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燕华

在外交部翻译室，我主要搞笔译，有时为来访的外国总统或总理代表团做生活翻译。1967年8月19日，星期六，吃完饭我在办公室里学习，室领导裘克安进来找我，说晚上周总理要“礼节性”会见美国学者杜波依斯的夫人雪莉·格雷姆，让我做翻译。

给总理当翻译？我一方面感到很光荣，一方面又十分紧张。听说翻译室一位法文很好的翻译，由于过度紧张，一坐下来腿就哆嗦，提醒也没用，总理不得不说：“你这么紧张弄得我也紧张了，换一个人吧。”换上去的一位年轻翻译，外文水平远不如这位翻译，但心理素质较好，成功地完成了任务。这种毫不留情的“换马”事件发生过不止一次。

怕也没用，重要的是集中精力准备，准备越充分，成功的希望就越大。我想，礼节性会见不可能十几分钟就结束，双方完全有可能对某些问题交换意见。所以我不能存侥幸心理，看材料的范围要宽一些。从雪莉·格雷姆抵京后的简报来看，她对教育改革比较感兴趣。于是我找出一大摞新华社的电讯稿，专挑关于教育改革的消息和文章看，熟记一些关键词汇。我还找了近期总理见外宾的谈话记录，对一些重要句段翻译了一遍。

晚上，我到了人民大会堂，全国友协会长楚图南和其他陪同人员已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等候了。周总理步履匆匆进来，他身穿一套浅灰色中山装，上衣口袋上别着一枚红色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章，面容显得有些疲惫。

楚图南会长向总理简单汇报了接待情况，总理问了一句：“誰做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