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玉革

(邢台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北 邢台 054001)

0 引言

莎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英国戏剧家和诗人，也是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虽然莎士比亚主要以剧作家闻名于世，他的诗歌成就同样不同凡响。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方面的成就如此卓著，以至于他的作品被普遍认为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十四行诗体的巅峰，因而，英国十四行诗又被称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体。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创作于16世纪90年代，并于1609年第一次结集出版,在英国经历了从边缘走向中心的经典化历程。大约三百年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播。从作为莎士比亚全集的附录出现到单独结集出版，从文学教学到学术研究，从文学史课程的一部分到作为一门独立课程，从普通期刊论文到硕博论文乃至博士后出站报告，中国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传播虽然比英国整整滞后了三个多世纪，但也同样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根据不同时期的传播特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中国的译介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起步阶段(1839—1978)；(2)发轫期(1979—2000)；(3)快速发展期(2001年至今)。本文主要从译介、批评和出版几个方面系统地梳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中国的接受过程，探讨影响其传播进程的主要人物及贡献。

1起步阶段(1839—1978)

莎士比亚的名字从19世纪30年代起开始传入我国。1839年，在前往广州查禁鸦片期间，林则徐将英国人慕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组织编译成《四洲志》，以便于了解当时西方国家的情况。《四洲志》的第二十八节提到，“渥斯贺建大书馆一所，内贮古书十二万五千卷。在感弥利赤建书馆一所，有沙士比阿、弥尔顿、士达萨特、弥顿四人工诗文、富著述”(林则徐，2002:117)。此处提到的“沙士比阿”，即今天通称的莎士比亚，这可能就是Shakespeare在我国的最早的译名。1856年上海墨海书院刻印了英国传教士慕维廉译的《大英国志》(英国人托马士·米尔纳著)，其中在讲到以利沙伯(即伊丽莎白，Queen Elizabeth)女王时代的英国文化盛况时曾说：“当以利沙伯时，所著诗文，美善俱尽，至今无以过之也。儒林中如锡的尼、斯本色、拉勒、舍克斯毕、培根、呼格等，皆知名之士。”(孟宪强，2014:2)此处提到的“舍克斯毕”，也即莎士比亚。可见，当时对Shakespeare一词的中文译名尚不统一。

20世纪初，中国一些学者开始介绍这位剧作家及其作品。莎士比亚戏剧作品最早的译本为1903年由上海达文书社出版的《澥外奇谈》，译者未署名，它由10个文言故事构成，依据是18世纪英国作家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 1775—1834)和他姐姐玛丽·兰姆合写的儿童读物《莎士比亚戏剧故事》(TalesfromShakespeare，1807)。第二年，林纾用文言文的形式对全部莎士比亚戏剧故事进行了译介*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林纾和魏易合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题名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该译本根据查尔斯·兰姆姐弟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译成，实为文言故事，难以看出莎剧的本来面貌。。1921年《少年中国》杂志刊载了田汉翻译的莎士比亚悲剧《哈姆莱特》，是第一个完整的以白话文形式翻译的剧本，标志着中国莎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莎士比亚以剧作家的身份进入中国。1936年8月朱生豪译出了第一部莎剧《暴风雨》，被认为是中国莎学进入第三个时期的标志。朱生豪是第一位精通英文的莎剧译者，他的译作力求忠实原著，是中国受众最多、影响力最大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家。在此之前，莎剧的译者，包括田汉和林纾，都不懂英文。鲁迅曾嘲笑道，我国从1862年就开始设立京师同文馆教授英文，介绍莎士比亚这位英国大作家的竟然是“只知汉文的林纾”和“并不专攻英文的田汉”(1981:357)。

诗人、学者、翻译家梁宗岱被誉为国内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第一人。据李长林和杨俊明*李长林、杨俊明. 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中国莎学简史》再补遗[J]. 中国文学研究, 1999(2): 94. 李长林和杨俊明在此文中批驳了孟宪强在《中国莎学简史》中将梁宗岱1943年发表于《民族文学》杂志上的30首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译诗为最早译文的观点,将梁宗岱译文的最早见刊时间提前到1939年12月18日。(1999)考证，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最早的翻译，应该是梁宗岱于1939 年 12 月 18 日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第 64 期上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部分译文。后来，梁宗岱又译出6首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刊于《时事新报·学灯》第65 期(1940年1月15 日)。在这两期杂志的封底，著名文学评论家宗白华都写了《编辑后语》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和梁译进行了评价，他说道：“这些商籁使我们窥见人间最不容易窥见的心，而莎士比亚更可爱了。梁先生的译诗亦复可爱。”(宗白华，1994:248)加上梁宗岱在1943年在《民族文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莎士比亚的商籁”的论文和30首译诗，应该是中国较早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评论和翻译作品。此时，距离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一次在英国结集出版，即第一四开本(The First Quarto，1609)，已经过去了三个多世纪。

