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央集权对社会自由的影响不同角度存在不同看法。一方面，从自由主义的角度而言，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认为中央集权的顽固辅之封建制度分离了社会阶级，毁灭了政治自由，阻碍了法国对于自由宪政的构建。另一方面，从乌托邦的角度而言，哈林顿在《大洋国》中认为中央集权有利于资源的合理整合与调配，促使人们免于物役与他人的强制，能将社会引向更广泛的自由。综合二者观点，虽有不同但也存在一定的相通之处。因此，对其进行比较研究对理解当代中国权力配置对社会自由的影响有启示作用。

关键词：自由主义；乌托邦；《旧制度与大革命》；《大洋国》

一、《旧制度与大革命》在中央集权对社会自由的影响理解

本文中所指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作者是法国历史学家亚力克西·德·托克维尔，翻译者为冯棠，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托克维尔为法国贵族，政治倾向于自由主义，向往自由平等，经过法国近代的一系列政变，被迫成为“国内流亡者”。带着对拿破仑专制政府痛心疾首的他，饮下现实的苦酒，写下了这本千古绝唱。以1789年为界限，其后60年托克维尔在书中称之为“法国大革命”时期。摆脱梯也尔式帝国史的叙述方式，其结合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 ]，剖析大革命的深刻根源——旧制度，深刻分析了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本质、结果等。对大革命前后阶段的法国政治体制、社会结构、行政体系等层面进行论述，通过法国大革命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为后世拓宽了对于权力、平等、自由等人类文明的研究之路，具有丰富的历史意义、实践意义与指导意义。

一方面，托克维尔认为中央集权制度不可否认是在某些动荡时刻凝聚力量的有效方式，中央集权制度从旧制度中沿袭到大革命时期，又以其各种形态建立在旧制度的废墟之上，掀开伪装的面具。中央集权制度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而不是像人们所说是大革命和帝国的业绩，虽适应了某段革命的社会，但却对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产生着腐蚀作用，一点一点吞噬革命成果。在此以中央政权在一些作为财政区省的省份所作所为为例，司法权、行政权、立法权并未达到一种分权理论所提及的牵制作用，反而权力极其不平衡，大多掌握在中央拥有实权的总督一人手里。然而，司法介入行政会造成行政体系的多头领导，政令不清等可想而知的弊端，并且如果将行政介入司法，特别是处在革命这个特殊阶段的法国，其官职可因政府的敛财需要而进行买卖，由此便对行政者的行政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如果权力行使不当将导致行政权干扰司法权，法治则存在向人治倾斜的可能。

另一方面，大革命时期的中央集权还表现在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集于巴黎一身，各省均以巴黎为标榜。此时的各省却渐渐趋于同质化，互不联系，贵族、资产阶级与人民三个阶层也因彼此交集甚少而渐行渐远，独立分割。这是一个信任消解的过程，它所带来的社会资本的瓦解对于政治效度的优化是并不可观的。当中央集权对地方权力产生了割裂，地方的合作模式便难以建立，尽管革命爆发，缺乏一个有效的合作成果容纳政治集团、组织政治活动，新体制也仍然会存在原有体制的痕迹，而人们只能在原有的专制中渴求稳定状态而放弃对于社会自由的追求。这也导致了当时的法国经历了反复的王朝更迭却难以获得稳定政局。

二、《大洋国》在中央集权对社会自由的影响理解

在《大洋国》[ ]中，哈林顿认为中央集权对于国家稳固是必要的，会牺牲掉部分的社会自由，但个人自由必须捍卫才能使国家幸福安康，对于中央集权和个人自由的实现就在乎于中央集权下的分权制衡。他认为，国之根本在于土地和均势，土地财产很大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体制，是君主专制或是民主共和制多数情况下均由土地控制权归属人民多寡所决定，也因此形成了一种均势，在各方利益均衡状态下保障国家安定，在均势被打破的情况下国家陷入动荡，甚至终结。这种均势则有赖于政治机制的运作。大洋国的政治运作机制浮动着代议制的气息，在各层选举中产生权力机关。元老院与人民大会，以及保民官、执政官等，各级力量相互牵制，使得大洋国在软件上能基于其高尚的品格，在硬件上能基于其维持均势的机制，从而扬长避短。总体而言，就哈林顿在《大洋国》中所表现的乌托邦思想，虽不是一味强调中央集权而忽视个人自由，但是权衡之下确实是用社会自由换取了中央集权对于国家的控制力。人民让渡了大多数的权力给国家，包括一部分集体行动的自由权与公民自我管理的权力。中央集权是常常贯穿于乌托邦思想中的必要组成部分，大部分乌托邦支持者认为在一个理想社会，乌托邦式的中央集权能使资源最大限度地优化，其认为必要的社会自由牺牲能换取更大的个人自由与社会稳定繁荣。我们并不能保证乌托邦的理想状态是否是否会“通往奴役之路”，但是其所提出的某些社会架构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特别是关于集权与分权关系的详细论述，即便是构想也同样是源于现实，针砭时弊，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三、综述中央集权对社会自由的影响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对比分析到无论是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还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大洋国》，尽管意识形态差异在所难免，但是对于中央集权对社会自由影响的理解仍然存在如下共通之处。

