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28日的三峡工地，完成施工任务后即将启程的湖北籍农民工恋恋不舍

2002年开始，随着国企改革攻坚任务完成和中国加入WTO，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了“快车道”。中国的农民工流动也呈现出空前的发展势头，新生代农民工持续加入。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对农民工问题进行顶层设计，推动一系列实际问题的解决，展现出政策走向与农民工流动良性互动的特点。

革除束缚农民工流动的旧的体制、机制，建立引导和服务农民工迁徙的新的制度和政策，成为这一时期农民工迁徙的主要社会特征。

这一时期，既是前期劳资矛盾积累的显性化时期，又是中央政府关于农民工政策出台的密集期。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呈现三大明确特征：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引导，从微观上的事件处理转向宏观上的顶层设计，从管理为主转向服务和改善环境为主。

但是，由于旧体制的延后性、旧思维习惯的惰性、GDP考核指标和地方利益以及官员的腐败问题影响，中央政策落地依然有一个过程。再加上资本与劳动者的强弱状况并未发生大的实质性变化。

因此，劳资矛盾仍然不断发生，侵害农民工权益的事件不断出现，成为农民工流动中不和谐的音符。

“讨薪风暴”与土地财政

劳动力作为特殊商品进入劳动市场，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工资作为劳动力价值的实现形式，既是对劳动者付出有效劳动的薪酬，也是劳动者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付出劳动，生产产品，创造价值，领取薪酬，这是市场经济条件的通行规则，无论社会制度如何，在此问题上概无例外。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天经地义的事，却成了农民工的一道“坎”。很多农民工在付出辛苦劳动之后，并不能按时足额领到工资。

工资拖欠成了农民工的心头之痛，也成了发展市场经济初期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

2003年年底，一场“讨薪风暴”在全国范围内平地而起，肇始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考察途中一次行程安排外的“拐弯”。

“总理考察时经常临时决定停车，我们必须随时做好准备。”新华社摄影记者刘卫兵回忆道。

2003年10月24日至26日，温家宝赴重庆、湖北三峡库区考察。

24日下午5时许，随行记者乘坐的面包车突然停了。“后边总理的面包车没跟上来，赶紧回！”

走过坑洼不平的泥泞小路，记者们看到一处略显破旧的农舍前，温家宝总理正坐在木凳上和村民交谈。

打完猪草回家的熊德明向总理反映，丈夫李建民有2000多元的工钱已经拖欠一年，影响了孩子交学费。

“一会儿我到县里去，这事一定要跟县长说，拖欠农民的工资一定要还！”温家宝总理做出了承诺。

当夜，熊德明和丈夫拿到了被拖欠的2240元工资。

这一年，熊德明被评为2003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社会公益人物，由此成了农民工讨薪的代表。

国务院总理为农民工讨薪，立即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讨薪风暴”。

据统计，仅在首次发起“清欠风暴”的2004年第一季度，便帮助农民工追回被拖欠的工资253.8亿元。其中，追回2003年当年拖欠的工资156.82亿元，超过当年拖欠工资总额的96%，此后，全国各地每年年底都要发动“清欠风暴”。

但是，在没有制度保证的情况下，原有的拖欠尚未清理干净，新的拖欠又接着发生。这种运动式的清欠方式，根治不了欠薪的顽疾，暴力拒付和暴力对抗讨薪接连发生。

2003年11月2日，在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路某楼盘工地，讨薪的25名农民工被30多名身着便服的男子毒打，造成多名民工受伤。

2004年8月23日，在西安紫薇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多名农民工讨薪被打，其中多人受伤。

2005年5月发生在宁夏石嘴山市的农民工王斌余讨薪杀人案，更是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新华网刊出的《死囚王斌余的道白》，剥开了恶性事件与恶性欠薪的关联——

我17岁就开始到甘肃天水市打工。刚开始干建筑活，一天工资11.5元，扣除4元伙食费，最后可以拿7.5元。随后，我14岁的弟弟也到这里来干活了，他一天拿5元。我们吃的是土豆、白菜加面，啥菜便宜就买啥，住在用木板支起来的大通铺上，几十个人挤一间。

有一年春天，我在2米多高的地方打钢筋，掉到了下面7米多深的井里，里面都是稀泥巴，我差点淹死。后来大家把我拉上去了，我总算逃过一死，却大病一场。老板不给我看病，只给了几片感冒药。

胡振球

2004年，高中毕业的胡振球离开安徽宿州农村，先去扬州，再去上海，成为一名普通的装配工。

午休时间，胡振球缠着老师傅给自己讲解图纸。一有空闲，他就往单位的职工书屋里钻。

10年以后，拥有14项专利的胡振球跻身首批“上海工匠”。在第七届国际发明展览会上，他的清扫车吸尘口避让装置发明专利更是荣获“金奖”。

创新改变了胡振球的人生。他晋升为管理100多名员工的车间主任，还有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劳模创新工作室”。

胡振球说，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大国工匠”，把普通产品做到极致，推陈出新，追求完美，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奇迹和智慧。

2003年8月起，我一直跟着包工头陈某干活，他揽的都是又脏又累又危险的活儿。在石嘴山一家电厂做保温工时，一天27元。保温用的玻璃纤维扎得人浑身起红疙瘩，我忍受不了，老板就骂我偷懒。

吴华是工地的负责人。我们平常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7点，有时候到晚上八九点才下班，只要天亮着就得干活儿。

