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顺

【摘要】县制作为帝制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风向标，既是帝国征收赋税、劝课农桑、通官理民的主导者，又是保障黔黎生计、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的“护身符”。县制在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县制 基层社会 官治与民治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识码】A

传统中国社会最合适、最有效的治理模式，就是以统一的中央集权支配为特征的分地域、分层级而构筑的权力结构形态来约束帝国治域下的黔首黎氓。县制作为帝制时代官治与民治的“调节器”，具有承上启下、通官理民的特殊职能，清陈宏谋《寄刘含章书》曰：“县令一职，于民最亲，及民甚速，一切利弊风俗，惟县令知之最悉，行之甚便，遇上司有所兴除，其当者固可推广而力行之，即未当者亦可酌剂而变通之。”可见，县制既是“牧民”之司，统掌一县之行政、司法、教化等诸项政务，又是帝制时代中央集权所能触及的末端，向有“皇权不下县”之说，故而县制成为帝制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风向标，既是帝国征收赋税、劝课农桑、通官理民的主导者，又是保障黔黎生计、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的“护身符”。

传统中国县制渊源的追溯揭示出“县”之涵义的嬗变

所谓的“县”字，可追溯到西周时代，当时西周的铜器上就已出现以“县鄙”为标志的“县”，意指“王畿以内国都以外的地区或城邑四周地区”。“县”原作“寰”，《穀梁传·隐公元年》载：“冬，十有二月，祭伯来。来者，来朝也。其弗谓朝何也？寰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会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