（一）中央集权并非与社会自由处于对立关系

中央集权与社会自由不是完全相互对立的一组矛盾，并非不可协调。就《旧制度与大革命》而言，中央集权体制下社会仍然保有自由，基本的权益不容许侵犯。托克维尔也在其中论述到法国的革命不是因为相对于其他国家人民压迫太重，相反越是习惯于自由的纯粹环境，便越容不得一颗沙子。只不过中央集权容易走向专制或是与封建制度结合，这样便的确会对社会自由造成巨大伤害了。就《大洋国》而言，社会自由可以为中央集权服务，从而使得中央集权能够发挥最大效用，促进国家稳定与发展，国家掌控大量土地资源，在均势中占据控制地位，各部门相互制约。

（二）中央集权特定时刻对个体自由具有凝聚作用

拿破仑建立起第三专制制度的个体自由起了很大助力，在人们一跃试图想要摧毁所有旧制度的同时，新的政治架构却还在探索阶段，当推翻旧制度后的法国一度陷入治国问题的时候，人们便又从旧制度的废墟中抓住了中央集权的死灰，為它套上革命成果的华丽外套以适应迫在眉睫的国家治理问题。此时此刻的中央集权无疑成为了每一个个体的自由选择，事实是，绝大多数的法国民众在当时也选择了它。中央集权在此时便让整个法国又一次的凝聚并情绪高涨。大洋国里的城民，每一个人都在钟声响起时参加会议，每一个人都积极热情的发言，尽管遇到挫折，但是他们依然风雨兼程参与议事。中央集权在某些特定时刻往往能让个体产生依赖，并将个体自由凝聚起来，以支持其巩固与发展。

（三）中央集权对社会自由多元化发展存在影响

中央集权常表现出一种强有力的控制，这种控制力作用于社会中的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文化自由。在经济领域，中央集权可以通过行政手段、财政手段等多种手段干预经济，例如法国大革命期间国家对于地方财政以及捐税等方面的强制控制，以及大洋國里关于土地问题的论述中国家为了掌控大部分的权力，在土地中同样尽可能地占有份额，这些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社会经济的自由健康发展造成了影响。在政治领域，法国大革命期间中央集权影响了社会各阶级的联系，彼此逐渐分离，交集甚少，也因此导致了几个世纪间，同胞们形同路人或仇敌，要使他们互相接近并教育他们共同进行他们自己的事物，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在大洋国中也有同样的情况，元老院不外乎存在与人民大会发生争执的情况，在此时此刻陷入争执不休后，人员大会往往会向元老院妥协，这一方面也体系了中央集权对于政治自由多元化发展的阻碍。在文化领域，中央集权可表现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上。法国大革命期间，因为官吏繁多，日常政治渗透在社会生活中，然而文人却作为一个从不卷入日常政治并且没有丝毫权力的社会群体，大大影响着革命的爆发。正是因为受中央集权的文化控制小，文人得以挥斥方遒，而那些生活在体制内的大多数人却不似文人般思想自由，轻松洒脱，成为了政治家。在大洋国中，意识形态的控制更是大不必细说，大洋国本身一套统一的思想体系，一套固定的思想模式就已经决定了它的社会文化始终在一个中央集权划定的圈子内活动，终究难以走出来。

四、当代中国对待权力配置与社会自由关系的启示

无论是自由主义领域还是乌托邦领域，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和《大洋国》中都对中央集权对社会自由产生的影响看法存在共同上述共通之处。由此，可以结合中国现状，在转型时期对我国以下方面的建设有所启示。

首先，促进权力合理配置，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将“中央督查（督政）”结合地方上的“垂直管理”，深化日常监管治理体系，有利于推动社会自由朝着良性发展。通过明确权力界限、规范权力行使、监督权力运行等具体条目保证中央督查作用与宏观调控的开展以及地方必要自主权的落实。其次，结合法律资源，打造法治国家。我国政府可以坚持法治理念，充分利用法律途径，切实保证社会自由，通过营造社会自由合法化空间，从而释放社会潜力。不断完善法律法规，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最后，回归平等与自由的核心理念。政府要利用人民通过契约所授予的权力保持契约的稳定，将公共利益放在关键着力点。政府作为行政主体有必要围绕政治公正的本质将国家意志在政治的表达之下转化为实际的执行过程，将政治自由渗透到人民的基层政治生活，促使应然正义向实然正义的迈进。

以上途径结合了上述所分析的观点与我国的现实实践，可为当代中国权力配置与社会自由方面提供一些思路与方法，同时，也是对于当代中国如何处理权力关系的一些思考与启示。

参考文献：

[1][法] 托克维尔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2][英]詹姆士？哈林顿著，《大洋国》，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9月第一版。

[3][美]约翰？罗尔斯著，《正义论》（修订版），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4]方仪，《乌托邦理论的诠释及当代意义》，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5]任玥，《托克维尔笔下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作者简介：

赵可一（1997-）女，，贵州省六盘水市人，白族，南京师范大学在读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