我们的工资一般都是年底结算，平时我们用钱只能找他借。可即使结算清了工钱，仍要扣300元的滞保金。今年老板跟我们说，晚上加班就多加8元1角钱，但最后发工资的时候，他们能赖掉就赖掉了。去年我们签了劳动合同，合同上写了交医疗保险。结果有病根本拿不到，我胃病花了1000多元还是自己掏的。

今年5月，父亲因为去年修房子腿被砸断一直没治好，家里急需用钱，再加上我身体一直不好，实在不想继续干下去了，就想要回今年挣的5000多元钱。可老板却只给了50元。

我气不过，就去找劳动部门，他们建议我到法院。法院说受理案子要3～6个月，时间太长，让我找劳动部门。劳动部门负责人立即给陈某打电话，说他违反《劳动法》。陈某却诬赖我看工地时偷了铝皮，不给我工钱，可我并没有偷。

5月11日，经劳动部门调解，包工头吴新国向劳动部门承诺5天内给我算清工资。谁知回到工地，吴华把我们宿舍的钥匙要走了，不让我们在工地上住。

晚上，我和弟弟身上没钱，可住店一天最少要10元钱，我们就到吴新国家要点生活费。

吴新国一直不开门，住在旁边的苏文才、苏志刚、苏香兰、吴华还有吴新国的老婆过来让我们走。吴华像骂狗一样骂我，用拳头打我的头，还用脚踢我，苏文才、苏志刚也一起打我和弟弟。

我当时实在忍受不了，我受够了他们的气，就拿刀连捅了5个人。我当时十分害怕，就跑了，到河边洗干净血迹，就去公安局自首了。

我的愿望很简单，让我父亲、爷爷、奶奶过得好一点，他们苦了一辈子。我希望周围人都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不要瞧不起我们农民工。我希望人和人之间都很友好，都能够互帮互助。我希望社会能够更多地关注我们农民工。

……

王斌余讨薪杀人案说明，欠薪与讨薪已不再是企业或包工头与农民工之间的事，而直接涉及社会的安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这起事件带给整个社会的反思是沉重和发人深省的。

一方面是中央高层不断采取措施制止欠薪问题，另一方面是欠薪问题不断发生而根治不了，不能不说这与当时的体制、机制和发展背景密切相关。

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头10年，城市建设大规模上马，“形象工程”“城市名片”成了一大特色，全国成了一个大工地。一个法国代表团来北京访问时曾感叹，“整个欧洲建设用的塔吊还不及北京市的多”。

捉襟见肘的财政收入与疯狂的扩张规模速度显然不相适应。除沿海少数省市完成了早期的财富积累之外，中国城市扩张大多与经济发展的规模同时推进，只能走土地财政和举债建设这条路。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成了债务链的顶端，政府欠开发商的钱和工程施工单位的钱，后者又把这种债务传导到二级和三级承包商，最后又都落到了农民工的欠薪上。

鉴于欠薪的复杂性和讨薪的难度，中央政府再次调整了彻底解决欠薪问题的时间表—到2020年，基本解决欠薪问题。

爱情

离乡土更远，却依然无法融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就这样陷入生活的怪圈。工作时间长、人群接触面小、行业从业人员性别组成单一，使得恋爱和家庭成为奢侈的精神需求。

一份调查显示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爱情数据——

4.3%的人同意“爱情是婚姻的坟墓”，11.4%的人同意“婚姻是爱情的升级”，28.6%的人同意“婚姻是一辈子的承诺”，48.6%的人认为“婚姻是为了下一代”。

这样的数据意味着，爱情往往是农民工婚姻中的调味剂。

另一组惯有择偶标准的调查显得更积极一些——77%的人追求“志同道合情趣相投”，10.1%的人选择“懂得技术”，7.7%的人不选择“崇尚金钱”和“看重地位”。

但是，这并不能够阻止新生代农民工的无奈感叹——回不去老家，找不到爱情。

巨晓林

他喜欢写诗，喜欢画画，更喜欢将工作中的经验方法记录下来。他的70多本工作笔记，洋洋洒洒230多万字，创新施工方法43项，创效600多万元。

1979年，巨晓林高考落榜，在家务农。25岁那年，他成为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的一名“农民工”，开始面对纵横交错的电杆和接触网，还有犹如天书的图纸。

图纸、工具书、笔记本，这是巨晓林随身携带的“三件宝”。凭借钻劲，他攻破了太多技术难题，成为电力接触网施工的“工人专家”。

2016年1月17日，54岁的巨晓林以普通农民工的身份，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

媒体普遍认为，要使农民工市民化，首先要保证这一群体的利益得到保护，同时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巨晓林的当选，在维护农民工权益方面凸显意义。

“孙志刚事件”与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

中国农民工历史中，“孙志刚事件”是关键的“拐点”。

尽管孙志刚本人并非农民工，但在他身上发生的事件与社会如何对待农民工有关，与政府部门如何管理农民工有关，与制度的存废与变革有关。

2003年3月17日晚上，大学毕业两年、任职于广州市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因为缺少暂住证，被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即无身份证、无暂住证、无用工证明的外来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受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

3月20日，孙志刚在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死去。医院在护理记录中认为，孙志刚是猝死，死因是脑血管意外，心脏病突发。

但是，这个说法遭到了孙志刚家属和同学的反驳。孙志刚的父亲表示，从来不知道儿子有心脏病。法医尸检的结果，也推翻了院方的诊断。

在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出具的检验鉴定书中，明确认定“符合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按法医的说法，孙志刚体内的大出血是被钝物打击的结果，而且不止一次，因为“一次打击解释不了这么大面积的出血”，孙志刚被人殴打并最终致死已是不争的事实。

