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金凤

许国为周王朝在淮河流域的封国。国土面积大约只有25平方公里，是西周最小的诸侯国，其都城位于今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东南15公里的张潘镇古城村。许国初建时，许国国君许文叔曾受命与管、蔡等国共同负责监视商遗族，是西周在东方重要的异姓诸侯国之一，后来还参与周平王东迁。

图1 许季姜簋

图2 许季姜簋铭文

从周武王封文叔于许后，许人便世代生活在以许昌为中心的中原腹地，封国虽小，但封国的人们通过辛勤劳作却也过着安宁祥和的生活。然而至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狼烟四起，大国兼并小国，而小国却只能被兼并或依附于大国。许国国小力弱，又处于中原战略要冲，被周围大国、强国所包围，尤其是被郑、楚等强大的邻国所夹击、胁迫，为了自保，被迫依附于更强大的楚国。在鲁成公十五年（前576年）至鲁定公四年（前506年）之间，许国先后迁于叶（今河南省叶县境内）、夷（今安徽省亳州市城父集），又复迁至叶、析（今河南省西峡县境内）、容城（今河南省鲁山县境内），在70余年里竟然5次举国大迁移，整个国家都处于流浪动荡之中，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到战国初，许国最终被楚国（一说灭于郑、一说灭于魏）所灭，原许国故地被韩、魏两国所瓜分，绵延近700年的许国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许国所处的时代，正是周礼盛行时期。周朝伊始，为配合政治上维护宗周统治的分封制，周公旦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全面革新，将上古至殷商时期的礼乐文化进行大规模整理、改造，从而创建了一整套具有可操作性的有关礼乐的完善制度。西周的礼乐制度，是维护统治者等级制度的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和各项典章制度的总称，后来发展为区分贵贱尊卑的等级教条。礼强调的是别，即所谓尊尊；乐的作用是和，即所谓亲亲。这种礼乐制度有别有和，是周人治国的两个方面，也是周礼的基本精神，并在其统辖范围内全面推行礼乐教化，加强周人血亲联系和维护宗法等级秩序，扩大周文化的影响，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达到社会稳定，人伦和谐。这种礼乐文化与礼乐文明，对后来历代中国文化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成为孔子一生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并为中国文明奠定了“理性和人文”的底色。

周礼的名目繁多，涉及到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遍及政治、教育、生活、信仰等各个领域，成为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进而成为维护等级制度、防止僭越行为的工具。而那些用于祭祀和宴饮等礼乐场所的青铜器，便被赋予了这种尊卑差别的特殊意义，成为礼制的体现，这就是所谓“藏礼于器”，此类器物就叫作“青铜礼器”，简称“礼器”或称“彝器”。青铜礼器的这种功能，在奴隶制繁盛的西周时期最为显著。但随着奴隶制度的衰微及“礼崩乐坏”，青铜礼器也逐渐失去了这种作用，极盛而衰。

青铜礼器品种繁多，数量巨大，工艺精美，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典型代表，可分为6大类: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和杂器。而许国的青铜器，尤其是青铜礼器，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不断被人们发现而珍藏。见诸于著录者已有数件，如许子妆簠、鲁生鼎、许子钟、子璋钟等，多为传世品且又多出于中原。但更多的是考古发掘品，如许季姜簋、许男鼎、许公买簠、许者俞钲、许公之戈①、许之造戈②，以及许公宁墓出土的一批青铜器等。许国的青铜器虽然数量有限，对其有代表性的器物做一简单剖析，也能从中了解到许国所创造的辉煌的青铜文化，以及在那动荡不安的年代许国被迫迁徙的历史事实和许国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

