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的悲剧

2018-08-18何萌

文教资料 2018年7期

何萌

摘要：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与鲁迅的短篇小说《孤独者》均讲述了一个革命者由充满爱和热情到逐渐失去希望，转而憎恨并报复社会的悲剧故事。两篇小说在革命者的塑造上有很大的相似性，从中可以看到鲁迅对阿尔志跋绥夫的借鉴。但由于作家的创作目的、思想主张等因素的影响，《孤独者》与《工人绥惠略夫》在主人公的复仇方式及整篇小说的思想基调上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关键词：《工人绥惠略夫》《孤独者》革命者

中国五四运动爆发后，作为文学革命的棋手，鲁迅于1921年翻译介绍了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1925年创作了短篇小说《孤独者》。《工人绥惠略夫》与《孤独者》在革命者形象的构造上有诸多可比之处，通过两篇小说的比较，可见鲁迅对于外国作家的借鉴与创新。

一、相似的心路历程

从主人公的设置看，《工人绥惠略夫》与《孤独者》的主人公均为革命者，且他们心理发展变化的历程极其相似。《工人绥惠略夫》的主人公是一位大学生，他原本对革命充满了热情，“充满了勇气和确信”[1]，决心投身于伟大的拯救人类的理想事业中，于是在工厂做了五年的工人，踌躇满志，认为革命事业必将成功，他“对于最后的胜利满抱着热烈的自信”；然而在一次失败的罢工运动中，他的爱人被绞死，痛失爱人的他慢慢地“失了这勇气了，乏力了”[1]，继而变得冷漠、无情，乃至对于他原先所无私热爱的人民也变得憎恨起来。在与另一革命者亚拉借夫的谈话中，他毫不掩饰对于人类的厌恶“我实在憎恶人类”“人的一切欲望，全不过猛兽本能”[1]。在这样愤激的心理的驱使下，他最终走上了报复社会的路途。绥惠略夫在亚拉借夫遭遇捕杀时冷眼旁观，自顾自地奔向逃亡之路，最终在痛苦绝望中开枪射击了剧院中无辜的群众，而自己也被追捕者击杀，结束了痛苦的悲剧人生。《孤独者》的主人公魏连殳则是受过新式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同村人看来是“吃洋教的新党”，经常发表文章针砭时弊。他虽然性格冷淡，但对失意的人很热心，因此吸引了许多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者“零余者”的年轻人的来访。魏连殳对于孩子也非常喜爱，认为“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2]，将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因此他对于小孩子格外关心照顾，他把孩子“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宝贵”[2]。然而在承认、理解魏连殳的人一个个死去之后，他失去了精神支柱，感到生命的无助与空虚，继而对个体存在的价值产生怀疑，而为了生存下去做了一个师长的参谋，开始“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或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2]。魏连殳如行尸走肉一般扮演着一个世人歆羡而他所憎恶的角色，他体验着曾经鄙薄他的人如今态度的反转，嘲讽着本来驱逐他的世界，捉弄着趋炎附势的人们，以这种形式实现对这个冷酷残忍的世界、对愚昧的人民的复仇。