“孙志刚事件”之所以发生，收容遣送之所以激起公愤，与收容遣送站的恶行密切相关。

2002年，全国有700多个收容遣送站，每年都有100多万人被收容遣送返回原籍。在一些地方，因收容而导致的死伤事件屡有发生，收容遣送站内打人、劫财行为屡见不鲜。

从表面上看，这些都是管理混乱，公职人员失职、失察、失责所致，但在这些表象的背后，却隐藏着专门收容农民工来牟取私利的黑色利益链条。

湖南省涟源市收容遣送站从1996年开始，通过给回扣与当地派出所勾结“收容”外来人员，并向每个被收容的人员收取500元至800元遣送费后放人。

据收容站内部人员统计，从1996年到2002年11月，涟源收容站利用扣人索钱的手段，已经从一万多名农民工身上获取现金320万元。

涟源市收容站的主要“致富”手段其实非常简单——和涟源市火车站订立口头协议，火车站派出所和联防队员以收容“三无人员”的名义，把经过涟源的农民工扣下来，由收容站接走。联防队员每抓一个农民工可以得到5元，而火车站则可以从每个农民工身上得到50元的回扣。

这些农民工被接到收容站以后，如果身上搜出的钱足够的话，就可以幸运地免受监牢之灾，只要留下钱，便能带着一张名目为“生活费”的收据离开。如果身上带的钱不够，收容站就会向他家里拍电报，要求速带800元来涟源收容站接人，这叫“自保”。

收容遣送站的管理人员基本上都是吃“皇粮”的公职人员。在“孙志刚事件”中，正是这些公职人员当起了打人凶手的“导演”，让先期被收容的人打后期被收容的人。

孙志刚的家属为了申冤，到许多部门上访投诉却无一受理，如果不是媒体的曝光，最后的结果很难预料。这种对农民工的歧视和对生命的冷漠，说明收容遣送站的性质已经异化，已经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相去甚远。

把收容遣送对象扩大到“三无”人员，等同于把无暂住证和务工证的农民工涵盖在内，这是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来对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要素流动。

把农民工按在土地上，通过限制流动来维护社会秩序，不可能带来社会的长治久安。农民工的流动是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路径，尽管流动过程会对原有的社会设施和社会秩序形成冲击，但这种冲击又是推动社会发展和更高层次上的有序的必经阶段，最终结果必将是带来农民的增收、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无业流浪乞讨人员的减少。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很多地方往往把收容遣送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的手段，在农民工流动压力较大的地区，往往又进一步把它延伸为对付农民工的手段，“孙志刚事件”和“涟源违法收容事件”都是如此。有些地方甚至把收容当成有“油水”的创收，这就使收容遣送犹如一把利剑，让农民工时刻提心吊胆。

在孙志刚含冤离世3个月后，2003年6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流动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实行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决定废止。

2003年6月20日，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第381号令，公布施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同年8月1日，1982年颁布的《城市流动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孙志刚以生命为代价，为亿万流动的农民工解除了收容遣送制度，成为中国农民工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节点。

中国的农民工流动因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因制度改革而形成，因此，尽管在流动中会带来这样或那样的社会问题，但归根结底是一股社会前进的洪流，如何对待它也成为衡量管理制度进步与落后的标志。

2005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关于废止〈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及有关配套文件的通知》，国务院进一步废除了农民工外出务工办理证卡的有关规定，由此也开启了农民工流动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全由市场主导转向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的新时期。

在“孙志刚事件”以后，北京还发生了所谓“馋嘴民工”偷吃“天价葡萄”事件。

2003年8月7日，4名农民工进入北京农业科学院林业果树研究所葡萄研究园，偷偷摘食葡萄。他们并不知道，这些葡萄竟是投资40万元、培育10年的新品种。

2003年9月，北京市物价局评估确认“天价葡萄”价值11220元，4位农民工被拘捕。

此后，经过两次退补侦查，北京市物价局最终在2004年5月认定，被偷吃葡萄的价值仅为376元，农民工被免于起诉。

在这起事件中，尽管农民工偷吃葡萄是事实，但充斥都市报纸的“馋嘴”字眼儿，显示出部分社会公众对于农民工群体的污名化歧视。

更有甚者，南京《城市快报》在2004年曾有报道，大港区晨晖里农贸市场后一公厕外墙上，张贴着一份打印的标语，上面写着“禁止民工入内”六个大字。

族群的撕裂必然会带来畸形的发展，这绝不是社会发展的福音。

开胸验肺

通过人工手术方式把胸腔打开查验肺器官，这是“开胸验肺”的医学原意。

然而，在委屈求证的农民工张海超的身上，“开胸验肺”却是维权无路背景下的自我牺牲。它根本不是什么强硬和果敢，它只是无奈弱者的最后抗议。

2004年，河南打工者张海超进入郑州一家公司，从事杂工、破碎和开压力机等有害工作。工作3年多后，他被多家医院诊断为尘肺，当地职业病防治所却坚持“肺结核”的诊断。

2009年6月，张海超主动爬上郑大一附院的手术台，不顾医生劝阻“开胸验肺”，揭穿了“肺结核”的谎言。同年7月，卫生部督导组介入，张海超被确诊为三期尘肺病，获赔61.5万元。8月，郑大一附院被河南省卫生厅通报批评，指责其“开胸验肺”违反《职业病防治法》。

在金庸小说《飞狐外传》中，恶霸凤天南冤枉百姓家的小孩偷鸡，穷苦人家的母亲只好破开自己小孩的肚子，自证清白。

曾经的那段日子，现实和小说一样残酷。

“黑窑奴工”与政府问责

2004年11月15日，沂南县布鞋城里，企业主在黑板上通告：“不请假、不准假、缺勤者勾上月帐，缺一天勾一天，缺半天勾半天，并不发工资。”

