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文学文化中身体的二次研究（secondary studies）②中，有一种主张使人倍感振奋：身体是一种相对较新的现象：人们在偶然情况下随意地把当代现实定义为“现代”，之后，身体才开始出现。该观点把中国文学文化中的身体与现代性相结合，同时，也把身体置于全球化语境的现代性之中。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英语二次文献中，身体的历史是一个现象学问题。

一位艺术史学家较早就明确提出了该观点。在一部被认为是现代中国身体谱系试金石的论文集③中，约翰·海伊（John Hay）指出，当看到肉体在跨文化语境中的现实主义表现方式时，我们就知道用皮肤界定身体是一种误区。该主张语言简洁、观点激进：中国绘画传统中“裸体”缺失的原因——人体在中国艺术中“不可见”的原因——是身体“于文化中不存在”④。虽然该论文属于视觉文化范围，但也涉及了文学研究。事实上，海伊就是借用《金瓶梅》作为重要案例之一来阐释肉体的文化嵌入性的。《金瓶梅》因其对肉体的色情描写著名，色情描写放大了身体暴露的文化经济学，不论是作为整体的身体，还是作为身体的各个组成部分。海伊注意到，《金瓶梅》中对女主角身体的描写并非基于解剖学细节，而是采用了类比的方式：潘金莲的身体部位（头发、眉毛、面部、躯干、手指、腰部、胸部）被比喻成黑乌鸦的翎毛、柳叶、杏仁、樱桃、银碗、花朵、嫩葱和玉。“身体在此连整体都算不上，更不用说作为一个由骨架结构支撑外形，由丰满的肌肉和其包裹的血肉所定义的，结实的形态完美的实体而存在了。”⑤海伊继而总结到，如果习惯用类比方式定义肉体，那么“真实”的身体总是充满寓意的。他因此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引入中国的表现体系（representational systems）可能毫無意义，因其注重对裸体和肉体的“现实主义”描写。海伊提出：“由于‘中国这个概念从根本上说是文化的而不是民族的，所以中国无法接受完全没有编码的身体，裸体并不属于中国，或者现在还不属于。”⑥

不管探讨被称作“身体”的任何有机经验和普遍物体会引发何种争议，海伊的论文强调了从现象学来认识——身体可能是什么或可能不是什么——我们如何在认识论上理解它——和身体的表现美学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很重要，如鲁迅在日本学医时就曾受过解剖学培训，与同时期民国时期作家一样，都在开始尝试新的文学形式时就面临着关于肉体和“现实主义”问题的困扰。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是较早认识到中国早期现代文学中身体现象学与文艺美学之间关系重要性的学者之一。他指出：“在现实主义的形而上学中，身体一直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然而是自然世界的那些特征，强行践踏作为真实象征的身体虚构性自主。”⑦这句话提醒我们，文学现实主义并非是纯粹方法论上的，脱离身体存在或仅作为身体附属品存在的美学形态——恰相反，脱离身体，现实主义美学将不复存在。如安敏成所言，身体尤其是身体死亡对现实主义极为重要，因为身体物质性是现实主义描述“自然世界的那些特征强行践踏”感知自主的基础。现代中国现实主义小说多描写痛苦、创伤、疾病、饥饿、性欲和焦虑的强烈表现。试想，如果现实主义描写身体健康和幸福，那现实主义还是现实的吗？安敏成的论文提醒我们，对文学“现实主义”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客观性，而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表现方式，该表现方式的美学又尤其受到肉体问题的特殊限制。因此，无论安敏成对身体现象学与文艺美学之间关系的观察，还是海伊对“寓言式”与解剖学式两种表现身体不同方式的对比，都共同强调了中国现代主义者对文艺美学干预的真正激进本质，他们不仅尝试了描述身体和“现实”的新方法，而且扩展到用现象学对人体本身进行重新界定。与此同时，尽管存在一定局限，但很明显，这种新现象学与当时西方和其他非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实践站在了同一阵列中。

