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

“

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国家培养了我，鸦有反哺之义，我当报国恩。”北方工业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院长闫江这样告诉《经济》记者。从美国归来，从中科院微电子所到北方工业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闫江由掌勺的“大厨”变为“总经理”，将国外先进的芯片工艺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回来，贯彻产学研用的宗旨，为学院带来新的气象。

错过有时意味着更好的相遇

40年前，改革开放的国策调整了中国的历史走向，也成为许多人命运转折的人生机遇。

1977年底，各省（区市）出题招生。闫江从高一跨级参加了山西省高考，平均成绩78.3分，山西省分数线是60分。全家人都沉浸在第一个大学生即将诞生的喜悦之中，然而，命运似乎又与他开了一个玩笑。新政策规定，应届毕业生的录取分数线为80分。

“从小到大，我并不属于特别好学的学生，但我脑子还算好用。别人需要3小时能明白的原理，我可能几分钟就理解了，所以偏科比较严重，在数学、物理方面有点小天赋。”

第二年高考前一个多月，闫江参加了全国中学生华罗庚数学竞赛，拿到了大同市第2名和山西省第17名的好成绩，并赴太原参加领奖。组委会颁奖时宣布，前6名同学可以选取全国的任意高校就读，前20名学生可以在山西省择校。

“前6名同学欢欢喜喜，排在后面的同学却心急如火，想尽快回去复习迎考。没想到，高考前一天，山西省教育局发了文件，经过华罗庚小组对试卷的再次考核，从后14名学生中再挑选3名学生，其中恰好有我。”闫江庆幸地说。

就这样，闫江等9名同学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他被分到了物理系。当时的科大因为少年班而风靡全国，汇聚了全国各省区市的状元，全年级近一半的学生都比闫江小。5年寒暑，闫江在合肥度过了美好的大学时代。而闫江依然不是最刻苦的学生，成绩只是中等偏上。“不过，我很幸运，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红利。尽管当时改革开放的门缝很小，但我还是偷偷钻了过去。”

专注芯片，出走美利坚

1983年，闫江考入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生毕业之时，年轻的闫江在导师的推荐下，承担了国家“七五”科技攻关课题。历经5年，闫江不负众望，完成了课题。他至今还记得科技日报那篇《国产硕士挑大梁》的采访报道。

受文革的影响，科研界出现了人才断层。改革开放后，国家迫切需要培养跨世纪接班人，多次派遣人员出国留学。闫江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在异国他乡，他要打破外界对中国人的孤立，融入芯片研究前沿的新环境中。语言交流不太畅通，也让闫江感到空前的压力。他唯有玩命地干活——出成果、发文章。一年后，由于出色的表现，闫江的导师表示愿意资助他继续留在实验室。于是，他一边工作一边上学。1999年7月，闫江顺利地拿到了德克萨斯大学机电系博士学位。

在半导体集成电路行业中，最尖端的成套应用技术和商业化产品都集中于大企业，只局限在学校实验室很难掌握这些技术。毕业后，闫江进入英飞凌公司美国研发总部，一做便是10年。他对美国公司的严苛体验深刻，“干得好可以升职加薪，待遇优厚，但干得不好、工作出错则马上被开掉，毫无情面可讲。所以无论哪个层级的员工都不敢掉以轻心。当然，这种机制的效率也显而易见。美国吸引了全世界最优秀的顶尖人才，知识更新非常快，如果你不奋进的话，40多岁就会被淘汰。由于整个社会的架构很健全，能够形成人才的正向循环，因此，美国在高科技领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作为改革开放后较早出国的一批人，经过十几年的奋斗，闫江实现了出国梦，拥有了汽车洋房，同时也吃了太多西方世界的苦。“物质上的拮据倒还好说，主要是精神上的折磨。那时候电话费要3美元/分钟，只能每年中秋和春节给家人打两次电话，提前两个月写信时就说好，这次要和谁通话，让家人提前备好讲稿以节省时间。远隔重洋，听听亲人的声音，心里能得到片刻的安慰，聊解相思之苦。8年后，我才第一次回国，而有的人15年才第一次回国。”谈起这个话题，早期出国的人有太多的心酸和苦涩。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祖国面貌日新月异、蒸蒸日上。而闫江回国的愿望也日益强烈。2009年，49岁的闫江毅然选择回国，成为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集成电路先导工艺研发中心的“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并先后承担了两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课题，其中“22纳米关键工艺技术及平台建设”项目还获得了中科院的特殊贡献奖。

