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治河 樊美筠

编者按：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2005年成立于美国西海岸著名的加州克莱蒙大学城，是全球进行后现代研究、生态文明研究和过程思想研究的学术机构。研究院倡导一种建立在有机整体和内在联系之上的过程思维，以寻求人类共同的福祉为旨归。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院长为世界著名后现代思想家、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著名过程哲学家、生态经济学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柯布博士（John B. Cobb， Jr， Ph.D）。柯布博士坚信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主张中国跨过西方工业文明的误区，直接进入生态文明。由美国过程研究中心、美国生态文明研究院和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农人与哲人：走向生态文明”研讨会于2018年1月20-21日在克莱蒙召开。在会上，农人与哲人共同为现代文明把脉。

现代文明，这里主要指的是西式工业文明，是在颂歌声中一路走来的。今天，恐怕没有人会完全否认现代文明的成果，更没有人能完全离开现代文明给我们带来的物质上的极大便利。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另一个同样不争的事实是，该文明在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对我们这个美丽星球的影响也是史无前例的。生态哲学家警示我们：我们正在面临史无前例的生态危机。人类对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主要表现在气候变化、物种灭绝、对氮磷循环系统的破坏、海洋酸化等九个方面。现代农业，因对化肥、农药和塑料的过度使用，成为面源污染的“第一大贡献者”[1]。过度使用化肥和农药导致土壤污染、水污染、食品污染，最终严重危害人体的健康，对地球生态系统的破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现代文明（包括现代农业）的“杰作”。

现代文明和现代农业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这是每一个有识之士都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刚刚结束的“农人与哲人：走向生态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旨在对这一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

由美国过程研究中心、美国生态文明研究院和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农人与哲人：走向生态文明”研讨会于2018年1月20-21日在著名的生态城克莱蒙召开。参会者来自各个领域，既有世界著名哲学家，也有普通农夫；既有美国可持续农业的先驱，也有返乡务农青年。来自哥伦比亚的农人安娜的话可以帮助打消人们对会议代表的疑虑：“真正的农人一定是哲人！”（A true farmer must be a philosopher！）

一、“真正的农人一定是哲人”

农人与哲人之间，农耕与哲学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美国纽约克拉克森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系主任、哲学教授比尔·维特克阐述了二者的相同处。其中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如下几点：农人和哲人都是高度复杂的文化与文明的中心；农人和哲人都有创造体系和范畴的能量；农人和哲人都有转变世界的能力；虽然农人耕农田，哲人耕心田，但农田和心田是相互系联，相互支撑的。

当然，这里说的哲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哲学”，而是作为智慧代名词的哲学。在世界著名过程哲学家，也是西方世界最早提出绿色GDP概念的小约翰·柯布博士看来，现代西方主流哲学由于沉湎于分析哲学，已经远离了哲学的初衷，因此若到主流的哲学刊物中寻求智慧，那无异于缘木求鱼。

说真正的农人一定是哲人，意味着真正的农民一定是有智慧的，所谓智慧就是洞悉事物之间内在联系的能力。一个真正的农民，一定精准地知道自己在宇宙间的位置，了解四时的演变，知道人和大地的关系、人和社群的关系、人和庄稼的关系、庄稼和草的关系、庄稼和虫的关系，从而谋时而动，顺势而为。弗里德里克·柯什曼可谓农人哲人完美结合的典范。这位芝加哥大学的哲学博士，既著书立说，担任艾奥瓦州立大学的宗教与哲学系教授， 又耕种着1800英亩经过认证的有机农场。

美国国父杰弗逊早就说过：天天与大自然打交道的农人是最有道德的，“他们最具生命力，最具独立自由之精神，最善良；他们与国家休戚相关，与国家的自由和利益永远相结合”[2]。他们是“最有价值的公民”，是国家“最珍贵的部分”，是他们使一个国家免于腐败，人民身心健康。

二、探索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从哲学上看， 在上述所有这些关系中，最基本的也是最至关重要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柯布博士看来，正是对这一根本关系的理解出了差错，才导致现代西方文明陷入今日的困局。如果一个时代出了问题，一定是那个时代的哲学出了问题。按照柯布博士的分析，现代西方哲学在笛卡尔和康德的二元论引领下，走上了一条否认自然有其内在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道路。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在高扬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与扭曲人与自然关系密切相关的，是对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群的关系、男性与女性关系的曲扭。其背后的哲學基础是实体思维和个人主义。

