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育理

他是难得的既懂飞机制造、又能驾机飞行的跨学科人才。

我和王昂同志相识较晚，但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就已听说了他的大名。

1980年，王昂同志作为空军某试飞团副团长、著名试飞员，与滑俊同志一起获得中央军委授予的“科研试飞英雄”荣誉称号。这是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极其光荣的称号，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多次化解试飞中难以逆料的风险得来的！航空业界的人都知道，所有新研制的飞机、发动机、机载设备和机载武器，乃至一些重要的结构件，都必须通过试飞阶段的多次考验，才可进入定型阶段。而驾驶新机试飞的飞行员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以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不错，飞机是研究出来的，是设计出来的，也是制造出来的，但更是试飞出来的！

在与王昂同志一起工作中，我感到他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下属要求严格又倍加爱护。

1984年，我从625所所长任上调到航空工业部担任科技局副局长，很快改任新组建的民机局局长。那时，我们民机的主要型号是运7-100和运12（Y12-X）。根据部党组的要求，要加大这两种飞机的营销力度。为此，经部党组研究批准，部里成立了一个飞行表演队，我带队到各省市做飞行表演。1985年11月，我带着两架飞机飞到上海，刚飞了一个起落，莫文祥部长从北京打来电话，要我马上返航，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和其他一些领导同志要在首都机场观看这两架飞机的飞行表演。后来我得知，那天正好国务院开会，莫部长向李鹏同志汇报了促销飞机的工作。李鹏副总理很支持国产飞机发展，立刻就提出要看飞机。

我接到命令马上申请航线，两架飞机飞回北京，降落在首都机场航站楼（现在的专机航站楼）。我赶回部里去见莫部长，莫部长马上召开部党组扩大会研究部署。会上任命王昂同志为这次活动的总指挥，我被指派为活动的现场指挥。莫部长还说，领导们可能要上飞机试坐一下，安全问题你们要绝对保证。那是我和王昂同志第一次工作上的直接接触。

1985年12月1日，李鹏、姚依林两位副总理带着财政部、国家计委、经委等有关部委的领导来到首都机场。李鹏、胡启立、姚依林等很多老同志都上了飞机，王昂同志陪他们飞了一圈，领导们感觉很好。李鹏同志下來后很高兴，随即在候机楼会议室召开了第四次国务院民机工作现场办公会。会上决定，民航采购100架运7-100投入民航营运，并由国家给予财政补贴。会后，我和民航计划司在西安飞机制造公司签订了购机合同。

在王昂同志严格要求和亲临现场直接指挥下，这次任务完成得非常圆满。当年底，我向王昂同志递交了一份民机局工作总结。

过了一些日子，我到王昂同志办公室汇报工作，他让我坐下，笑着对我说：“我看了你们的工作总结，写得简明扼要，内容翔实。”一句温馨鼓励的话，让我至今牢记！

1985年底，我被调到国家教委担任副秘书长兼计划财务局局长，离开了航空工业部，1990年又担任了国家技术监督局局长。苏联解体前，我曾率国家技术监督局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在飞往莫斯科的航班上碰到了王昂副部长，他带了一批航空工业的人。我问他出访的任务，他说去考察飞机。出于保密，我当时也没好问他考察什么飞机，事后知道他是率团考察苏27飞机和发动机的。

1992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将我调回当时的航空航天工业部担任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当时部长、党组书记是林宗裳同志，王昂同志那时也担任了副部长。这次工作调动后，我与王昂同志有了更多共事的机会，也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

王昂同志是分管军、民机的主要领导。无论是在航空工业部，还是在航空航天工业部和航空工业总公司时期，他都是诸多重点、重要型号的行政总指挥。大家知道，一个新机种，从立项到定型，没有10到20年时间是拿不下来的。所以有些型号，王昂同志只是完成了大半或一半，有的只是开了一个头。但万事开头难哪！在这些型号的研制之初，他的工作为以后型号研制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浓墨重彩记上一笔的是，王昂同志在分管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简称中航技）期间，与时任中航技总经理刘国民同志等一起谋划了两种出口型军机。一个是轻型歼击机“泉龙”，一个是高级教练机K8。这两种飞机很早就在有关国家建立了许可证生产线，至今仍然跻身出口军机的主打产品之列。

王昂同志是一个热爱航空、对我国航空事业忠心耿耿、全身心践行“航空报国”宏图大志的人。

他曾经是一位具有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试飞员，在试飞中面对种种挑战和风险，多次经历生和死的考验，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无愧于“科研试飞英雄”的称号。在担任部领导以后，他深入一线，与广大科研人员、干部职工打成一片，一心扑在航空科研和重大型号、重点工程上，承担了多项任务的行政总指挥。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圆满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为新中国航空工业在改革开放后的新形势下，实现跨越式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从小热爱航空，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后就被作为试飞员培养，在已有的大学飞机制造专业教育基础上，接受了飞行技术培训。参加工作以后，他继续努力钻研航空科学技术，成为航空工业难得的既懂飞机制造、又能驾机飞行的跨学科人才。正是由于他胸怀祖国航空事业、试飞事业发展的雄心壮志，他才不畏艰险、勇挑重担，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

