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 张 弥

内容提要：文章提出了“一带一路”规划和行动中两个特别重大的经济平衡关系。一是“一带一路”对外开放中，国内产业向国际转移，资本向国外流动，与国内经济投资能力、GDP增长资金需要之间的平衡。产能过剩资本输出与因国内满足一定就业经济增长速度需要的投资数量间，发展阶段使资金自然转移与财产安全、体制预期使然的资本外逃间，存在着两难悖论。因此，在战略和体制改革上，既要合理地规划和满足“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资金需要，也要考虑中国储蓄和投资的承受能力，并且通过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保护财产安全，扩大国内能够投资的领域，留住国内资金，吸引FDI，使国内经济稳定增长。二是需要特别关注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与促进制造和服务产业发展之间的平衡推进。以避免中国投入公共和准公共产品，陷入投资大、周期长、利益水平低的领域，没有得到合作共赢；而跨国公司和其他国家企业搭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外部经济便车，投资制造和服务产业，进入投资规模小、周期短和利益水平高的领域，使中国陷入对外经济合作不公平的境地。

“一带一路”愿景和行动是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推进更高层次对外经济开放的重大举措。如何实施，学术和政策研究界发表了许多著述，这里不再赘述。从宏观经济运行和增长理论，以及产业经济学方面看，“一带一路”规划行动中，特别需要避免的是，在国内经济与对开放之间关系和在外投资基础部门与产业部门之间关系处理上，发生重大的战略性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