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梁启超先生还在世，讲“成功学”这门课时，恐怕所有人都不能望其项背。一方面，他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之大，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比拟。他跟随康有为提倡变法，开启晚清政局的新局面，叉在学术上别开生面，倡导“新史学”，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另一方面，他不仅自身成就斐然，而且其子女个个威才，“一门三院士”的传奇更是令世人称道，其教育方式和理念也一直被各界所推崇。

一般来说，一个人真知灼见的流露无外乎这几个方面：讲课或者演讲、著作、书信。而书信中叉以“家信”含金量最高，“家书抵万金”可不是随便说的。在中国现代，梁启超家书和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被称为“三大家书”。据统计，17年间，梁启超先生写给子女们的家书有400多封，虽然包罗万象，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主旨还是如何为学、为人、为事、为业。

1927年2月，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信中写道：“在学校里要把应学的规矩尽量学足……这种工作乃为一生历程所必须经过的。”他要求子女把握现在，享受从耕耘到收获的过程，再把收获当成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当然，梁启超绝对不是那种“死读书、读死书”的人，他曾说自己信仰的是趣味主义，因此很注重培养孩子们追求知识的兴趣，培养他们好学深思的习惯。他说，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因此，他要求每个儿女既要专精又要广博，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生活有情趣，并在广博的基础上面盖高楼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