比较绥惠略夫与魏连殳的形象，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封建社会的新型知识分子，其心理历程均经历了三个阶段：由抱着拯救人民的、充满爱的理想投身革命，继而受到现实打击、渐渐失望，对人们由爱生恨，最终走向对人们和对社会的报复，正如鲁迅所总结的：“这一类人物的运命，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恨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3]这一心理轨迹的建构显然是鲁迅对于阿尔志跋绥夫的借鉴。鲁迅在1921年便翻译了《工人绥惠略夫》，在谈到为何要翻译这篇小说时，鲁迅解释道：“大概，觉得民国以前、以后，我们也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罢，然而昨晚上一看，岂但那时，譬如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以后，我想，还要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所以我打算将他重印一下。”[4]显然，鲁迅非常认同阿尔志跋绥夫对于现实的清醒审视，鲁迅的其他小说也时时浮现“绥惠略夫式革命者”的影子，汪晖曾说：“鲁迅小说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思考，正是从先觉战士与群众的关系的独特发现和感受开始的。”[5]鲁迅的小说着力刻画群众的愚昧与革命者的悲哀，他刻画了一系列的先觉者形象，汪晖将觉醒的知识者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心理过程概括为“狂人的发现——夏瑜的悲哀——N先生的愤激——魏连殳的复仇”，魏连殳正处于心理轨迹的最后一环，也是绝望心理最浓重的一环。狂人、夏瑜和N先生这三者都是《呐喊》中的先觉者形象，而魏连殳则出现于《彷徨》小说集中。从《呐喊》到《彷徨》，鲁迅的心理不断变化。创作《呐喊》时，鲁迅虽抱着“铁屋子万难破毁”，但仍主动压抑绝望之情，有意识地在创作中赋予作品以希望的光芒；到了创作《彷徨》之时，曾与鲁迅并肩作战的启蒙者们渐渐分散了，鲁迅深感孤独与革命成功的渺茫，他在谈到《彷徨》时说：“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哪里呢？”[6]启蒙的失败、朋友的离去使鲁迅的心境更趋向绝望，这种绝望之感投射到作品中，便成就了小说《孤独者》中魏连殳自我毁灭性的悲剧命运。《彷徨》前附上了屈原《离骚》中的“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鲁迅引此诗自证心志，正体现了他在改革路途中信念坚定但有所怀疑、迷茫的状态，阿尔志跋绥夫对于革命者心态的刻画引起了鲁迅的共鸣，《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即是鲁迅由绥惠略夫所启发而塑造的具有相似心理轨迹的中国改革者。

二、不同的复仇之路

虽然绥惠略夫与魏连殳最终都走向了复仇的结局，但他们复仇的形式是不同的，促使他们走上复仇之路的因素有着微妙的差异。

从其复仇的形式看，绥惠略夫以射杀剧院中无辜的观众完成对社会的报复，而魏连殳则以玩弄世人、折磨自我为报复方式；一者向外，一者向内。绥惠略夫原本只是在剧院逃避追捕的时候，为自卫而故意开枪引发混乱：“绥惠略夫倚向厢房外面，痉挛地伸着手，便直接地开枪，并不瞄准，射到平安的毫没有料到的头颅的海里去。”[1]然而无辜观众的恐慌却使他产生了复仇的快感，于是又开枪，蓄意地射杀民众，“綏惠略夫瞥见了许多回顾的惊怖到几于发狂的脸，于是又报了不可想象的愉快，从新的开枪，但这次却有了计算，瞄着密集的大众的中央了”[1]。绥惠略夫不仅对于同样是改革者的亚拉借夫的死亡冷眼旁观，更将憎恨的火焰对准了原本深深热爱着的人民，在内心绝望情绪的喷涌中与群众同归于尽，“他报了凉血的残暴的欢喜，施行复仇了”[1]。魏连殳的复仇相对而言不如绥惠略夫那般激烈，他对社会的复仇形式只是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玩弄前倨后恭的愚昧世人。在扮演着他原本所憎恶的角色时，魏连殳毫不掩饰对于世人的嘲讽：“魏大人自从交运以后，人就和先前两样了，脸也抬高起来，气昂昂的。对人也不像先前那么迂。”[2]他由客气地称人“老太太”变为叫“老家伙”，甚至于对他原本“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宝贵”的孩子，也持玩弄的态度，“要他买东西，就要他装一声狗叫，或者磕一个响头”[2]。这种复仇看似是对于人们的戏耍和讽刺，实际上是魏连殳对于自己灵魂的折磨。正如薛毅所解读的：“魏连殳以对权势的游戏来让世人亮相，亮出其‘磕头和打拱的本性，傲然而轻蔑的诅咒他们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但复仇的同时又是他滴血的心惨伤到极点之时。他的复仇愈成功，愈证明他作为一个新党、异类的存在毫无意义。最后，灵魂就像对世人复仇一样对自己的肉体复仇，蔑视和践踏肉体，直至死亡。”[7]绥惠略夫的复仇是一种向外的、与世人同归于尽的形式，而魏连殳的复仇则是一种向内的、折磨灵魂的自我毁灭。

