化馆工作人员进行收集时做了一些修饰与美化。除此之外，仪式中有时也会加上《好日子》《难忘今宵》等通俗歌曲调节气氛；表演形式上，为了适应新的受众，原来众人围坐而唱的伴嫁歌变成了配有简单舞蹈动作和道具来进行表演的形式。虽然传承的形式导致了仪式本身的简化，但文化工作者们所做出的努力仍然值得肯定，伴嫁歌在低迷了一段时间后，又迅速地被当地民众接受，现今，在嘉禾县城及周边地区很多人结婚时都会邀请伴嫁队来伴嫁。

结语

嘉禾伴嫁歌在政府的引导下，能迅速地被接受并且人们能自发传唱，其传承至今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将自身的文化内涵与汉族不断变化的婚姻形态相结合，不断丰富自身以适应新的婚姻形态与社会生存环境。其主要文化内涵就是它的女性文化与教化意义，冲破了封建统治对女性思想的禁锢，成为妇女最早用来维护自己权益的阵地，用歌曲表达对封建家长制的控诉。它就像是一部独属于汉族妇女的历史，弥补了历史上婦女社会角色的缺席，提醒着女性们今天的平等来之不易，女性更应该自立、自强。另一方面，西学东渐以后，西方思想长驱直入，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传统文化受到强烈的冲击。在文化部门抢救与宣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的重要时刻，嘉禾伴嫁歌发挥了自身独特的优势。随着多媒体科技发达与宣传力度的加大，伴嫁歌走出了嘉禾、走出了湖南，甚至展现在国际的舞台上，那些根植在伴嫁歌中的优秀儒家思想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这使得嘉禾伴嫁歌适应当代社会文化的生存环境而得以传承。由此可见，嘉禾伴嫁歌今天的传唱不仅是长期以来中华文明传承的需求，也是社会教育发展的需要，更是女性个体的诉求。

注释：

①信史时代指有文字可考或是有出土文物记载当时社会情况的时代，从既有资料来看，大约起源于商代。

②转引自戴伟《中国婚姻性爱史稿》第11页，北京：新华书店1992年版

③同上，第12页

④转引自戴伟《中国婚姻性爱史稿》第65页，北京：新华书店1992年版

⑤同上

⑥转引自戴伟《中国婚姻性爱史稿》第66页，北京：新华书店1992年版

⑦同上

参考文献：

[1]李沥青编，嘉禾伴嫁歌[M]湖南省音乐家协会，2014

[2]李静珠编嘉禾伴嫁歌·舞[M]内部印刷，2014

[3]戴伟.中国婚姻性爱史稿[M]北京：新华书店，1992

[4]盛义.中国婚俗文化[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