承认从中国某些文学传统中对人体类比表现方式到中国早期现代主义实验中更为“现实”表现方式的这种现象学的转变，并不是说中国在进入现代之前对解剖学不了解，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有研究过生理学以及分散的器官结构，或者类似“科学的”性质；这些属于一个完全独立的研究领域，已经在中国科学史的二次文献中被研究得很透彻。但对于文学研究而言，肉体美学并不等同于与肉体分类学。栗山茂久（Shigehisa Kuriyama）⑧对古典希腊文和中文解剖学传统的比较研究，虽并非对文学和文字用法的专门研究，但确实为文学提供了一个有益例证。栗山茂久的两种解剖学传统比较研究不仅解释了两种不同语境中描述人体词汇的词源演变，而且说明了使海伊着迷的视觉表达美学在两种文化中也同样存在：肌肉与整体，插图与全图。

本人专著《图像的来世》（The Afterlife of Images）⑨以海伊，安敏成和栗山茂久的研究为基础，通过观察从清朝晚期医学和文学文本到早期实验性的现实主义表现方式，来展现肉体的表现方式的变化。本书并非直接对比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尽管书中浅尝辄止地对19世纪医学传教士对肉体的认识稍作探讨，而是着重通过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肉体相关的科学、医学和文化交流的条件进行研究，正是这些条件（或前提）把不断变化的对医学身体的认识和不断变化的现实主义文艺美学联系起来，使早期现代性的文学现实主义美学的发展成为可能。书中一个事例有关中国解剖学实践的复杂意识形态史。传统冷战后神话常常把“中国”解剖实践置于一个科学和工业持续“进步”的进程中（由可测量的数据决定的，如武器生产，航海和殖民化进程，药理学知识系统化，等等）。据此，解剖在“前现代”中国是不存在的——除了对古代医生华佗的一些零散的杜撰——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活动家在中国强行推进解剖实践，初期主要私下进行，后期才逐步得到法律准许。《图像的来世》呈现的解剖实践引入中国的情境，并非讨论西方医学传教士如合信医生（Benjamin Hobson）把以解剖为基础的解剖学实践引入中国本身的历史事件，而是探究他们把解剖学实践引入中国的同时，也将某种美学词汇和身体概念框架引入中国——“解剖美学”（anatomical aesthetics）——鲁迅等民国时期作家得以其为基础构建描写人体的新方法，并取代《金瓶梅》中惯用的类比写作模式——这显然比解剖学实践本身的引入更有意义。换句话说，本人以海伊研究为基础，指出从早期文本中的身体表现方式到安敏成所描述的新的“现实主义”方式的转变中，解剖科学提供了关键的参考材料。本书“试图为民国时期作家的医学教育和文化来源提供一个重要的脚注，并试图阐明这些作家以何种方式达到其影响（中国）世界的愿景”，同时提供一种工作模式，用以理解“将医学例证整合到更广泛地认识疾病在文化中的传播方式，以及医学意识形态与美学整体的关系”⑩。本人试图提出一个理论框架来认识文学和文化中肉体表现方式的变化。在该理论框架中，科学和美学被置于同一天平上，它们平等地被接受、被认知，彼此交织。

现代中国文学的学者们除了把“身体”作为一个独立的认识论进行全面考察之外，还试图关注那些不只把身体当作一个整体，而更关注身体组成部分和社会结构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身体因被置于更大的世界中而显得更为清晰。换句话说，这样的作品不仅研究身体的某些组成部分，还研究（身体组成部分有时是更大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和肉体相关的（再次引用安敏成）“强行践踏作为真实象征的身体虚构性自主”：诸如疾病、饥饿、性欲、甚至性别等。例如，两卷论文集集中研究了中国文学和文化二十年来关于肉体表现方式在方法论上和主题上的系列变化。第一部由安乐哲和白露主编的《中国的身体、主体和权力》（Body，Subject，and Power in China）11是中国文化研究里程碑式著作。该书有意使中国研究与当时的人文批判理论大潮进行对话，包括自然与文化对立的范式，冷战后中国研究方法论上的创新，从科学到艺术到医学到性别上对肉体的文化建构。该书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后结构主义批判理论（特别是对本质主义和“自然”身体的观点的批判），尤其是福柯对身体社会建构的理解以及阿尔都塞对身体的意识形态“干涉”。该书的一个关键创新点是要求中国研究学科摒弃对身体的集体和历史的痴迷，不再把身体看作是“透明的，独立的，稳定的分析对象”，而把它看作是受“历史特定话语和社会纪律制度”影响的知识的联系（和文化的反映）12。尽管该书从整体上来说是广泛研究中国肉体的重要参考资料，但除了上文提到的海伊的论文，其他几篇论文也都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直接相关，如白露《理论化的女性：妇女、国家、家庭》（Theorizing Woman：Funü，Guojia，Jiating），刘禾（Lydia Liu）论萧红小说中的《女性身体与民族主义话语》（The Female body and Nationalist Discourse），以及安德训（Ann Anagnost）《政治化的身体》（The Politicized Body）。