王昂同志是一个襟怀坦白、顾全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名利、甘于无私奉献的人。

1993年6月26日，航空航天工业部分开，成立了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当时的一个型号任务是苏27飞机的引进。1993年，总装、空军、国防科工委在小汤山召开会议，决定引进苏27。回来以后，我迅即向部党组传达。传达完之后我与王昂同志商量，我说：咱们重点型号任务很重，新歼、加油机、歼轰-7，还有一些其他的技术项目。苏-27引进的是生产许可证，主要是制造技术方面的问题，是以引进设备、生产线为主的一项任务。咱们调整一下分工，我是学制造技术的，又通俄语，这个项目我直接来管。我尊重王昂同志的意见，因为他分管军品，1991年我还没调回来时他就先期考察过这个项目。我的这个想法完全是从工作角度出发。我说我来抓，你协助我。王昂同志也完全是从工作角度考虑，他说，那很好啊。马上表示同意。这也显示出我们航空工业总公司领导班子的团结。

王昂同志在总公司领导班子中担任党组副书记，也是常务副总经理，在班子里与大家相处很融洽，在原则问题上他能把握住分寸，工作中尽职尽责、任劳任怨，所以，我们当时虽然在重点型号、改革、发展等各方面任务繁重，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相处得非常愉快，心情很舒畅。

王昂同志不为名、不为利，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奉献精神深深感动着我。在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领域，能够成为一名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愿望。我担任航空工业总公司领导期间，曾深入考虑和研究过航空科研人才结构问题。我当时考虑航空业内的院士人数太少，特别是试飞领域，一个院士都没有。我多次向王昂同志建议，请他申报中國工程院院士，并对他说，这是工作需要。我认为他有论文、有业绩、有学历，又是试飞英雄，加上总公司党组推荐，如果报名，一定能选上。但每次他都是对我笑一笑，始终没有接受我的建议。这使我很着急，但同时也让我对他的人品更加敬重。

王昂同志是一个朴实、谦虚，虚怀若谷，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并具有创新精神的人。

他非常注意认真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甚至有些是反对他的观点的意见，即便这些意见只有部分合理，他都会采纳。在各种会议上，他的发言、讲话不落俗套，总有新意，在许多重大科研和型号项目的决策中具有前瞻性。他很尊重同志，尤其是对工作在基层的科研、管理干部和生产一线的工人同志，从没有官架子。与军方的各级领导和负责具体工作的同志也始终保持着非常和谐的工作关系。他的为人和工作得到了军方和航空领域广大科研人员的赞誉。

从担任630所所长开始，他就关注国外试飞技术发展的动向。担任部一级领导以后，他的视野更加开阔，除了跟踪航空前沿科学技术的发展外，对于发达国家在科学管理方面的动态也很关注，他能把自己看到的、学到的东西灵活运用到自己的工作实践中，促进了航空事业的创新、发展。

他对试飞员的培养非常重视。1991年，他提出在飞行试验研究院（简称试飞院）创办试飞员学院，经部党组同意后，很快便办起来了。这个学院为航空工业培养了不少试飞员。

王昂同志是一位很有生活情趣的人。

他身高一米八五，身材健壮挺拔，是典型的美男，可称得上器宇轩昂、气度不凡。他的夫人付希君老师爱他，王昂同志更爱付老师。他们在我眼中是一对模范夫妻。在业内，付老师可能是唯——位被安排在航空工业系统外工作的领导夫人。我很敬重她，每次见到王昂同志，我都要和王昂同志说上一句“请向付老师问好！”

2014年，王昂同志八十大寿的生日派对上，一张圆桌，十几位他的至爱亲朋到场。王昂同志率先讲话，他很激动地说：“感谢各位朋友的祝福！……特别要感谢我亲爱的夫人多年来对我的陪伴。”说到这里，王昂同志有些哽咽，继而泣不成声。看到这一情景，我非常感动。常言道，“男儿有泪不轻弹”，想必此时王昂同志的内心有太多的感慨、感激……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我被深深地打动了，当即用他们夫妻两人的名字作了一幅藏头联相赠：“希冀伴王，君果轩昂”！

王昂同志在音乐方面也很有修养，弹钢琴、拉手风琴、唱歌都是他的强项。记得有一次我陪李岚清同志外出，在飞机上闲聊中，他对我说：“你们总公司的王昂同志钢琴弹得不错，我在美国听他弹过。”原来是1994年，王昂同志曾陪同李岚清同志访美，他们下榻的饭店里有钢琴，王昂同志随意弹奏起来，被李岚清同志听到了。

李岚清同志在音乐方面造诣是很深的，他离休之后举办过多次有关音乐欣赏方面的专题讲座，并撰有专著。能够得到他的赞许，可见水平不一般。回想十几年前，我曾与王昂同志二重唱俄罗斯歌曲《小路》《山楂树》，他唱第二声部。他那精确的音准和厚的男中音使我们所有在场的人为之心动。

航空工业科技委与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联合组织编写王昂同志的传记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1951年，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创建，经过65年的拼搏奋斗，今天已经跨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但要实现世界航空强国的雄伟目标，我们还需要持续不懈的努力，除航空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外，传承和弘扬老一辈航空人“航空报国”的崇高精神至关重要。

我与王昂同志为航空工业的发展、为部队武器装备水平的提高一起工作了几十年，是战友，也是兄弟。让我为他的传记作序，是对我的抬爱与信任。希望这本传记能够使新一代航空人更好地了解航空前辈们的理想和思想境界，在自己的工作和事业中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