1957年到1960年间，梁宗岱继续从事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工作，六七十年代译稿一度遭毁。1970年，他以73岁高龄重译了莎士比亚的整个154首十四行诗，被余光中誉为“最佳翻译”。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第11卷)收入了梁宗岱的这部分译作，后与其著名的译诗集《一切的峰顶》(1931)合编《梁宗岱译诗集》，1983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33年，中国学术界竖起莎学旗帜，并将世界莎学与中国红学相提并论。这一时期中国的莎学研究集中在莎士比亚戏剧方面，主要的推介人是剧作家、作家和思想家，如田汉、茅盾、严复、梁启超、鲁迅、朱生豪等；主要的传播方式为戏剧翻译、评论和戏剧演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初次翻译(梁宗岱，1939)距离莎士比亚的名字在中国的最早出现(1856)已经83年，比莎士比亚戏剧的第一次译介(1903)晚了整整36年。可以看出，在莎士比亚引进初期，十四行诗的译介和评论远远滞后于其戏剧作品。

新中国莎评发展势头迅猛，随着新时期莎学研究如火如荼，对十四行诗的关注也日益增多。1950年，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屠岸翻译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文化工作社)，比戏剧全集的翻译早了7年(真正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译本出现在1957年，由朱生豪译的27部莎剧和台湾大学教授虞尔昌译的10部历史剧构成)。其后，屠岸的译本多次、多版印刷，成为最受欢迎的版本。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虞尔昌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也于1961年由台北的世界书局出版。1968年，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出版了文学翻译家梁实秋翻译的包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内的《莎士比亚全集》。从1930年到1968年，梁实秋独立完成了包括戏剧和诗歌在内的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是中国独自一人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第一人。

总的来说，从1839年莎士比亚的名字进入中国开始到1978年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中国传播的起步阶段。在莎士比亚进入中国之初，人们对十四行诗的关注和研究远远滞后于其戏剧作品。建国初期，受马克思主义莎评的影响，兼顾写实和社会批判功能的莎士比亚戏剧作品引起学界的关注，国内莎学研究异军突起。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译介和评论也被带动起来，出现了梁宗岱、屠岸、梁实秋等一批翻译家，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2发轫期(1979—2000)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兴起莎学热。1984年12月，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成立并提出“创立具有中国特色莎学体系”，1986年4月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在上海举办。这一时期，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一个新阶段，无论在翻译实践、出版发行还是评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新进展。中国莎士比亚学会副会长、东北师范大学孟宪强教授对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播史做了大量的梳理和研究工作，他的著作《中国莎学简史》(1994)对1993年之前我国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译介、评论做了介绍，这种前网络时代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研究资料的保存和梳理工作，难能可贵。

这一时期更多的译者加入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翻译队伍，用各具特色的翻译推动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其中著名的译者有屠岸、辜正坤、曹明伦等。屠岸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修订版(新1版，1981—1986；新2版，1988)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并经过多次印刷。1992年，屠岸编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一百首》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为我国第一本中英对照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版本。屠岸在前言中介绍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创作与出版的过程，简述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基本主题，说明了十四行诗的艺术形式。屠岸译本是国内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泛的译本，如果说朱生豪译的莎剧让莎士比亚成为普通人的莎士比亚，屠岸则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接近普通读者搭起了桥梁。

1980年，杨熙龄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发行。1982年，该译本第二次印刷，杨熙龄在题为“不调的玫瑰”诗集序言中阐释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艺术价值。第二年，梁宗岱的十四行诗翻译结集出版，题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1983)。四川大学教授曹明伦是国内唯一将文艺复兴时期三大十四行诗集，即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斯宾塞的《爱情小唱》和锡德尼的《爱星者与星星》全部翻译出版的译者，他的译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集》于1995年出版。

另一部值得特别关注的十四行诗译作，是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莎士比亚研究会*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莎士比亚研究会于2013年成立。由于种种原因，1984年成立的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在新世纪前后工作中断。会长、北京大学教授辜正坤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英汉对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辜正坤的翻译多采用归化的译法，音韵和谐，行文流畅，更符合普通中国读者的欣赏习惯，成为屠岸译本外比较受欢迎的一个版本。

除了有价值的翻译尝试，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钱兆明的注释本《十四行诗集》(商务印书馆，1990)，这个注释版本侧重单个词的解释，对诗意的整体把握和难点的关注不够，注释相对简单，也没有汉语译文，流通量相对较小。