一、许季姜簋 ③

图3 许公之车戈

图4 钺形戟

许季姜簋（图1），通高25.5、口径21.2、底边长21.3厘米，侈口，兽形双耳，深腹，腹附双鋬耳，圈足，下附四面开方口的方座，腹与座饰直棱纹，器内底有铭文3行16字：“许季姜作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图2）。西周晚期，1985年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小黑石沟村，现藏于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整个器物厚重、硕大，呈上圆下方状，象征“天圆地方”，为西周后期许国铸造的礼器，有使用痕迹，在春秋后期才随墓主人入葬。与周厉王十二年所造的西周后期标准礼器㝬簋的形制相似，年代也相近，为典型的中原风格，与其伴出的多件青铜礼器也大多具有中原地区相应时期的铜器风格，反映了东胡民族与中原诸国之间有一定程度的交流。

图5 六戈形戟

许国迁都发生于春秋中后期，说明许国在西周至春秋前期的活动地域一直相对固定，人民生活也较安定，社会经济也得以发展，所铸造的青铜器敦厚朴实而又庄重典雅，品质上乘，具有典型的中原风格。这件铜簋不知何时传入北方，到了春秋后期才随葬入墓。至于许国的礼器怎么传入东胡地区，学者意见不一，其结论还需进一步研究或等待更有力的证据出现。

二、许男鼎

许男鼎，高38、口径38.57厘米，器主自称“许男”④。该鼎侈口，双直耳，扁平蹄足，口沿下饰重环纹一周和弦文一道，口沿内壁铸有4行16字铭文：“许男作成桓母媵尊鼎子子孙孙永宝用”，西周晚期，1967年出自陕西长安沣西公社马王村铜器窖藏，现藏西安市文管会。此器与其它有“许”字铭文的许国铜器一样，其铭文中的“许”字均从“无”从“皿”，大多学者考证该铭文应为“许”字。而许国铜器铭文中的爵位称呼，在西周晚期器物上称“男”，在春秋晚期器物上称“公”，许国国君早晚爵位称呼的变化从许国青铜器铭文中真实地反映了许国从西周的礼乐文明到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争相僭越的历史演变。

三、许公墓青铜器

河南省叶县旧县乡4号墓（M4），已被确认为许国十五世国君许公宁（谥号许灵公）（前591～前547年）之墓。该墓被盗严重，多数随葬品已丢失，但经有关部门抢救性发掘，仍清理出遗物638件。其中青铜器占绝大多数，有304件，具有中原与周边文化，尤其是与楚文化交融的明显特征，反映了许国在春秋诸侯争霸战争中被迫多次迁徙，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吸收周边文化的精华从而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

（一）兵器⑤

M4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兵器，数量仅次于青铜乐器，有戈、矛、铍、镞、鐏、钺形戟、六戈形戟等，有的造型独特，装饰华美，具有南北文化融合的特点。在此选择部分有代表性的许国兵器做一简要介绍。

铜戈：共计16件，其中有6件铸有铭文，1件铸铭“许公宁之用戈”，2件铸铭“许公之车戈”（图3），2件铸铭“许公之造走戈”，还有1件铸铭的许公戈已残破。这些戈的铭文均在胡部，字体匀称且无饰笔、无错金。徐家岭与赵家湖楚墓也出土有许国铜戈，但其铭文均在援胡部，字错金，鸟篆体修长并有饰笔，所饰凤鸟纹完全一致，均用双平行阴线勾边，且于内下角处里线向上弯曲勾勒出鸟首、圆眼、勾喙、长冠，外线向下卷曲勾画出鸟爪，上下两侧的双线恰作凤鸟伸展的翅膀。这种构图方式是东周楚文化铜戈上最为典型的装饰风格，主要流行于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中期⑥。显然，叶县M4出土的许国铜戈与徐家岭、赵家湖楚墓出土的许国铜戈在形制特征与铭文风格上不同，体现了时代早晚的变化，也是许国长期附庸于楚、不断被楚化的物证。