另外一部论文集《表现的现代性》（Embodied Modernities）13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文学和文化中的肉体研究方法。该书有意解释自安乐哲和白露论文集出版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学术界在技术和文化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实际上，与《中国的身体、主体和权力》相似，该论文集也试图整合更前沿的批评方法，涵盖从清朝末期到当代关于肉体研究的资料。因此，该论文集收录了现当代女权主义者对缠足的评论（安乐哲）；新电影中身体作为灰烬和幽灵的表现（徐贞敏Jami Proctor-Xu和奥莉维亚·邱Olivia Khoo）；以及身体在台湾数字视频木偶剧和角色扮演中的表现（司黛蕊Teri Silvio）。本人论文《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中的流散身体》（Diasporic Bod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以世纪之交余华的小说以及其他实验艺术家的作品中对器官交易的描述，探索中国反文化的产生与美国和欧洲市场需求之间的对立关系。

本集除了女性主义和后殖民批评方法，还涉及同性恋理论，这并非主题上的巧合。身体作为中国医学和文学研究的对象，一直被视为异性恋的，“生成的”，有界限的性物体。本集收录的论文超越了异性恋范畴，使当时中国文学文化中的肉体研究变得复杂。如通过解读民国时期对清朝末期通俗小说的删节，看作为性和性别的身体概念化的变化（艾梅兰Maram Epstein）；李安《卧虎藏龙》原著中玉娇龙的性别转换（桑梓兰Tze-lan Sang）；男性气质和肉体分别在梅兰芳和李小龙身上的表现（作者分别为邹羽John Zou和裴开瑞Chris Berry）；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男性同性卖淫（吴存存Cuncun Wu和史马克Mark Stevenson）；以及台湾女同性恋作家邱妙津作品中性别化和“污名化”的身体（马嘉兰Fran Martin）。

另外，近期两本学科期刊的专刊专门研究了当代中国身份、肉体、疾病和人类普遍性（尤其民国时期对什么才是肉体意义上的人的概念是不确定的，比如肉体意义上人和猿的区别，以及什么才是新的人类普遍性，比如如何看待进化后有争议的新家谱）的当代建构之间的各种关系。《社会文本》（Social Text）杂志的双卷本专刊《中国与人类》（China and the Human）14中，“中国”和“人类”并置出现在多个学科如人类学、比较文学、法律与电影、历史与政治等不同学科学者的论文中，该专刊从两个词汇的哲学层面和比较意义入手，对上述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尽管其关注重点和肉体无关——没有讨论肉体或人性本身的体现，多探讨“人类”“宇宙”，以及“人权”和“中国”在全球范围流通的和相互生成的本体论。——然而，这种身体缺失（corps-manqué approach）也可以被看作是通过将文化与物质隔离的方式，来确定什么是人类特性。正如编者15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相信我们知道人是什么，不论是在中國还是其他地方，人的定义都是确定的。然而，我们希望……对这两个术语的不言自明性提出质疑。通过把中国和人类并置，我们不会把任何概念当作既定的认知对象。”