所谓“实体”按照现代哲学的奠基者笛卡尔的界定， 就是一个不依赖其他任何东西而自身存在的东西[3]。从这样一种实体的角度看待事物，把个体看作一个自给自足的实体，看作与他人和社会相隔绝的孤岛，就是实体思维。所谓个人主义也就是这种实体思维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把个人看作独立不依的自足的实体，看作与自然、社群和他人相隔绝的存在。在这种个人主义的框架下，“人是孤零零地站立在世界上的。”这种个人主义既成就了资本主义，也反过来被资本主义所成就，其结果就是我们忘记了我们是相互依存的存在。因此，对天人关系的错位的反思，对新型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成为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

依照柯布博士的分析，现代西方对自然的理解是机械的，自然被看作本身是无意义和无内在价值的，它的价值只针对人类具有有用性。“人类是否配得上现在的地位？”这是韦斯·杰克逊——美国自然农业的先驱，美国土地研究院创院院长——提出的问题。号称“万物之灵”的人类没好好地呵护自然，相反却一直在奴役自然，奴役大地、动物、植物。1997年，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几个著名科学家联合撰写的文章，他们在文章中明确提出，对大自然提供给人类的资源，他们“只肯给一美元的估价”[4]。由此可见，人类中心主义是何等强势。

来自印度的娜塔丽女士用事实揭露了印度农业盲目拥抱西式工业化农业造成的一系列惨剧（其中包括持续不断的农民自杀潮）。按照印度著名环境哲学家范达娜·席娃的研究，1995年以来，在印度已经有31.8万农民自杀，其罪魁祸首就是现代农业。这是一种将农业与营养和生态割裂开来的农业。上万年来，印度农业一直遵循“地球第一，农人第一”的原则。而现代农业掀起的所谓“绿色革命”以及随后的农业产业化彻底摧毁了印度怜惜自然、珍重生命的古老文明。

三、希望来自变化

与会者也意识到，要让现代人改变这种对大自然的奴隶主心态绝非易事。例如，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柯什曼说：“没人愿意做出改变”。柯布博士在2017年中国“首届莲都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论坛”上也明确说过：“我期待现代性尽早开始崩溃”，这样一来，“人们将被迫去寻找其他的替代社会形态。”他用蜜蜂数量急剧下降的例子来说明美国在不远的将来会出现的生态危机。在美国，蜜蜂的数量正直线下降，但从事化工产业的公司却继续生产和销售能杀死蜜蜂的杀虫剂。如果昆虫不再为庄稼授粉，那么我们将面临多重危机。我们将需要进口食物，但全球食物供给是有限的。美国人将不再有足够的食物，从而被迫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到了那时，人们不得不开始考虑社会、教育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那么希望在何方呢？“希望来自变化”，希望存在于努力之中。这是参加大会的全体农人和哲人的共识，尽管他们中许多人没学过《易经》，未曾听说过“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中国古训。但人们知道，唯有变化才能帮我们走出困局，唯有做出改变才能给人带来希望。那么变化从哪里开始呢？

四、从转变世界观开始

在得克萨斯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罗伯特·詹森、杰克逊和维特克等会议代表看来，对于今日的生态危机和农业危机，人类中心主义、科学主义、技术至上主义难辞其咎。许多人坚信，依靠科技，人类“完全可以应对世界的复杂性”。人类要走出困局，就要意识到我们自身的局限性，视谦逊为一种美德。将这种美德运用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要培养一种以自然为师，向自然学习的心态。要认识到人类仅仅是宇宙共同体的一部分，是宇宙之旅的一部分，是生态共同体的普通公民。

“现代文明的失败实质上是现代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失败”。这是科罗拉多州的纳罗帕大学生态心理系主任考克斯教授的论断。我们需要思考一种新世界观。