2000年前后，中国住房制度改革全面启动，“福利房”渐次退出历史舞台。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急剧扩张，使房地产市场呈井喷态势。同时，随着第一代农民工打工收入的积累，农村住房条件的改善已成普遍态势。

这两种态势相互交织，导致小水泥厂、小砖窑在中国遍地，对农民工的需求急剧旺盛。

2004年，中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达11823万人，比2003年增加433万人。

但是，这一时期的农民工实际工作环境并没有出现“立竿见影”的变化，农民工权益受侵害的现象仍较普遍，“黑窑奴工”事件接连发生。

2004年6月1日，《法制日报》刊出报道《民工惨死曝出新疆某砖厂“集中营”式管理内幕》——

这里不是集中营，却像集中营一样剥夺民工的人身自由：身份证、通讯录、手机、钱物通通没收，不许外出，不许交谈，一言一行都受到监视，晚上睡觉10分钟点一次名，连上厕所也有人跟随……这里不是集中营，却像集中营一样强迫民工干活，而且每天只提供两顿饭，每顿饭只有一个100克的馒头和一碗能照见人影的面汤……这里不是集中营，却像集中营一样随意殴打民工，有的民工竟被殴打致死……

此后，《山西晚报》公开披露的山西省洪洞县广胜寺镇曹生村“黑窑奴工”事件，情节更为恶劣。

2006年年初，31名外地农民工来到临汾市洪洞县广胜寺镇曹生村一个黑砖场打工。这个黑砖场的老板是曹生村村支书王东己的长子王斌斌，工头是河南安阳人衡庭汉。砖场里的农民工每天面对的是打手们冰冷的铁棍以及狼狗的血盆大口。

据洪洞县刑警重案中队负责人介绍，31名农民工中的23人是从郑州和西安火车站被骗来的，他们早上5点开始上工，干到凌晨1点才能睡觉；睡觉的地方是一个黑屋子，里面没有床，只有铺着草席的砖地，冬天也不生火。打手把他们像赶牲口般关进黑屋子后反锁，30多人只能背靠背地“打地铺”，而门外则有5个打手和6条狼狗巡逻。他们的一日三餐就是吃馒头、喝凉水，没有任何蔬菜，而且每顿饭必须在15分钟内吃完。

另外的8名农民工则神志不清，“只知道自己叫什么”，但“爸妈的名字和老家在哪里则统统不知道”。他们原来就是痴呆患者，还是被黑砖场折磨所致，已经无法查证。

砖场的农民工只要动作稍慢，就会遭到打手无情殴打，被解救时个个遍体鳞伤。因为没有工作服，他们一年多前穿的衣服仍然穿在身上。大部分人没有鞋子，脚部多被滚烫的砖窑烧伤。由于一年半没有洗澡、理发、刷牙，他们个个长发披肩、胡子拉碴、臭不可闻，“身上的泥垢能用刀子刮下来”。

2005年腊月，湖北打手赵延兵嫌甘肃农民工“刘宝”动作慢，竟用铁锹猛击“刘宝”的头部，致其当场昏迷，第二天死在黑屋子里。几名打手用塑料布将“刘宝”的尸体裹住，随便埋在了附近的荒山中。

遭受非人折磨时，这些农民工从来不知道反抗，也不敢逃跑。一年多来，这30多名外地农民工没有领到一分钱工资。由于靠山就近取土，该砖场的主要成本只是烧窑的煤炭。每块砖的成本只有0.036元，而售价在0.3元左右，几乎10倍的暴利。

2007年6月13日，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纪检组长张鸣起一行赶赴山西洪洞，对查处黑砖窑进行督察。

到2007年7月底，山西全省共查处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的砖瓦窑17户。解救农民工359人，其中童工15人，年龄最小的13岁。

在高层领导的重视下，这起震惊中外的山西洪洞黑砖窑事件中，共有69人被起诉，95名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2人被开除公职，24人被撤职。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涉及农民工问题上被起诉和被问责人数最多的一次。

2007年6月22日，山西召开“黑砖窑事件”通报会，时任省长于幼军代表省政府向受害农民工家属道歉，并向全省人民检讨。70余天后，于幼军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

在小水泥厂、小砖窑遍地开花的同时，小煤窑带来的安全生产事故接连不断。

2002年，电煤指导价政策取消，煤炭价格完全市场化，社会需求日益旺盛，煤炭价格不断上扬，开始进入煤炭生产的“黄金十年”。

一些大型煤矿盲目扩张，矿井层层转包，一些小型煤矿低成本投入甚至“无本生利”。

2003年，全球产煤约50亿吨，死亡人数8000人左右；当年中国煤炭产量为16.6亿吨，占33.2%，而死亡人数则达6434人，占80.4%。

2005年，中国的煤炭百万吨死亡率接近3，这个数字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10倍，是美国的100倍。

2007年12月5日，山西洪洞县瑞之源煤业公司民营新窑煤矿发生爆炸事故，夺走了105名农民工的生命。据调查，“黑心矿主”对采煤业务层层转包，只求数量不问安全。矿工们反映矿主要钱不要人命，到底有多少矿工下井根本不问，事发后竟找不到一份完整的矿工花名册。

2008年9月8日，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新塔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库又发生特别重大溃坝事故，造成277人遇难。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认为，这是一起特别重大责任事故，在社会上造成了特别恶劣的影响。