钺形戟（图4），通高19.7、宽18.5、銎口长径3.4、短径2.8厘米。它是由兽首含銎钺和铜戈前锋浑铸而成，扁銎，钺形，保存完整。刃部横出3个戈头，锋均略呈三角形。中部为一近半圆形透孔，穿孔中部有两条相纠缠呈“8”字形的蛇将銎部与戟体相连。銎上端饰一伏虎，虎下方有一条蟠蛇，虎尾、蛇身向外侧分别与一凤鸟的翅膀及尾部相连。銎身两侧各饰一组侧视夔龙纹，夔龙后爪踩着一条凸起的蟠蛇，銎脊部饰一组俯视的夔龙纹。龙及虎皆有弯曲的利爪。纹饰均呈浅浮雕形，其中虎、凤与蛇纹皆为透雕镂空式，以云雷纹衬地。目前考古发现的此类青铜兵器数量极少，一般出自高级别的朝廷重臣或封国诸侯之墓，是统治者刑罚权与军事统帅权的象征，在礼制活动中也具有仪仗作用。此为保存最完整、装饰最华丽的一件，它应该是融合了南北多元文化的产物⑦。

图6 螺旋枚

图7 四扉棱

六戈形戟（图5），通高23.5、宽22.2厘米。銎口呈椭圆形，长銎顶端为一矛头，矛头锋端呈柳叶形，銎两侧平行横出长短两列各3个戈头，其中3个短戈头锋部稍残。銎上端饰一兽面，最短的一个戈头与3个长戈头均衔于兽首口中，给人一种兽吐长舌之感。銎身中部饰两对4条蟠蛇纹，其上覆盖一组曲折线纹，象征捆绑戈头于柲上的革绳，整体纹饰以云雷纹为地。该戟戈、矛锋刃均为钝刃，应属仪仗器。考古资料显示，东周时期以楚为代表的南方诸国普遍流行多戈戟。这种设计在考虑减重以利武士操持的同时，充分开发多戈相联绊挂勾割的功能，与南方多水泽、多水战的作战方式相适应，主要装备于战船水兵。由此可知，许国的这件六戈形戟是受实战型多戈戟的影响浑铸而成，再次证明了许受楚文化影响之深。

（二）乐器

许公墓随葬的青铜器侥幸保存下来最多的是乐器，其中有一套完整的青铜乐器——编钟，共计37件，由9件钮钟、20件甬钟和8件两种形制的钟组合而成。全套编钟分三层悬挂，最突出的是位于最下层的8件钟，每组4件成编，即4件无脊钟（又称螺旋枚）（图6）与4件有脊钟（也称四扉棱）（图7），每组大小递减，形制各自相同。4件有脊钟，由中脊与扉棱形成四翼，均为透雕夔凤合体纹饰，体饰浮雕龙纹，四周置四棱锥状乳丁8个。舞上置蟠龙形扁体繁钮，舞部饰两组相背的盘龙纹。整体制作精良，腔体厚重，纹饰优美，较完美地展示出有脊钟的庄重、威严与豪华的形态；4件无脊钟，体呈典型的合瓦形，体四周置4组36颗螺形枚，枚间篆部饰蟠螭纹，正鼓部饰两对4条相对的夔龙纹，舞面纵向设置复式透雕繁钮，由8条龙盘错纠结而成。这两组编造型优美，工艺精良，体现出明显的春秋早中期的时代特征，无脊钟应晚于有脊钟，且在音乐性能上又远远超出有脊钟，反映了中国社会与礼乐制度的嬗变⑧。

