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

打从记事起，我就认为，父亲是看不起母亲的。母亲是地主的女儿，因为这个身份，才艺俱全的母亲被剥夺了考大学的资格；因为没有考大学的资格，这就注定了母亲在她的一生中难有一份轻松体面的工作，甚至连养活自己的钱都挣不到。

父亲其实很善良，只可惜母亲不是他亲自相中的，他只是遵从父母之命而已。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在省城有很体面的工作，每天进出条件优越的办公室，有着一群高雅知性的同事；而母亲，虽然是当时凤毛麟角的高中毕业生，而且成绩优秀，但那又怎样呢？她只能是一个家庭妇女而已。父亲生性嫉恶如仇，一直固执地讨厌“地主”这个称号，他不知道他那不曾见过面的岳父是怎样地省吃俭用才当成的地主，很不应该地把对地主的厌恶转移到地主的女儿——他的老婆身上。

而母亲的美丽、能干、贤惠都被她那“地主崽子”的身份所掩盖，在父亲眼里变得很不屑一顾了。几十年来母亲在父亲面前从不会摇头，只会点头。

一向身体强健、自尊心极强的父亲也许从不会料到刚60岁的他，吃喝拉撒全都得由母亲来照料了。因为他得了老年痴呆症，而且不轻。

天气冷的时候，他连吃饭都困难，筷子不知道往哪里伸，老在碗外面胡乱地搅，母亲便端起碗轻轻说：“在这呢，吃吧。”父亲横了她一眼，想发火，却不知道说什么，然后嘿嘿地笑，乖乖地由母亲喂，如果我们要喂那是死活不会肯的。我们知道，父亲即便成了这个样子，他那要强的自尊心还在，所以每次喂父亲饭都是母亲的事。

母亲像带婴儿一样地看好钟点计算着父亲大小便的时间。估计差不多了就说：“我们到马桶上坐一坐去如何呀？”父亲先是茫然地看着母亲，随后便嘿嘿地笑，任你安排。之前可不是这样的，每当母亲问：“拉尿去吧？”父亲就会吼道：“你无聊！尽问些这样的狗屁事！”可不到5分钟，他就会下面滴水，大冷天的，从棉裤到里裤全都给弄湿透。

于是母亲便开始从里到外地给他换。因为怕他感冒，得把他弄到暖和的房间，父亲有时一步也不知道迈，任由你教，就是不走。母亲情急之下就会用背驼着他连拖带背，父亲则像小孩子一样觉得很好玩，重重地扑了下去，那个被他轻视了近四十年的女人不禁摇晃了几下险些摔倒，忙挣扎着扶住墙。近一米八的父亲伏在不到一米六、瘦弱的母亲背上，使母亲几乎看不到人了，可父亲从没有因此而摔过跤。好几次我走进家门见母亲如此便想替换她，可每次我都败下阵来，因为高大的父亲伏在我的背上我根本无法迈开一步。

给父亲换裤子是最累人的，可他从不让我们给他换，只允许母亲一个人。他又从不配合，好不容易给他穿好一个裤腿他马上扯出来，老弯腰去地上捡東西，其实地上什么也没有。每次换裤子都得这样折腾近半个小时，有时一天得折腾两三次。

于是我在医院托朋友买了个接尿器欢天喜地地送回去。母亲费了好大劲儿才挂在了他身上。第二天打电话一问，母亲说用不成，他用着不舒服扯掉了。见母亲这样辛苦，两个弟弟说：“我们回来算了。”母亲坚决地说：“我能行！你们安心吧，不挣钱这个家怎么办？”

我和母亲商量把他们接到我这来住，我不耽误上班又可以帮帮她。母亲犹豫了一下还是拒绝了：“算了，你那太不方便了，在四楼，他这个样子上去了就下不来，像坐牢一样。他必须每天都要走一走，否则腿会萎缩的。”