绥惠略夫與魏连殳的复仇方式的不同与导致他们走向毁灭的原因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他们心态发生转折的直接原因看，二者都是因为失去了生命中重要的朋友或伴侣遂而逐渐消沉；但分析其情感倾向，令他们走向绝望的内因有所不同。绥惠略夫的消沉源自对民众的失望，“他想，在那一回，当他所爱的那女人，被绞的时候，或是他知己的谁，去就那自顾牺牲的死的时候，也没人嚷出苦痛与恐怖来，也没有人离开了他自己的营业，人们也并不互相关联”[1]。革命者为拯救人民而牺牲，然而人们对其牺牲所呈现出的事不关己的冷漠态度令绥惠略夫愤激，他为人民的自私麻木而悲哀，这种悲哀最终使他的思想由最初的关爱人民转化为憎恨人民，认为“人是从天性便可恶的”，而他以前所崇奉的爱、同情等美德，也“只是一个盖子，措此遮掩丑态，以及抑制那能使各种生活为难的掠夺本能”[1]。魏连殳的困境则在于对自我价值的迷茫，原先的魏连殳虽然也时时感到困窘，但终究还有理解、支持他的朋友作为精神支柱，“然而我还有所为，我愿意为此求乞、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但灭亡是不愿意的。你看，有一个愿意我活几天的，那力量就这么大”[1]。真正摧倒他的是朋友的被害，魏连殳与世界的情感联系被隔断，成了一个“零余者”，原本支持着他的精神力量突然坍塌，将他推向孤独与自我毁灭。在做了杜师长的顾问后，原先那些鄙薄他的人转而对他阿谀奉承、百般讨好，这样的愚昧更让他深感自己作为革命者的失败与无意义，最终逐渐绝望。在魏连殳写给“我”的信里，他自问自答道：“你将以我为什么东西呢？你自己定就是，我都可以的。”[2]无论旁人以何种眼光看待他，他都不再有争辩的兴趣和欲望，此时的魏连殳对于自我存在的意义已经完全不在乎了。无论比较两者的心理，可看出绥惠略夫的绝望是对持旁观者态度的麻木群众的绝望，而魏连殳的绝望则是出于对自我价值的怀疑与幻灭，一者向外，一者向内，这种思想倾向的差异最终导致他们复仇形式的不同。

作者的倾向决定了小说中主人公的行为方式。荷兰学者佛克马评价《工人绥惠略夫》一书时说道：“总的说来，这部小说是为恐怖主义辩护的。”鲁迅曾评价《工人绥惠略夫》为“一本愤激的书”，他说道：“然而绥惠略夫临末的思想却太可怕。他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杀害他，他于是一变而为要向社会复仇了，一切都是仇仇，一切都破坏，中国这个破坏一切的人还不见有，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4]鲁迅意识到绥惠略夫思想上的偏激之处，由此也可看出鲁迅对阿尔志跋绥夫的极端个人主义是持不赞成的态度。正如孙郁所说：“阿尔志跋绥夫是尼采和托尔斯泰思想的破碎的组合者，那些美丽的瞬间还有着邪毒的东西。鲁迅清醒于此，知道哪些可取，哪些要抵制。”[8]鲁迅对魏连殳复仇形式的处理正反映出鲁迅的克制与取舍，这正是鲁迅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超越性所在。