春秋时期，王室虽衰微，但并不乏礼制的维护者，尤其是力量弱小的诸侯国，试图挽救日益颓废的礼制，使社会安定下来，免受战火。所以，这种大型组合的编钟就以礼乐制度的外在形式在春秋中期风行而起，也以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成为极力追捧的典范，显示了器主的强烈愿望，客观上也促进了青铜文化的繁荣。到战国早期，大型编钟仍有流行，如曾侯乙墓出土的65件编钟。同时，春秋时期诸侯的争霸战争也促使各国文化间频繁地交流、碰撞。许公墓出土的9件钮钟、20件甬钟与4件无脊编的形制具有中原文化色彩，但甬钟饰有一般仅饰于钮钟或钟上的螺旋形枚，显然是一种创新性尝试，而4件四扉棱编又汲取了秦、齐等少数诸侯国的编钟文化，从而使这套钟、组合的乐器更为复杂，具有强烈的中原文化与秦、齐等多元文化的交融现象，也成为目前为止国内出土种类最全的东周时期青铜乐器的组合形式。这套乐器种类丰富，形制各异，造型优美，装饰华丽，且数量庞大又同出一墓，在以往墓葬考古中未曾见到，是先秦乐器考古史中独一无二的例证，无论是对研究许国的历史，还是对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青铜乐器的铸造技术以及先秦地域间文化的相互渗透交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⑨。

图8 束腰垂鳞纹铜鼎（升鼎）

（三）其它礼器

许公墓还出土有鼎、簋、簠、鉴、盏、方壶、方甗、浴缶等青铜礼器27件。尤其是3件束腰垂鳞纹铜鼎（升鼎），均出于盗洞，皆残破，经修复成形。其形制基本相同，大小依次递减，无盖。窄平折沿，方唇，外撇双耳附于内壁，束腰，下腹部外鼓且明显下垂，平底，三蹄形足较为粗壮。折沿表面及耳内外侧饰浮雕式蟠螭纹，口沿下饰凹槽式突起蟠螭纹一周，其下饰凸箍式弦纹一周。下腹部饰垂鳞纹带四周，上两周垂鳞上饰细线式蟠螭纹，下两周饰凹槽式突起蟠螭纹。腹部等距贴附6条形制相同的顾首卷尾式夔龙，龙首凸目圆睁，鼻部上卷，口旁一对獠牙向内卷曲，头上一对极度夸张的弯曲盘旋形双角甚似鹿角，双足与器腹相连接，尾部上卷并附以弯曲对称的枝杈形装饰，龙身布满精美的细线蟠螭纹与凸起的蟠螭纹。鼎足根部饰一组以扉棱作鼻并饰以浮雕式蟠螭纹的凸目兽面纹，足下蹄端饰浮雕蟠螭纹。其中一件束腰垂鳞纹铜鼎（图8），通高60、通宽72、口径58、耳高13.5、足高21厘米，重53.65千克⑩。该器形体庄重、典雅、华美，与淅川下寺M2出土的王子午鼎相比，无论是形制还是纹饰都十分相似，只不过许公墓M4的升鼎腰部内束较轻微、垂腹更明显而已，具有显著的楚文化特征，是一种楚国常见的青铜升鼎，其制作年代应略晚于克黄升鼎（该鼎铸于公元前605年之前），而稍早于王子午升鼎。此类升鼎虽为圆形，但却是平底、束腰、收腹，装饰华丽，一改商周中原文化青铜鼎粗犷、豪放之气，使厚重的青铜鼎尽显楚文化的细腻、柔美之韵，以及浪漫特质，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此类升鼎的铸造还使用了当时先进的焊接技术和失蜡法工艺。该器先以失蜡法铸出6条立体龙形兽的兽身、兽角、腰饰、尾饰4部分，在相应的连接点预先铸出连接孔和榫头，然后注入焊料连接。夔龙、鼎足和器身的结合也使用了铸焊工艺。经分析，焊料合金的含锡量达98.23%，硬度很高，保证了各连接点结实牢固。而失蜡法自春秋中晚期发展起来，它解决了青铜器铸造中更为复杂的多层次问题，同时，也使青铜器在厚重中充满了灵性，成为玲珑剔透的艺术品，人文的艺术风韵压倒了神秘的祭器用途，把青铜器铸造推向了又一个高峰，也把我国的失蜡法铸造工艺的历史提早到许公宁即位前后。