產业人才需激励与融合

从本科到硕士、博士研究生、访问学者、特聘专家，闫江是芯片领域少有的“从一而终”的科学家。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同步，他在学校、科研单位和企业深耕了整整40年。

芯片被誉为现代工业的“粮食”，每年我国要花费2000多亿元，从国外进口芯片，人才是我国很大的一个短板。2017年3月，闫江从科研单位转向教学领域，专注于培养我国的芯片后备人才。对比国内外的产业体系和人才建设情况，他也越来越感受到激励与融合发展的重要性。

“科学发展是一个全方位整体配合的系统工程，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不是靠某个部门、某个机构就能完成的。产业发展也是如此。发达国家经历了上百年的工业化发展和技术积累。我们要正视这种差距，实事求是地制定发展规划，科研单位和企业要形成良好的合作机制，密切配合，然后一步紧跟一步地奋起直追，不能总是找捷径，揠苗助长。”

“在人才的培养上既要有激励也要有融合。如果干得好与干得差只相差一两千元，这种和‘大锅饭差不了太多的陟罚臧否，仅靠责任和道德难以约束后进者。不仅无法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反而形成懒惰后退的气氛。西方国家制度虽然过于严苛，但学生和员工的干劲比国内强很多，教授们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

现代科学的学科交叉很鲜明，特别是基础平台，单打独斗注定失败。两件国外发生的小事，让闫江颇有感触。

在做访问学者时，导师把闫江和一个中国台湾同学、一个印度同学组成小组，三人性格各异，优势互补，简直是天作之合，那是闫江感觉进步最快的时期之一。“我从大陆来，动手能力比较强，而且喜欢跑跑颠颠的；台湾的同学性格比较安静，能沉下心来，不急不躁地做测试；印度女同学的英文好，文字表达能力强。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三人互相配合，商量好工艺方案后，我马上去做，然后交给台湾同学测试，完成后印度女同学马上据此写成文章，导师认可后，很快就能发表。这种合理分工和密切配合，让我们既能专注于自己的事情，激发干劲，彼此之间又能学到很多东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三人小组发表了很多前沿的论文。

另一件事是他参加过几次韩国人的“抽烟会”，对学术间交流学习的重要性感触颇深。韩国人常常利用抽烟的时间，主动交流各种科研方法和细节，分享信息。但是中国人有好的学术方法往往保留起来，聚会也多谈论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

除此之外，海归与本土人才的融合也需引起重视。闫江表示，为了吸引人才回流，国家花费了很大力气，通过“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回国的专家很多，但如何站在国际视角，建立更加客观公正的评价机制，政府要做好相应的配套制度，充分发挥国内外人才各自的优势，形成1+1>2的效果，而不是相互掣肘、扯皮。同时要给予人才充分的学术自由，减少过多的行政考核，充分释放人才的创造力和竞争力。

与项目攻关不同，“以前是人家备好了菜和佐料，我是一个掌勺的‘大厨，而进了学校，我要拿项目、找资源、培养人才，如同饭店的‘总经理，要配齐器具，备上佐料，还要买到原材料、管好厨师，才能做出一桌满汉全席。对我来说，这是一项全新的挑战。”不过，面对困难，闫江依然信心十足。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方向，即一边关注国际技术前沿，一边引进企业建立联合实验室，强调实用性研究，将学生课题与企业攻关项目结合起来，让更多毕业生进入大企业，或到国外深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