三、思想基调的差异

从绥惠略夫与魏连殳的思想基调看，绥惠略夫的情感呈现一种激进的状态，虽然绥惠略夫平时维持着冷漠、疏离的形象，但就像一座沉默的火山，一旦爆发，他的情绪就会如熔岩一般喷涌而出、难以遏制。这种情感的喷发在绥惠略夫出现幻觉、看见已故的爱人时达到高潮。他在幻觉中与另一个自己对话，那另一个自我事实上就是当初决心献身于拯救人类的伟大事业的年轻的绥惠略夫。两个自我激烈的辩论展现了他心理变化的历程，最终，爱与同情被激愤的恨意所湮灭，“我只有憎！为什么，我应该爱你们人类呢？因为他们猪一般地相互吞噬，或者因为他们有这样不幸，怯懦、昏迷，自己千千万万地听人赶到桌子底下去，给那凶残的棍徒们来嚼吃他们的肉么？我不愿意爱他们，我憎恶他们，他们压制我一生之久，凡是我所爱，凡是我所信的，都夺了我的去了……我报仇！你明白了吧”[1]，绥惠略夫在完成了这段对人民的控诉以后，彻底走向绝望的深渊——“决绝了人间”。魏连殳的情感则是内敛的，小说中的“我”对魏连殳说：“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失去挚友的痛苦、无人理解的孤独、对自我价值的怀疑，种种复杂的情绪织成一张网将魏连殳缠住，使他无法脱身。但魏连殳始终是隐忍不发的，即使遭到了他最在意的孩子们的仇恨时，他也没有表现出激烈的反映，只是“似乎微露悲哀模样”、“但他却似乎并不在意，只是竭力地喝酒，其间又竭力的吸烟”[2]。魏连殳将内心纠结的复杂心绪竭力抑制住，并不轻易流露出来。比较二者的情感基调，绥惠略夫比魏连殳有着更浓厚的愤激色彩。

绥惠略夫与魏连殳思想的差异性正反映了阿尔志跋绥夫与鲁迅的不同主张。《工人绥惠略夫》与《孤独者》中的主人公与作家的关系都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在一定程度上绥惠略夫与魏连殳可分别看做是阿尔志跋绥夫与鲁迅的人格的镜像投射。阿尔志跋绥夫在谈到《工人绥惠略夫》时曾说：“这个故事，是显示着我的世界观的要素和我的最重要的观念。”[1]鲁迅提出：“阿尔志跋绥夫是主观的作家，所以赛宁和绥惠略夫的意见，便是他自己的意见。”[4]从小说可看出绥惠略夫与阿尔志跋绥夫在思想上的一致性，绥惠略夫同阿尔志跋绥夫一样，都属于无政府主义者；从两人的经历看，阿尔志跋绥夫在与疾病和饥饿的殊死搏斗中经历了社会的变动，敏感着时代精神的整体变迁。疾病的折磨和精神的痛苦让他时刻感受到死神从四面八方袭来。他由爱生恨，发不尽内心的牢骚和愤恨，然而没有自杀，走上了一条被捕、几乎被割头和流亡的道路，最后病死异乡，阿尔志跋绥夫的命运与绥惠略夫呈现了惊人的相似，《工人绥惠略夫》正似阿尔志跋绥夫自身命运的谶语。

鲁迅与魏连殳的关系则更为清晰，鲁迅曾不假思索地对人说：“其实，那是写我自己。”[9]在小说中处处可见鲁迅在魏连殳身上的投影，从《孤独者》中对魏连殳的外貌描写便可看出他与鲁迅在外在形象上的高度相似性：“原来他是一个短小瘦削的人，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放光。”魏连殳被乡人称为“吃洋教的新党”，鲁迅同样自小即赴日留学，所接受、认同的均是西式思想。从乡人对魏连殳的评价也可看出魏连殳对传统礼教的反抗，“因为逆料他关于一切丧葬仪式，是一定要改变新花样的”，而鲁迅对封建礼教的态度在其多篇小说中均有体现，其在《狂人日记》中直指封建礼教“吃人”。两人均对孩子寄予重望，魏连殳将孩子“看得比他的命还要重”，认为孩子就是中国的希望，鲁迅说：“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10]魏连殳关注、扶持失意的年轻人，他的客厅中常常挤满了落寞的青年，这与鲁迅给青年读者们回信、会见年轻朋友极其相似。魏连殳为失去了相伴前行的挚友而痛心，而鲁迅的《挽丁耀卿》、《纪念刘和珍君》、《哀范君三章》、《悼杨铨》、《为了忘却的记念》等文更是一字一泪，篇篇均为椎心泣血之作，足可见其亡友的切肤之痛。薛毅总结道：“魏连殳是鲁迅与世界对立的关系中体验最为痛切、悲哀、愤怒的那部分的外化，并结合着他对中国式的绥惠略夫命运的思考，结合着纠缠鲁迅心灵的死去了的朋友（如范爱农）的影子。”[7]