四、许公买簠

许公买簠，铜簠通长31.2、宽23.5、通高22厘米，由两个形制、纹饰相同的长方形圈足盘相向扣合而成。口部呈长方形，直口，折腹，平底，四蹼足，两侧有一对兽首耳，口沿有6枚卡扣，通体饰工整而细腻繁缛的蟠虺纹。该器与许公墓出土的铜簠（M4：118）在形制上极其相似 ，年代也应该相近。而许公买簠的上下盖、底内，各有铭文8行35字：“唯王正月初吉丁亥许公买择其吉金自作食簠以祈眉寿永命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大意是，在周王某年正月一个吉祥的日子，许国国君买选择了上等的铜料，制作了铜簠，以此祈祷上天降福万年，祈祷世世代代永远享用。1976年出土于湖北省黄州城北约2公里的东周城址禹王城内，现藏黄冈市博物馆。

铜簠，是古代祭祀和宴飨时盛放黍、稷、粱、稻等饭食的器具，其用途与簋、盨相仿，正如《周礼·舍人》载：“凡祭祀共簠簋”，但数量不如铜鼎、铜簋等那么多，是周人“重食器，轻酒器”的产物。簠的基本形制为长方形，盖和器身形状相同，大小一样，上下对称，合则一体，分则为两个器皿。盖上一般附铸有卡扣（但早期没有），以便扣合严密。它出现于西周早期，盛行于西周末春秋初，战国晚期以后逐渐消失。在楚文化大、中、小型墓中均有发现，说明铜簠在楚文化中的重视程度。

这件许国铜簠，在外形上与同时期南北同类器物差别不大，但铭文书体纤秀隽美，装饰性较强，与鸟虫书相似。鸟虫书，亦称“鸟虫篆”，是篆书的一种演变形式，大多铸刻于兵器和钟上，属于金文中的美术字体，是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代盛行于吴、越、楚、蔡、徐、宋等南方诸国的一种特殊文字。楚人善于运用鸟虫篆书体，采用特殊的楚国辞语、韵文，传达出楚人遣词造句和书写中唯美的思维习性。王子午鼎的铭文就是鸟虫篆书体的代表，而许公买簠的铭文比较接近王子午铜鼎铭文，却与具有中原文化特征的许季姜簋铭文（图2）区别较大。由此推断，这件铜簠具有中原文化与楚文化交融的特点。在列国纷争的年代，该器极有可能是楚国令许国迁徙过程中流落到黄冈来的。在黄冈境内出现许国贵族铜器，这为研究楚、许、黄三国的交往以及文化的融合，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五、许国青铜器的特征

许国青铜器不同时期文化特征的变化，应与许国的多次迁徙有密切的关联。许国迁徙之前所铸的青铜器，皆为中原文化特征；迁入楚境后，受楚文化的影响，所铸的青铜器也有所变化，出现了楚文化元素；随着许国的不断迁徙，与楚及其周边国家的接触日益频繁，使本国原有的中原文化与周边的多种文化相互碰撞，进而融合，甚至还有创新，让许国的青铜文化达到了历史巅峰，呈现出雄浑与流丽共存，厚朴与精美同在的文化现象，成为淮河流域国中融合南北文化的典型范例之一。许国在国家大动荡中使自身的青铜文化在艰难发展中具有了开放性与包容性，也促进了中国多元文化的发展，由此造就了汇聚千流、吸纳百川、永不中断的中华文化品格。

注释：

①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

②湖北宜昌地区博物馆等《当阳赵家湖楚墓》，文物出版社，1992年。

③项春松《“许季姜簋”铭文考》，《北方文物》2000年第3期。

④珠苞《长安沣西马王村出土“许男”铜鼎》，《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1期。

⑥⑦井中伟《叶县旧县四号春秋墓出土青铜兵器研究》，《文物》2009年第11期。

⑧陈燕《许公墓编镈探微》，《中国音乐学》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