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彦

我一向以为，摄影的最好出路就是出版。摄影史告诉我们，摄影从诞生之日起，其传播的基本方式就和出版密不可分。1868年至1872年间，英国摄影家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带着笨重的摄影器材来到中国，环绕着中国内陆与沿海城市进行拍照活动，留下了大量的那个年代中国社会的真实图像。有意思的是，汤姆逊回到英国后，他所做的重要工作正是出版，把自己在中国所拍摄的图像整理与编辑成册，通过出版把一个镜头中的中国交给了英国和欧洲的读者。那个年代西方很少有摄影家能够像汤姆逊那样有深度有层次地去拍摄中国，所以他的照片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观感。几年以前，当我在英国国家图书馆展览厅一个关于摄影史的展览上，看到了汤姆逊当年出版的中国图像的书籍时，摄影与出版的关系就立时鲜明了起来。

如果继续追溯摄影与出版的根源，我们还可以把眼光放到摄影发明之初。1839年达盖尔申请摄影专利成功，把摄影的发明权拿到了自己的手中，这让英国同样独立研究摄影术的塔尔博特倍感伤心，伤心之余，他用自己所发明的正负片的“卡罗法”拍摄了十几幅家中花园的景色，然后放成照片并装订成册，起了一个名字叫《自然的画笔》（The Pencil of Nature），从而证明自己的成就，展现自己的摄影术。塔尔博特就是这样制作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本半印刷半手工的摄影书（不过，摄影史对此有所争议，可能安娜·阿特金斯的《英国藻类：蓝晒法印象》做得更早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