罗鹏（Carlos Rojas）特邀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专刊更明确地讨论了肉体作为人的组成部分。一直以来，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被认为是独立于科学和医学的，该刊扭转了这种偏见，重点关注肉体、疾病尤其是病毒与文学创作过程本身之间深层结构的亲密关系。罗鹏将该刊“恰好置于艺术与科学中间”16，并指出文章“以19世纪末期现代生物医学发展为起点，重点研究医学概念和假设在文化语境中被挪用的方式。这种文化语境有助于增强对健康和疾病的普遍理解和想象，同时在塑造和改变这些理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如文学家宋安德（Andrew Schonebaum）的《中国现代文学传染病和结核病载体》（Vectors of Contagion and Tuberculosi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和医学史家吴章（Bridie Andrews）早先对“结核病”在清朝末期和现代早期的翻译方式进行的调查17，说明病历作为一门学科可以为中国身体文学研究提供更多的细微的信息（吴章的开拓实践和宋安德的详细阐发，为肺结核作为早期现代文学流行主题提供了语境和跨文化解释）。同时，罗鹏在其《经典与食人之争：对“疯子日记”的心理免疫学阅读的文章》（Of Canons and Cannibalism：A Psycho-Immunological Reading of “Diary of a Madman”）18提出了一个早期现代中国文学的免疫学模型，研究在早期政治改革文学中的“微生物隐喻”（microbiological metaphors）来源。此外，白安卓（Andrea Bachner）的论文19极具创新性，他颠覆了传统病毒学的研究方法。传统病毒学认为病毒最重要的特质是客观性，是可科学验证的外部现象，白安卓却首先将病毒作为隐喻（与罗鹏的文学免疫学模式一致）再进一步研究其特性。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现代中国文学中“人”的理论建构的方法，可能需要提及罗鹏在专刊中的引言，并将其和刘禾的文章《生活如形：鲁迅作品中仿生与佛教的相遇》（Life as Form：How Biomimesis Encountered Buddhism in Lu Xun）对照阅读。两篇文章主题相同，都研究了较少被提及的鲁迅1905年的作品《造人术》。刘禾译为“创造人类的技巧”（Technique for Creating Humans），罗鹏译为“创造人性的艺术”（The Art of Creating Humanity）20。《造人术》是鲁迅翻译美国作家路易斯·杰克逊·斯特朗（Louise Jackson Strong）科幻小说的文言译文。小说讲述了一位科学家从事人工胚胎研制，后来人工生命脱离控制迅速繁殖，成为人造怪物，捣毁实验室，造成社会动乱的故事。鲁迅进行转译时忠实于日文译本，然而当时日本翻译界有一种不尊重原著的翻译风格。所以在鲁迅的版本中，科学家刚掌握了造人术，故事就结束了。罗鹏从历史视角解读文本，他认为，鲁迅对创造“微观的人类萌芽”的热情描述是对“现代医学的热情”和“对生命的强烈肯定”，强调现代细菌理论（细菌学，病毒学）的基础与鲁迅的文本一致，鲁迅（甚至同龄者）对创造新人类的可能性持乐观态度，认为该故事“是连接科学与文学关照的桥梁”21。罗鹏这篇文章与专刊中其他论文一道，“将微生物学模型应用于政治改革问题”22，将现代中国文学置于科学与医学的历史之中进行分析和研究。这篇文章和本人在《图像的来世》中的结论，都提出新兴的投影技术和微生物隐喻是鲁迅顿悟的主要因素，并促使其由医转文。23

相反，刘禾将微生物学问题扩展为文学启蒙，研究“仿生”（biomimesis）（模仿文学、艺术和科学中的生命，刘禾称之为“仿生”）和“真实性”建构之间深层结构关系。在安敏成研究基础上，她把现实主义及其媒介本身视为一种技术，不是为了复制相似的生命或身体，而是为了共同创造对真实的理解。刘禾将鲁迅短篇小说《补天》《祝福》与《造人术》对比阅读，指出早期的现代文学，不仅反映出进化生物学提出的新问题，更促使“公众认识到这些新问题”。她进一步指出，“与强调文学形式与内容关联相比，‘现实主义被用作描述身体的方式更为重要。”24因此，对于刘禾来说，《造人术》中人工胚胎的研制，并非对同时代科学发展的被动反映或热烈庆祝，而是对生命重生的乐观的文学表达。刘禾对另外两个故事的解读也表明了这一点，不仅是微生物学和仿生技术的创新，关于佛教形而上学的争论也有助于在鲁迅作品里的仿生（延伸为肉体）与作品外世界展开对话。作为研究案例，这些结核病、微生物美学和文学想象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有助于将疾病现象看作文化形态而不是肉体体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特定时期，当虚幻的“自治”面临巨大的技术和文化入侵时，忽视身体根本的复杂性，变得越来越难。这时，诸如《社会文本》和《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专刊，以及刘禾的散文，都开启了我们对于人类、身体和生命本身的美学与本体究竟是什么的理解。