2008年9月，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主管副省长被免职。

事实上，对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以及严重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事件的处理，中央政府毫不手软，“政府问责”被高调祭起，从市长到先后两任省长请辞，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然而，在领导高度重视、农民工政策走向非常明晰的情况下，一些地方仍然对农民工采取漠视的态度，听任无良企业伤害农民工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

中国的煤炭行业，尤其是地方的一些中小煤矿，煤炭财富与权力的“联姻”由来已久，直接后果就是以利益为纽带，将地方官员与矿主捆绑在一起。

2007年洪洞“12·5”矿难事后查明，以副市长为首的临汾三级煤炭行业管理官员，均在接受贿赂后放松监管，最终导致惨剧发生。

在煤老板的行贿记录中，市、县、乡均有煤炭行业管理官员的名字在案，三级煤炭行业管理官员与煤老板一起，构筑了一个完整的利益链条。

当煤老板的“权力保护”需求与地方煤炭行业管理官员的“权力寻租”相结合时，利益至上被推到了极致，国家的资源政策、农民工政策、农民工生命安全通通被抛到脑后。

底线意识是整个社会健康运行的基本保证。底线意识的缺失，必然带来社会秩序的紊乱，受害的一定是处在城市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

好在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使这一问题得到遏制，否则，将会有更多的人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但要从根本上消除产生这些问题的土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刘丽

1994年，14岁的刘丽因贫辍学，离开安徽颍上县古城乡外出打工，省下每一分钱供弟弟妹妹读书。

命运是一个残酷的玩笑，弟弟和妹妹都没有考上大学，刘丽多年的辛苦没了着落。“我自己想读书而没有读成，希望让别人有书读”，走出迷茫的刘丽，决意资助贫困学生读书。

从2000年开始，刘丽一直在厦门一家足浴城当足底按摩师，月收入3000元。其中，500元用于自己生活，再给家里寄一点，剩下的全部用来资助老家村里的20个贫困大学生。

刘丽的善举带动了更多的人。在众多网友的支持下，刘丽帮助上百个孩子圆了读书梦，被称为“中国最美洗脚妹”。

2010年，刘丽当选“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说：“一个瘦弱的姑娘，一副疲惫的肩膀。是内心的善良，让她身上有圣洁的光芒。她剪去长发，在风雨里长成南国高大的木棉，红硕的花朵，不是叹息，是不灭的火炬。”

民工局长

在县里，他是劳动就业局的副局长。

但在鞋厂老板的眼中，他是带领80多位农民工的“工头”。

2010年，西南春旱，80多名云南曲靖农民工来到扬州宝亿鞋厂打工。担心大家受骗上当，陈家顺主动“卧底”当上“工头”，被分配到整理车间，负责打包卸运。

一个月后，陈家顺交出一份“卧底打工报告”，又有200多名曲靖农民工远赴扬州。

2007年，他在担任沾益县驻浙江义乌劳务工作站站长时，就曾经以农民工的身份应聘5家用工企业“卧底”。核实用工信息和农民工待遇，跟踪维权。

主动为民生奔波，体恤民生艰难，小可帮扶一家一户，大则微而不弱，烛照未来。

在农民工眼中，陈家顺是最值得信赖的“民工局长”。

他乔装改扮，却藏不住心底最深的惦念。

开胸验肺与职业病“四问”

经济飞速发展的年代里，对资本的需求和投资的饥渴几乎是全国性的，职业危害的门槛早被忘在脑后。

在这样的背景下，制造业、日用化工业以及医药行业的一些有毒、有害的企业开始进入中国内地。这类企业在发达国家已不允许存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已开始向外驱赶，却在中国一些地方找到了生存空间。

2002年3月15日，《京华时报》记者祁胜勇报道的河北省高碑店市农民工苯中毒事件，使农民工职业病问题浮出水面。

浑身血斑，鼻子出血，口舌溃烂，牙龈的肉一剔就掉，牙齿一碰就倒；为了擦拭长流不断的鼻血，一个晚上竟用去两大篮子的卫生纸……在河北省高碑店市白沟镇一家皮包厂打工的4名河南少女，无一例外地患上了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其中两人已被病魔吞噬。夺去这些青春少女生命和健康的杀手，是一种叫“苯”的化工原料。

在医院的登记表上，女孩赵小歌已于2月死亡。

一年以前，17岁的小歌和同村的伙伴一起到这家皮包厂打工。工作间的门窗封闭很严，胶水气味冲鼻，工人们整天头晕。她们是计件工，为了赶活儿，经常把材料拿到住室干，在床头刷胶水、粘皮包，许多胶水粘到了手上。

年底，小歌发烧到41摄氏度，浑身出血斑，牙龈溃烂。她害怕扣工钱，坚持捱到过年放假，回到家后一病不起，终至死亡。

原来，小歌加工皮包所用的胶水中，含有一种叫“苯”的化工原料，黏性强，挥发快，价格便宜。由于使用含有苯或纯苯的黏胶，作业场所的苯浓度超标几倍甚至几十倍。但是，厂家却没有给打工者提供任何劳动保护。

2002年3月28日，朱镕基总理做出重要批示：“此案可能带有全国性（注：北京丰台区已发现类似事件）……对使用苯类有毒物质作为溶剂的胶粘剂、装饰材料等的企业，必须规定明确的劳动保护条件……”

总理有批示，调查有结果，处理有意见，整改有要求……发生在高碑店市的这起农民工苯中毒事件震动中国。然而，仅仅一年之后，又一起恶性职业病事件在福建出现。

在对89名从仙游县东湖村务工返乡的贵州籍农民工体检后发现，其中46人确诊患矽肺病。东湖村现有的201名外来农民工中，14人患矽肺病。

随后，温家宝总理作出重要批示，要求严肃执法，对不顾工人生命安全的企业依法追究责任，并公开通报，以儆效尤。

连续两年，先后两任总理作批示，先后两次以国务院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报，先后两次要求在全国进行专项治理，重视程度之高，工作力度之大，可谓前所未有。