评论界在这一时期也从一边倒的莎剧研究开始向十四行诗靠拢。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期刊论文数据库查询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相关论文，截止2000年底，共有75篇，其中，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发生、发展、结构等综合性介绍占很大一部分。同时，关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批评、主题研究、艺术特色和创作思想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按照知网统计，最早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评论文章出现在1979年。王忠祥的《真、善、美的统一——评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1981)首开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主题研究之先河。1982年，复旦大学教授戚叔含试译了五首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发表在《外国文学》(第12期)杂志上，杂志同期附有钱兆明对戚译的评论，这是国内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翻译评论的首次见刊。屠岸(1989)、李赋宁(1996)、曹明伦(1997)等也先后探讨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实践和翻译方法问题。方平在《两首优美的抒情十四行诗——兼谈十四行诗的艺术特点》(1982)初次对十四行诗的艺术特色进行分析。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如吕中舌(1998)等开始关注十四行诗的艺术成就，如模糊语言、话语分析、隐喻特征、矛盾修辞等，研究越来越深入。屠岸的《英国文学中最大的谜：莎士比亚十四行诗》(1998)用长达12页的篇幅详细介绍了西方学界对十四行诗的版本、排列次序、写作年代的论争，同时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自传说”和诗中人物复杂的身份认证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这一时期，屠岸共在《外国文学》《中国翻译》等期刊发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研究论文四篇，涉及十四行诗的翻译实践、人物考证、戏剧色彩、艺术鉴赏等方方面面。可以说，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中国的传播初期，屠岸的译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译介和评论的成果日益丰富，学界的关注面越来越宽，视角越来越多元化。1984年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成立，随后，各地莎士比亚研究机构和团体相继成立。专门研究会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莎士比亚学术研究、改编与演出以及翻译和教学。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引起学界的进一步关注，翻译家和评论家屠岸发表了多篇论文，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主题、人物、艺术特色等进行了探讨，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普及做出了贡献。方平、辜正坤、曹明伦等更多的学者加入到十四行诗的译介中来，研究日益深入。总起来说，改革开放20年是国内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研究平稳发展的时期，为21世纪十四行诗研究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快速发展期(2001—至今)

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期刊论文数据库查询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相关论文，截至2016年底，共有444篇，剔除会议通知等非直接相关研究，可得论文412篇。从这些论文的统计分析中，可以看出国内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研究的发展轨迹。具体如下表：

表1-1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知网期刊论文统计表

图1-2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知网期刊论文年均分布图

通过以上图示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研究在21世纪得到了迅猛发展，2001—2010前十年间的论文量远远超过改革开放最初20年(1979—2000)的数量，而2011—2016短短六年间，已经超过前十年的数量。从论文内容上可以看出，研究范围日益深入、多元，期刊也由最初的权威杂志向普通刊物蔓延，说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研究人员已经从知识精英向普通人员靠拢，参与者越来越多，关注面日益扩大，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和持续热议。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研究被纳入硕士、博士论文的选题范围，意味着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研究的日渐深入。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为主题词，检索中国知网期刊硕博论文数据库，截止到2017年，得出直接相关的论文有54篇，其中硕士论文52篇，博士论文2篇，知网可查的最早的硕博论文是张霞的硕士论文《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戏剧性特征》(2004)。这些论文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思想研究、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以及诗艺技巧上，中西对比和身份探究也偶有出现。具体分析见下表：

表1-3 知网数据库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硕博论文内容分布

在21世纪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研究的蓬勃发展中，几位著名的专家、学者做出了突出贡献。莎士比亚在1924年就走进了清华大学外文系本科生的课堂。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史志康教授首次开设博士课程《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对经典在精英知识分子中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史志康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放在西方文学的大背景下，将文学鉴赏和文化传播、语言学习与为人处世的道理结合在一起，发人深省，他的学生们在他的带动下，从不同的角度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进行论说，成果可见于各级期刊。史志康从2014年开始在上海大剧院做了包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内的莎士比亚作品双语系列讲座，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传播扩大了影响，提供了新渠道。西南大学的罗益民教授以其在北京大学的博士论文研究内容为基础，出版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研究专著《时间的镰刀：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主题研究》(2004)，这意味着中国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罗益民作为重庆市莎士比亚研究会会长，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全国性的十四行诗研讨会和学术活动。他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版本批评史”使国内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研究向范围更广、更高发展，结项成果《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版本批评史》(2016)是成为显学的莎士比亚版本研究在我国的体现。河北师范大学的李正栓教授作为英美诗歌研究的学者以及河北省莎士比亚学会会长，积极推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研究，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发表了4篇相关论文，并出版了注释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导读》(2015)。在他的主导下，河北各地级市纷纷成立莎士比亚学会，开展了一系列莎士比亚研究活动，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河北的传播做出了贡献。河北省莎士比亚学会和邢台学院还主编了《莎士比亚戏剧故事视听说教程》，架起了经典到通俗之间的桥梁。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莎士比亚研究所所长李伟民教授系统梳理了国内莎士比亚批评史并明确提出了莎士比亚在中国的经典化，从中文系的外国文学研究视角做了大量的工作。李伟民的莎学专著《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2006)和《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莎学知音思想探析和理论建设》(2012)分别对国内莎士比亚学术史以及对国内莎士比亚学者和莎学理论进行研究、整理，丰富了国内的莎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的王改娣教授是国内第一个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作为博士后研究内容的学者，使十四行诗研究进入高水平研究的殿堂。她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博士后流动站的研究课题就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专著《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研究》(2010)，这部十四行诗专著集英文原文、汉语译文、注释和赏析于一体，是目前国内内容比较全面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注释版本。

