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二月，浙江德清县一个叫沈士良的农夫因长期遭到两个侄子的虐待，找到正在整修城门的吴石匠，把一张写有自己侄子名字的纸交给他，拜托他把纸贴到打桩的桩头，这样就能咒死自己的两个侄子。吴石匠吓坏了，生怕沾染上这种邪门事，就报了官。知县把沈士良抓来打了25大板，然后给放了。

不久后，杭州附近开始流传有妖人不知不觉剪走某人辫子，然后就可以用妖术控制或者杀死某人的流言。这类恐慌不断扩散，关于妖人的传说，花样也越来越多，很快就传到山东等更远的地方。这年六月，长江沿岸到处都可以听到这首儿歌：“石匠石和尚，你叫你自当。先叫和尚死，后叫石匠死。早早归家去，自己顶桥梁。”

地方官员一方面不愿像他们所鄙视的百姓一样相信这种无稽之谈，一方面又需要安抚当地百姓，可惜效果差强人意。不过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让上面知道自己治下出乱子就行了。所以直到七月底，乾隆才得知此事，此时这种流言已经扩散到整个中国南部。

最有趣的是，乾隆就此事下发上谕的前一天，山东巡抚富尼汉忽然上奏报告此事。估计是富尼汉收到京城的消息，知道瞒不住了，于是赶紧补救自己隐瞒不报的罪过。

接下来，乾隆开始频繁地明发、暗发谕旨，就此事训斥各地官员，要求相关官员通过奏折报告案情进展。不过最诡异的是，此时的案件已经不知不觉从传谣案变成了真的有人“试图行妖术”。

乾隆给河南巡抚阿思哈发谕旨，要求在河南做一次大规模缉捕排查。阿思哈马上回报：“我确实早就听说这个谣言了，不过我已经口头命令各级下属保持警惕。”没几天，他真抓到一个重大嫌疑分子：一个叫法印的和尚，挑着一副扁担，上面挂着几条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辫子。但是法印什么都不招。于是，阿思哈向乾隆报告：“此等奸徒偷剪发辫，应有首谋使之人。必须严加刑讯，方得根底……若急用刑夹，恐或致毙，反致无可根究。”乾隆朱批：“是。”然后乾隆就发了一道紧急谕旨，告诉下面的督办官员，碰到这种情况不要只知道用刑，万一把人犯弄死了，还怎么继续查？但是也不得放松，继续抓紧搜捕妖党疑犯。

后来法印还是什么都没招，于是阿思哈又奏报：“该犯适患时气病症，兼有疮发，饮食亦减，难以审讯。”但是经过紧急搜查，近日没有被剪发辫之人。乾隆怒批道：“京師此风未熄，而热河亦有之，岂独汝省无耶？足见汝不实严缉，大不是矣！”乾隆还暗示：“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情况？我也有自己的消息来源。”阿思哈最后只好小心报告：如果让这个嫌犯病死在狱中，反而让民间出现更多谣言，所以“恭请王命，将该犯压赴市曹正法，悬首示众”。

乾隆一时怀疑巡抚、总督怠惰，一时又怀疑他们急功近利坏了大事，一时又怀疑他们只是被下属蒙蔽，总之是操碎了心。乾隆为何这么累？原因在于，奏折制度对于乾隆本人也是一种威胁，因为皇帝或君王要时刻警惕自己不会成为庞大的官僚体系中的一员，或者成为傀儡。但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君王，又不得不依赖官僚体系对帝国的日常管理功能。不过，现实世界不会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乾隆亲自督办的这起叫魂案最终耗时耗力，在官员们各种或明或暗的消极配合中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