因为母亲提出了“去马桶上坐一坐”的“建议”，父亲便很少尿湿裤子了，可这只是白天的事。到了晚上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有时父亲会很清楚地说：“要撒尿”，于是母亲会连忙起来拿尿壶，可接了十几分钟没一点收获，被冻得瑟瑟发抖的母亲只好把父亲拉回被窝，然后不久父亲又会“谎报军情”，如此折腾几次，尿最终还是拉在被窝里。母亲没法子，只好备了几块大棉垫垫在父亲身下，这样一来，可以只换棉垫不换被子了。每天清晨父亲茫然地看着母亲忙着给他换裤子和棉垫，就会问：“你干什么？”似乎这一切与他毫无关系。

每晚如此这般地折腾，使母亲的睡眠很少，白天又不敢睡，怕父亲尿湿、摔跤或胡乱走出去掉池塘里。身心疲惫的母亲迅速地消瘦下去，眼窝深陷，神情恍惚。可是她却从不在家人和外人面前诉说自己的艰辛。只有一次，她在我面前轻轻地说道：“有时真想把那瓶农药一口喝下去一了百了，可是我死了你爸怎么办呢？”

这一切的烦恼和艰辛我们不能盼望它们结束，它们结束了就意味着父亲的离去，这是我们都不愿意发生的。

我们颇费了点劲给家里找了个老实巴交的保姆，也买了轮椅，可这并没有减轻多少母亲的负担，因为照顾父亲的事她从不让保姆插手。父亲似乎一刻也离不开母亲，只要一会儿不见母亲，他就会显得心神不宁，老问：“你娘呢？”有时他连我们做儿女的都不认识，可从没有问过别人他老婆是谁。

母亲像是父亲身上一个不可缺少的器官，如果她不在他的身边，他就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在哪里。

为了锻炼父亲的记忆，母亲经常和父亲聊他以前的一些往事，特别是一些他引以为自豪的事。尽管每次都是母亲一个人在说，可她仍不停地和他叨唠。父亲则嘿嘿地笑，有时也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母亲问：“长沙，你的老根据地长沙还记得吗？”父亲马上说：“长沙怎么不记得！”至于怎么个记得法就不知所云了。母亲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崭新的金戒指问父亲：“这个戒指你还记得吗？”父亲嗫嚅了半天，呵呵地笑道：“记得咧！”“十年前，家里那么困难，你却在长沙给我买了这个戒指。结婚快四十年了，你虽然只给我买过一个戒指、一条围巾两样东西，不过都是贵东西呢，我晓得。围巾让我围烂了，戒指我却一直到现在都舍不得戴，你看，还崭新的呢。”母亲说到这已经是泪眼婆娑，父亲却呵呵笑笑，轻轻道：“蠢婆……”

父亲的病情让所有人都无力回天，我们所有人倾其所有挽留的力量都大不过死神。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母亲拒绝任何人在病床前为父亲守夜而由她一个人独自支撑，她像一根绷得快要断掉的弦，理由只有一个：让我最后还为他出出力。然后对着病床上早已毫无知觉的父亲念叨：“你也是个吹牛的家伙，三十多年前你就说过等你每个月挣一百元钱的时候你就不让我干活了，可现在你每个月挣几千元钱了，我一样还要干活，还说要带我去上海玩，现在可好……”

父亲去世后，我们发现母亲的卧房里像展览一样地挂满了她和父亲的相片。她对我们说：“几十年来，你们的爸爸对家庭对老婆孩子是负责的，虽然我不是他想要的老婆，可是他从没有背叛过我，就冲这一点，我所有的委屈、辛苦，都心甘情愿，从不后悔。”

我一直以为我们姐弟三人从来不是什么爱情的结晶，而只是婚姻的产物，可是我错了。母亲穷尽了全身的力气和毕生的力量在侍候着父亲，却从来没有说过一个“爱”字；而一生硬气，从不爱说漂亮话的父亲是用他一生的“负责”在爱，在用心呵护他的这个家。我懂了我的父母，他们只是爱得不动声色而已。

我在想，如果父亲在最后的时间里是清醒的话，他会不会对母亲说一声“谢谢”呢？

摘自《分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