即便如此，职业病危害对农民工生命健康的侵蚀却并没有消失。

2004年5月27日，全国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会议透露，中国实际接触有害作业的人数、职业病患者累积数、死亡人数和新发生病例数，都是世界上最高的。

2005年4月18日，卫生部负责人在第10届职业性呼吸系统疾病国际会议上透露，中国有毒有害企业超过1600万家。每年13.6万死于职业病的人中，大部分是农民工。

2007年，全国总工会在《第六次中国职工状况调查》中指出，职业危害正在由城市、工业区向农村迅速转移，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由大中型企业向中小型企业转移。职业危害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其分布日益广泛，影响日益严重。

2009年，发生在河南的“开胸验肺”职业病事件，使农民工职业病维权以悲情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引起了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

28岁的张海超是河南新密市刘寨镇农民，2004年6月，他到新密市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打工，先后从事过杂工、破碎、开压力机等工作。

2007年下半年，他感到身体不适，胸闷、咳嗽。当年10月，他辞职后先后到郑州市二院、省胸科医院、省人民医院、北京协和医院、首都医科大学朝阳医院、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进行检查，医生们都给出了一致的结论——尘肺。

按照国家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职业病的鉴定由当地职业病防治所进行。职业病诊断、鉴定需要用人单位出具相关证明，如组织机构代码、职工工作时间、从事工种等。振东公司不肯配合，张海超无法到职业病防治所进行鉴定。

此后，经过反复投诉，新密市信访局同意张海超到郑州职业病防治所进行鉴定。然而，鉴定结果竟然是“无尘肺0期（医学观察）合并肺结核”，给出的意见是进行肺结核诊治。

张海超决定“开胸验肺”。6月22日，他不顾医生劝阻，在郑大一附院做了开胸手术。

胸部一打开，医生就发现了肺上的大量粉尘，肺部切片检验也排除了肺结核的可能。郑大一附院出具的诊断中，写明“尘肺合并感染”。

近两年的维权求医，张海超花费近9万元，早已是债台高筑。开胸后，他找过新密市信访局，一位科长仍然坚持只认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的鉴定结论。

尽管，张海超以“开胸验肺”的惊人之举，引发媒体和社会关注后，最终获得120万元赔偿，也仅仅是个极端个案。

地方利益取向和GDP至上是导致职业病恶性事件的首要原因。

为吸引投资，保护地方经济，一些地方政府对职业病危害把关不严，大量未经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和未做到“三同时”审查的企业开工投产，导致大量劳动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

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对一些有毒有害、高粉尘的小加工厂、小作坊不闻、不问、不检查、不监督，放任不管，甚至姑息纵容，导致大量农民工长期在有毒有害和高粉尘环境下劳动，为职业病的高发埋下了隐患的种子。

但在现实生活中，职业病检查和职业病鉴定却困难重重。由卫生行政部门指定专门的职业病鉴定机构，本意可能是要强调或突出职业病鉴定的权威性，但指定的结果就是职业病诊断权的垄断。这不仅有悖于市场经济的规律，甚至在利益的诱惑下会带来腐败。

这一时期的农民工职业病患者的权益维护，基本上都按照“媒体曝光—领导批示—专项整治—调查处理”的路子来实现。它既说明农民工职业病患者的权益维护要走向制度和机制保证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也说明农民工的权益维护包括职业病患者的权益维护客观上需要建立党政主导、工会运作、媒体监督的大格局。

中国的经济发展，绝不能以牺牲一代劳动力的健康为代价，这也是时代的警示！

宁波守塔人

从1883年白节山等她建成开始，叶家五代人驻守孤岛，每日与大海相伴，成为守护一方水域平安的“宁波守塔人”。

1944年10月，为抢回即将被风浪卷走的补给小船，第二代守塔人叶阿岳冲进狂风暴雨，再没有回来。

1971年春节前，第三代守塔人叶中央的家人乘船来塔上团聚，途中遭遇风浪，妻子和5岁的小女儿遇难。

如今，第五代守塔人叶超群驻守在七里屿灯塔。

年复一年的守望，灯塔工要在孤岛上连续工作11个月，才有20来天的休息。这11个月时间里，只有海风，只见海水。

第五代灯塔工叶超群说：“如果有一天没有灯塔工了，希望自己能带着一同退役的灯塔去开一家以灯塔为主题的民宿。”

灯塔这两个字，就这样融进了叶氏一家五代人的血脉。

时代人物与有产追求

2008年3月12日，我国首次以农民工身份当选的三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来到全国总工会职工维权中心考察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对我国的国民经济和中小企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在中国1.3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有2000万人因金融危机失业返乡，这种状况近十几年来罕见。

2008年12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强调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后，中国政府首次为稳定农民工就业打出“组合拳”，包括在全国部署开展“春风行动”，强化就业服务，开展职业培训，稳定在岗农民工就业，鼓励返乡创业。

这套力度空前之大的“就业组合拳”，在改革开放以来还是第一次。

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正式出台，进一步把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上升到法律层面。

与此同时，面对多年来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维护问题，中国政府也给予了高度关注。

2005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发现，一些用人单位为规避对劳动者的义务，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甚至不承认与劳动者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只有30%左右，大部分劳动合同期限在一年以内。

2006年3月，《劳动合同法（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一个月内，共收到各类意见191849件，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立法史上之最。