上述作品从微生物学到佛教哲学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对生命本身的理解，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人体真实起源奠定了基础。安道（Andrew Jones）近作25成功将前述许多方法集于一身——对清末期和现代早期文学文化的发展进行历史化梳理，进行文本细读并对涉及的具体科学和其他观点进行说明，对作为一个“领域”在中国现代文学（和全球现代性）建构中被情景化的二次文献进行综述。该书注意到“发展性思维”（developmental thinking）的隐性叙事结构与虚构叙事本身存在共生关系，力主将科学纳入文学历史（不仅是来源或灵感，而是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并对进化概念化进行重新梳理。正如安道所言，该书“通过寻找十九世纪晚期进化生物学中文译本中出现的发展性思维，追踪其在二十世纪中国印刷媒体和媒体文化中的传播，研究其如何促使新的叙事形式产生并将结构植于历史想象限制意识形态视野，从而开启对发展性思维的系谱学批判”26。该书巧妙地把以前只被视为修辞的形象变为一个站在“进步与行动主义之间的门槛”上的进化使者，用文学术语表述，“值得对其进行持续研究和深入思考，在一个遗传等于命运的殖民世界秩序阴霾笼罩中，它就是启发心智的灯塔”27。安道在“鲁迅、自然史和叙事形式”（Lu Xun，Natural History，and Narrative Form）一章运用了一种结合科学史的文学分析方法论，他详细地描述了白话媒体进化观念的传播——如小说、儿童故事、教科书—并将其与中国和世界进化科学史和生物科学史的发展进行对比研究。该书记载了近代中国早期科学和文学想象的翻译与全球讨论之间的关系，并为了解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肉体形态形成提供了基础。

我们如何在中国现代文学关于身体的多样化研究方法与当前文学文化现象之间建立联系？至少在罗鹏和刘禾的时代，早期现代文学中的肉体和美学问题（尤其是鲁迅的作品）直接关系到当代科学和文化的发展。罗鹏回顾了早期现代小说的翻译，将2003年非典型肺炎暴发作为例证，说明病毒爆发过程（文字的和隐喻的）（可以）对生命和文化构成威胁28。同时，刘禾对鲁迅作品的分析为其未来研究奠定了基础。她观察到所有的仿生技术，包括当代的仿生技术，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真实”的认识论。在仿生技术指导下人体的展示方式，同今天医生、科学家和科研人员对肉体进行诊断、绘制和调查的方式无异。因此，她把关于鲁迅的讨论与当代关于干细胞和克隆等话题的争论联系起来。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者进入了一个勇敢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原来科幻小说的创作素材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国和全球语境下的“实践小说”（operative fiction），这样的百年预言为科幻小说与科学之间的新合作铺平了道路。在这样新世界中，我们对细菌学能做出怎样的研究？我们如何从历史和文本中理解当今现象，如何从身体的知识和文化谱系以及在科学和文学中的相互生成的历史中把握其深刻的内在联系？什么样的批評方法可以把对肉体表现的批评更广泛地与对科学信息传播方式以及科学融入文学文化（当然还有其形式）方式的日益理解相结合？

未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必须进一步深化跨学科研究，与非中国文学相关专业密切合作。在充斥器官移植丑闻，血液供应受到污染，中国被指责无视“完整”身体的神圣性的年代，我们应该深入思考身体日益分化的意义可能是什么？可能是，面对“全球批评家将中国政府人权滥用作为一个政治自由议题而不是经济平等问题进行批判”29，我们要深入思考如何反过来将这种思想框架提供给全世界中国作家作为创作素材。也可能是，我们坚定地坚持以清朝末期身体历史为立足点并进一步研究和改变当今对身体理解的同时，必须在各学科和流派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总之，在身体同时变得更加全球化和更加分化的今天，我们不仅要研究中国文化和文学史，而且要探讨身体的源起和结束，及其在现象学领域中的广泛融入。

【注释】

①Ari Larissa Heinrich，“Body as Phenomenon：A Brief Survey of Secondary Literature of the Body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原載张英进主编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London：Wiley-Blackwell，2016），pp. 424-433.

