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洛

半世流光去绝踪，白头长忆少年红——在几年前写的一首春游绝句的开篇，我曾这样说过。生命到了人无再少年的晚岁，就像一株年轮繁密的老树不免常常回忆自己的春花与秋叶，就像一条即将入海的河流不免常常回想自己的源头和涛声。在我为自己的“收官”之作《潇潇风雨满天地——清诗之旅》一书撰写例行的“后记”时，蓦然回首之情何尝不也是如此呢？

遥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中师毕业却有幸因扩大招生而破格准予参加高考，但却又只能申报湖南、中南地区以及首都北京的高等师范院校。一事能狂便少年的我，在作文题目《生活在幸福的时代里》之下，擅自加了一个“祝宝成铁路通车”的副标题，三个志愿均绝无它顾地填写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将自己青涩的名字写进了这一百年名校的新生花名冊。虽然我对北京大学高华的门第心存欣羡，但我至今仍然确信，其时我不过是时不我与而已。何况北师大中文系硕彦纷来，名师云集，有如嘉年华盛会，其阵营声势足以与北大中文系分庭抗礼。前辈宿儒黎锦熙乃镇系之宝，系主任为诗人、文艺理论家黄药眠，学生时代与吴组缃、林庚、季羡林号称“清华四剑客”的李长之，此时早已是驰名域中的文学史家，顶级民间文学专家为钟敬文，刘盼遂乃王国维的关门弟子，穆木天系创造社重要成员，古典文学专家有谭丕谟与王汝弼，语言学家有陆宗达和俞敏，后来名满国中的启功还只忝居副教授，而若干年后的散文史权威郭预衡还只是青年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