阿尔志跋绥夫在与时代的精神搏斗中背负了满身创伤，他的内心充溢着愤懑的怨气，投射在作品中，便造就了绥惠略夫绝望的精神世界。孙郁曾说：“阿尔志跋绥夫的特别之处是，摇摆于托尔斯泰和尼采之间，在抵抗和非抵抗中徘徊不已，最后成为厌世的作家。他在弱小者那里看到了世道的不可救药性，一再在文本里暗示自己的价值立场。可是这种暗示又常常是矛盾和痛苦的，他对未来的失望也尽在笔端，以致像雾一般弥漫在作品上空。”[8]绥惠略夫更像是阿尔志跋绥夫绝望情绪宣泄的承载对象，却没有进一步思索救世之道。相较而言，鲁迅对魏连殳精神世界的塑造则更深一层，魏连殳所背负的不仅是鲁迅革命路途中的失意、孤独的情绪，还有他对于人性作用、生存希望及革命意义的困惑与探寻。阿尔志跋绥夫借绥惠略夫之口下了人性之本恶的定论，而鲁迅则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思索。魏连殳说：“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是没有的。后来的坏，如你所攻击的坏，那是环境教坏的。原来却并不坏。”而“我”则反驳道：“不。如果孩子中没有坏根苗，大起来怎么会有坏花果？”薛毅指出，这是鲁迅揭示症状小说的新的发展，在外在环境与内在欲望这一纵深关系中，显示出启蒙理性的批判力量，这种批判不只是对传统观念的批判，而且是对人本身的剖析[11]。鲁迅对于生存价值与革命意义的拷问在魏连殳的心理活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小说中多次提到魏连殳说“我要活下去”，而“我”则问道：“为什么呢？”“我”的发问，实质上是对魏连殳生存价值的拷问，魏连殳原本要为了“愿意他多活几天”的人努力生存下去，而在失去了這样的精神支柱后，他为了不让“不愿他多活几天”的人得逞，仍然坚持着，这是他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坚守，也是在无法寻得生存意义的绝境下一种无奈的选择。然而最终“我”发觉已渐渐将魏连殳淡忘了，魏连殳的生存价值仿佛趋于虚无。魏连殳在复仇中对世人愚昧的讥讽实质是革命意义未能实现的表征，革命者为唤醒麻木的国民而走上改革之路，但改革效果并未如人所愿。鲁迅由此提出了对革命意义的质疑，1923年鲁迅在女师大发表讲演时说道：“阿尔志跋绥夫曾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的感觉到自己的苦痛，叫其灵魂来目睹他自己腐烂的尸骸。”[12]《工人绥惠略夫》停留于对人民无反抗精神和革命无意义的指责，而鲁迅则将其进一步深化，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批判庸众，也从人道主义的视角对唤醒人民的先觉者提出怀疑，可见鲁迅在怀疑一切、反抗绝望的同时仍带有对人们深切的悲悯。

魏连殳这一悲剧的革命者形象，乃是鲁迅借鉴绥惠略夫而进行的本土化塑造，承载着鲁迅的思考与困惑，从中可以看出鲁迅对于外来文学的借鉴、取舍与深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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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鲁迅.鲁迅选集[M].北京：线装书局，20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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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汪晖.鲁迅前期的思想、创作与阿尔志跋绥夫[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10（28）.

[6]鲁迅.鲁迅自选集[M].上海：上海天马书店，1993.03.

[7]薛毅.孤独者细读[J].鲁迅研究月刊，1994（7）.

[8]孙郁.从迦尔洵到阿尔志跋绥夫[J].文学研究，2015，6（30）.

[9]胡风.鲁迅先生.[J].新文学史料，1993（1）.

[10]鲁迅.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