2007年6月29日，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历经4次审议的《劳动合同法》以145票赞成、0票反对、1人未按表决器获高票通过。

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

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部系统维护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法律。但是，由于它的出台和实施正好与国际金融危机全面来袭直接对撞，争议和规避迅速出现。

从2007年10月开始，华为集团安排7000多名工作满8年以上的老员工“辞职”，变成新人后再应聘上岗，职位和待遇基本不变，唯一变化的是再次签订劳动合同和重新计算工龄。为此，华为集团支付给“辞职”老员工的赔偿金额总计约10亿元。

为了突破《劳动合同法》对用人单位的约束，一些企业不再直接和员工签订劳动合同，而改由劳务派遣公司派遣，劳务派遣规模迅速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很少有一部法律的出台能够像《劳动合同法》一样，引起如此强烈的社会冲击波。究其原因，一是由金融危机引发小微企业倒闭潮，法律成了“替罪羔羊”，二是“资本优先”仍有市场，三是企业主和农民工博弈的平台不健全。

2008年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发布执法检查报告，证实没有一家企业因贯彻实施《劳动合同法》而倒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称，《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劳动合同签订率上升，社会保险参保人数也大幅增加。

一方面，法律的完善逐渐为农民工群体权益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农民工开始登上中国政治舞台。

2007年3月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里，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中，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盛华仁对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进行说明时明确提出，“我国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全国人大中也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毫无疑问，农民工代表进入国家权力机关，既是中国社会结构现状的客观要求，更是党和政府培育新生群体政治力量的需要。

2008年1月21日，广东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佛山市三水区新明珠陶瓷集团销售员胡小燕成为全国第一个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农民工。

5天以后，重庆市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重庆建工市政第一有限公司路面处农工班班长康厚明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此后3天，上海市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打工妹朱雪芹的名字，和习近平一道出现在上海市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64人名单中。

十一届全国人大共有代表2978名，农民工身份代表共有3人。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历史的一小步，却是中国农民工阶层登上政治舞台的一大步。

5年后，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庄严开幕。本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有31位农民工代表。从3到31，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了更多农民工的存在。

无论还有多少稚嫩和忐忑，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每一次利益表达，都构成了中国民主政治生活的生动细节。

中国农民工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洗礼，不仅在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引起广泛关注，而且影响所及已经超出国界。

2009年12月16日，中国深圳的肖红霞、彭春霞、黄冬艳、邱小院、李春英、邓涛、曹彬共7名普通打工者，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新闻人物。

《时代》周刊称，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功劳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

执行采访任务的《时代》周刊记者承认，这几名工人只是普通的打工者，他并没有做过任何事先设定条件的挑选。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更能代表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

发端于改革开放的中国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重要建设力量。2008年，全国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7.6%，其中加工制造业占68%，建筑业占80%；在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城市建筑、环保、家政、餐饮服务人员90%都是农民工。

据《广州日报》报道，2007年，广东的外省农民工汇带回家的劳务收入达1300多亿元，位居全国第一，仅通过邮局汇兑渠道寄往各地的款项就超过700亿元。这些“打工收入”弥补了城乡差距，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加速了农村乡村文明的建设进程。

经过40年的淬炼，农民工不仅成为城市服务的主体和“中国制造”的支撑，更在市场经济的洗礼中不断成长，一部分人创业立业，从生产流水线上的普通工人或城市第三产业的普通服务人员成为企业家，参与市场竞争，创造社会财富。

这些农民工中的佼佼者在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已经蜕变了自己的农民工身份。他们不再是进城谋生的“打工者”，而是走向有产阶层的“领头羊”。

如何使这个阶层逐渐融入城市文明，如何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逐步变成有产者，既是对执政者的考验，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能否有序和谐的关键。

偶像

无论生活多么枯燥艰难，散落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们，依然有自己的偶像世界。

对于孤独漂泊的这个阶层来说，偶像是工棚里张贴的明星海报，偶像是手机里默默关注的大V微博，偶像是每一个成功转型的农民工。

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对称，拉近了农民工与成功者的距离。伴随着收入增长，他们的消费从单纯的物质需求转向更高层面的精神和文化需求。很多时候，他们成为偶像的崇拜者，甚至成为偶像经济的主要消费力量。

偶像对于农民工精神世界的影响，促成了新一代去中心化、个性化的价值观念，颠覆了以往管控社会代际话语权转移的模式。

票

农民工大叔头戴安全帽，坐在大纸箱上，手里举着一块大红牌子，上面写着“求打包送回家”。

2017年春运前夕，这样的一幕出现在北京街头。一位草根艺术家试图通过如此荒诞的行为举动，影响社会公众关注农民工春运“抢票难”。

如果不是外出打工，人们很难想象一张回家的车票意味着什么。

不回家不行，妻儿老母正倚在村口守望。回家亦难，工厂放假的时间被严格限定，准许离厂的日期直接对撞客流最高峰，“秒光”的抢票状况让人无能为力。

没有火车票就骑摩托回家。没有摩托就走着回家。

这是最艰难的回家之旅。这是无法阻挡的亲情呼唤。

“十二连跳”与新生代的困惑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年龄在16周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是8900万人。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在1亿人左右。

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年纪轻，而且生活起点、生活经历、受教育程度都与老一代农民工有较大不同。他们虽然户籍在农村，但大多没有真正感受过生活的艰辛，更没有过从事农业的经历，对城市五光十色的时尚生活却耳濡目染，诉求已和先辈们大相径庭。

2010年3月至5月，全国总工会与多部门组成联合调研组，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全国性调查研究和实证分析，形成了《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