②本文中多次提及二次文献（secondary literature）和二次研究（secondary study），特指作者援引的例证及文献资料基本来自海外学者研究中国文学文化的英文资料，以便和该领域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或一次文献相区分。下同。——译者注。

③Zito，Angela，and Tani Barlow. Eds. Body，Subject，and Power in China.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④Hay，John. “The Body Invisible in Chinese Art？”In Body，Subject，and Power in China. Edited by Zito，Angela，and Tani Barlow.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43.

⑤同上，第50-51页。

⑥同上，第60-61页。

⑦Anderson，Marston. The Limits of Realism：Chinese Fic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17.

⑧Kuriyama，Shigehisa. 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Body and the Divergence of Greek and Chinese Medicine. New York：Zone Books. 1999.

⑨Heinrich，Larissa. The Afterlife of Images：Translating the Pathological Bo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Chapel Hill：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⑩同上，第10页。

11Zito，Angela，and Tani Barlow. Eds. Body，Subject，and Power in China.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12Martin，Fran，and Larissa Heinrich. Eds. Embodied Modernities：Corporeality，Representation，and Chinese Cultures.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p.7.

13Martin，Fran，and Larissa Heinrich. Eds. Embodied Modernities：Corporeality，Representation，and Chinese Cultures.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14Eng，David L.，Teemu Ruskola，and Shuang Shen. Eds. Special issue“China and the Human：Part I.”Social Text，2012a；Eng，David L.，Teemu Ruskola，and Shuang Shen. Eds. Special issue“China and the Human：Part II.”Social Text，2012b.

15Eng，David L.，Teemu Ruskola，and Shuang Shen. Eds. Special issue“China and the Human：Part I.”Social Text，2012a，p.2.

16Rojas，Carlos. “Introduction：‘The Germ of Life.”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2011a：23.1：5.

17Andrews，Bridie. “Tuberculosis and the Assimilation of Germ Theory in China.”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1997：52.1：114-157. DOI：10.1093/jhmas/52.1.114.

18Rojas，Carlos. “Of Canons and Cannibalism：A Psycho-immunological Reading of‘Diary of a Madman.”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2011b：23.1：31-60.

19Bachner，Andrea. “Graphic Germs：Mediality，Virulence，Chinese Writing.”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2011：23.1：197-225.

20Rojas，Carlos“The Art of Creating Humanity.”Translated into Chinese from the original Louise Jackson Strong story as 造人术 by Suozi [Lu Xun]，and re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Carlos Rojas （with introduction）. Renditions，2012：77-78：70-77.

21Rojas，Carlos. “Introduction：‘The Germ of Life.”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2011a：23.1：3-5.

22Ibid.p.6.

23Heinrich，Larissa. The Afterlife of Images：Translating the Pathological Bo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Chapel Hill：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pp.149-156.

24Liu，Lydia H. “Life as Form：How Biomimesis Encountered Buddhism in Lu Xun.”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009：68.1：21-54. DOI：10.1017/ S0021911809000047.p.21.

25Jones，Andrew F. Developmental Fairytales：Evolutionary Thinking and Modern Chinese Cultures.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6Ibid.p.5.

27ibid.

28Rojas，Carlos. “Of Canons and Cannibalism：A Psycho-immunological Reading of‘Diary of a Madman.”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2011b：23.1：31-60：31.

29Eng，David L.，Teemu Ruskola，and Shuang Shen. Eds. Special issue“China and the Human：Part I.”Social Text，2012a，p.17.

[韓瑞Ari Larissa Heinrich，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人文学院副教授；华媛媛，大连外国语大学副教授。本译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CWW001）阶段性成果；国家留学基金委“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资助成果；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华文化的跨文化阐释与对外传播研究”（13JZD032）阶段性成果；大连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化研究基地”资助成果；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流动站资助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