国内以史志康、罗益民、李正栓等学者为代表的莎士比亚研究学者们指导了众多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为专题的硕博论文，从美学、审美价值、语言、翻译、中英对比研究等角度，研究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使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南大学和河北师范大学成为国内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研究较多、出硕博论文成果最多的学校，知网可查的仅有的两篇博士论文有西南大学罗益民教授指导的《镜与灯的诗学: 真善美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教乐传统》(马秀丽，2012)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史志康教授指导的《拓扑心理学认知空间下的莎士比亚十四行研究》(徐畔，2013)。在51篇硕士论文中，河北师范大学李正栓教授指导的有四篇，涉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诗学思想、身份探究、生态解读和张力分析等方面。

除了期刊文章和硕博论文外，在一个多世纪的中国莎士比亚传播史中，还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研究专著、翻译和注释版本。进入21世纪，国内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翻译队伍日益壮大，越来越多的译者参与，译本多达十余种。2001年，著名莎士比亚翻译家梁实秋的《莎士比亚全集·十四行诗》(中英对照，第40卷)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梁译《莎士比亚全集》首次在内地发行。此外，辜正坤、曹明伦、金发燊、艾梅等都出版了十四行诗译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翻译异彩纷呈、各具特色，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极大地推动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主要的注释版本当属罗益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名篇详注》(2009)、王改娣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研究》(2010)和李正栓、张青梅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导读》(2015)。罗益民从154首十四行诗中精选了45首进行详细的注释，每首诗附有一个百余字的英文题解，说明该诗的主旨。王改娣的版本收录了全部154首十四行诗，每首诗包括十四行诗英文原文、详尽的英汉双语注释、1500字左右的赏析文章和王改娣字斟句酌的译文。其中英文原文采用1609年原汁原味的版本和布斯(Booth，1977)的现代版本对照的形式，让读者既能了解原诗的风貌又便于理解诗歌含义，相当篇幅的汉语赏析概括了每首诗的主题、技巧和语义解释等。李正栓的《导读》涵盖154首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包括每首诗的中英文对照，详细的英文注释和100字左右的英文简评，该版本注释精当，简评注重将每首诗放在整部诗集乃至文学传统中考量，参考性强，是国内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研究的有益补充。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注释版本的出现进一步推进了我国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传播。普通读者对英国早期现代英语比较陌生，需要借助甚至依赖适当的注解来理解原文意旨，它使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开始为广大普通读者所接受，而不仅仅局限于专家学者们书斋式、学院式的考证研究和精妙阐释。从精英化到通俗化，受众的增加标志着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

4 结语

综上所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中国的译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期的边缘阶段主要从1839年莎士比亚的名字进入中国开始到1978年。莎士比亚引入中国伴随着中国人渴望了解外国和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的过程。这一时期莎士比亚以国外伟大作家和传奇作家的身份出现，其十四行诗受政治功用和马克思主义莎评思想的影响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屠岸等译者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1979年起，国内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评论和翻译出版发展迅猛，辜正坤等译者提供了不同风格的译本，促进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翻译的多样化，王忠祥、方平、屠岸等学者相继撰文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形式、主题和艺术特色等进行了探讨，莎诗开始走入学术视野，艺术价值逐渐得到认可。21世纪以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传播进入飞速发展期，得到了评论界的推崇，十四行诗的教学、译介和评论得到了量的增长和质的飞跃，各种各样的评论文集和研究专著也开始出版发行，可以说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倍受关注，与莎剧呈比肩之态。史志康、罗益民和李正栓等教授从教学和科研方面提升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并利用了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带动了一批批年轻学子投入到十四行诗的研究序列，壮大了研究队伍，提高了学术影响。总之，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中国的接受经历了边缘到中心的缓慢发展过程，受到越来越多中国读者的喜爱和学界的关注，已经和莎剧一样成为莎士比亚经典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