《报告》披露，与老一代农民工改善家庭生活的动机不同，高达71.4%的新生代农民工是为了“体验生活，实现梦想”。他们的就业选择不仅看重工资，更看重福利待遇、工厂环境以及发展机会等软件。55.9%的新生代农民工准备将来“在打工城市买房定居”，希望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的生活愿望更强烈。

《报告》同时显示，在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以及公共服务权等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比父辈有更高的期待，维权态度由被动“恳求”向主动“抗争”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正处于婚恋期和情感高依赖期，更渴望在外出就业的同时，有亲情和爱情在身边，可以交流思想，有困惑能够倾诉。

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在自身诉求发生多方面变化的同时，与农民工关系密切的客观现实却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羁绊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企业对农民工行政命令式和机器人式的管理方式没有实质改变；农民工仍处于低收入阶层的实际状况没有变化；农民工权益维护渠道不畅的问题也没发生实质性好转。

在这种变与不变的冲突中，在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愿望与社会的客观现实碰撞中，形成了梦想与困惑的悖论。

全国总工会2010年3月开展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1000家企业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1747.87元，仅为城镇企业职工平均月收入（3046.61元）的57.4%，比老一代农民工（1915.14元）还低167.27元。

另据深圳市总工会的调查，2010年深圳的新生代农民工即使通过加班获得的月平均工资也只有1838.6元，大约为2009年深圳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47%，他们的每月所得基本上只能维持其本人的最低生活水平，大多数甚至要靠精打细算节俭度日。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较，新生代农民工更渴望融入城市。但是，社会的客观现实却是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仍旧存在，附属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并未覆盖农民工。

在这种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既对乡村产生了一种距离感和陌生感，又无法享有城里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处于在市民与农民之间游离的尴尬状态。这种特殊的角色，导致他们很容易对未来产生无助和迷惘。

从2010年1月至5月，台资在内地最大的投资企业之一富士康接连发生了12起新生代农民工跳楼事件，引起了社会舆论和中央高层的关注。

震惊中国的富士康“十二连跳”，暴露的是现代加工企业里劳动者所陷入的精神困境。

在物质层面，富士康待遇优厚。但在精神层面，企业缺少人文关怀，员工上班不能说话，工人必须找到别人代班才能上厕所，时间一久，容易产生与世隔绝的感觉。

由于企业内部层次划分非常明显，不同层次员工的工作性质及生活圈子截然不同。沟通的缺失，更加剧了情感的孤独。

与老一代农民工“改善生活”的愿望和诉求不同，新生代农民工走出农村，就是以改变身份和自我发展为动力。当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前景时，一些人便难免心灰意懒，诱发悲观厌世情绪。

与富士康“十二连跳”同时发生的，还有佛山的“本田罢工”事件，它带有更多劳资对抗的色彩。

2010年5月17日，本田汽车零部件公司近百名员工因不满工资低、福利待遇差，停工一天。5月21日，因传言公司已赴湛江等地大量招聘新工人，公司不会给员工加薪，员工们开始第二轮停工。5月26日，本田宣布新工资调整方案，工人不接受，继续罢工。5月27日，本田公司发布消息，由于零部件供应中断，4家在华整车工厂均被迫停工。

本次“停工门”事件，参与工人最多时达千余人，且主要是新生代农民工。有媒体称，事件起因是工人对薪酬体系不满，日本支援者的年薪与中国工人相差50倍。

“十二连跳”事件反映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对人文关怀的精神追求与机械式作业、封闭式管理之间的矛盾，是梦想破裂的绝望和逃避。

“本田罢工事件”反映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对权利平等的追求与强资本、弱劳动的矛盾，是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对抗。

两者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都有一个共性特征，即新生代农民工在向新型产业工人转型的过程中，面对现实的困境，往往会采取极端的方式进行抗争。

要避免历史上每一个新阶层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剧烈社会震荡现象的发生，就必须要拓宽制度渠道，调适政策措施，搭建发展平台，为新生代农民工创造归属环境。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未来，是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未来。为他们的成长降低成本，为他们的融入减少代价，为他们的发展提供契机，为他们的未来架设桥梁，这已成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绕不过去的坎。

政府层面拓宽制度平台，拆除计划经济旧体制的樊篱，打造上升通道，给他们以希望，给他们以动力，这是迎接亿万新生代农民工走上历史舞台的根本。

拓展组织平台，增强组织力量，畅通诉求渠道，加强精准服务，这是迎接新生代农民工走上历史舞台的保障。

鉴于新生代农民工入会率不高的现状，这一时期全国总工会提出了“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工作方针，并组织实施了“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并参与整治非法用工专项行动，开展为农民工送政策、送岗位、送安全、送健康、送文化等活动，建立和完善农民工输出地与输入地工会组织的“双向维权机制”。

国家政策走向与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希冀和期盼相合拍，决定了农民工的融入已是大势所趋，尽管融入的过程还有迂回曲折，但融入的步伐将会加速，融入的方式将会多样，融入的方向不会改变。

全国劳模

2005年4月18日，23名农民工的名字出现在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候选人公示榜上。

始于1950年的全国劳模评选，5年进行一次，是国家给予劳动者个人的最高荣誉。

55年来，这是农民工第一次登上榜单。他们的名字，和体坛明星姚明、刘翔并列。

媒体分析说，农民工全国劳模的出现，进一步印证了在经济结构巨变的背景下，中国社会走向多元化的鲜明趋势。

全国劳模评选筹委会负责人则认为，农民工被纳入全国劳模候选范围，显示了国家对这个新兴社会群体的重视。

由此开始，农民工全国劳模终成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