由于奉“价值中立”为圭臬，在西方大学的哲学系里是不能讲“世界观”的，要讲只能放到宗教系或神学院去讲。而人又怎么能离得开世界观呢？因为正是世界观影响和决定了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如果我们把世界看作物质的堆积或者看作一架机器，那么我们粗暴地对待自然、机械冷漠地对待他人就没有什么不对。如果我们把宇宙看作和我们一样生生不息的鲜活的存在，那么我们就会生发出民胞物与的情怀，就会发自内心地呵护自然，关爱他者。由于不谈世界观和价值观，其结果就如柯布博士所说的“金钱成为唯一的价值”。来自艾奥瓦州的有机农人丹尼尔说，“我出生在一个不谈世界观的社会环境中，我只想干农业、教农业，但正是农业使我意识到现代世界观出了问题”。

与学院派惧怕“价值中立”这个紧箍咒不同，所有在一线劳作的与会有机农人则都不忌讳自己对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拥抱。大会第一个主旨发言的题目就是《农业的精神维度：一种实践的必需》。发言人为弗里德里克·柯什曼。他在发言中明确提出，有机农业需要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做支撑。因为世界观和价值观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为什么而活”的问题，它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要振兴乡村，要复魅农业，要荣耀农人，离开世界观和价值观是不可能的。在他看来，这种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应该是一种敬畏自然、敬畏大地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要求我们视土地为“有机体”，视自然为“母亲”。美國著名农耕诗人温德尔·柏瑞曾强调： “不论日常生活多么都市化，我们的身体仍必须仰赖农业维生；我们来自大地，最终也将归于大地，因此，我们的存在基于农业之中，无异于我们存在于自己的血肉之中”[5]。显然，这是一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理解，它不啻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另类表达。

与会者也意识到，转变人的世界观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任务。他们因此提出可以考虑从食物入手，从身体入手。事实上，你的身体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呵护我们的身体，也是环保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就涉及健康食品。来自利奥波德研究中心的特沃斯博士强调，我们应该“让食物成为药”（Let food become medicine.）。熟悉“药食同源”的中国人对此应该不会感到陌生。但问题是：如果土地病了，怎么能长出健康的庄稼；如果庄稼病了，怎么能生产出健康的食材？而常年吃不健康食物的人，又怎么可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见，土地的健康严重关涉人的健康。因此，即使是为我们自身的健康着想，我们也应善待大地，走生态农业之路。

五、生态小农场的“韧劲”

鉴于农业是一切文明的基础，而由美国领军的现代工业化农业或化学农业弊端日现，寻求走出现代农业的困境已成为必然。在美国著名后现代农业先驱弗洛伊登博格看来，美国式的大规模工业化农业是建立在高度依赖石化能源基础上的，它不仅依赖石油为机械化农业生产提供动力，还需要从石油中提炼生产化肥和农药的物质。这种工业化农业对地球的破坏是毁灭性的。“我们的资源、环境都不支持这种以掠夺为特征的现代大规模工业化农业，人类必须走可持续的生态农业道路”，弗洛伊登博格强调说。

在走有机农业之路方面，柯什曼可谓先驱。早在1976年，他就把自己的家庭农场改造成有机农场，40年来一直致力于有机农耕，探索转变现代人的耕作方式和土地的关系。他的农场采取多样作物轮作制，不施农药，不撒化肥。这使他的农场既高产又改善了地力。他的有机农场成了美国有机农业的一面旗帜，其本人也成了美国可持续农业运动的传奇人物。但一人要打理1800英亩的农场，便不得不使用大型农业机械。这在后现代农人看来，多少有些不够环保。因为这些机械耗费的石化能源也是不小的。这种生产方式也明显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今天越来越多的有机农人钟情于有机的生态小农场，他们认为生态小农场更有“韧劲”，更容易应对即将来临的生态危机。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生态小农场的收益并不比大型工业化农场的收益低，而且还能给人带来更多的快乐！这方面，美国南加州的“艾米农场”（Amys Farm）可谓一个典型。对于这个农场，新华社驻洛杉矶分社社长薛颖曾有过专门报道。笔者也有幸多次前往“艾米农场”参观。农场创始人阮迪这次也亲临了会议，向大会介绍了他的颇具有后现代色彩的农场。农场是阮迪和女儿艾米合办的，面积不大（占地60亩），耕种面积十几亩，养了几十只牛、马、猪、羊等牲畜，100多只鸡、鸭、鹅等家禽，种了几十种菜蔬、几十棵果树 。

“艾米的农场”秉承完全开放的经营思路：“四个随便”（门随便进、活儿随便干、菜随便摘、钱随便给）就是这种思路的体现。周一至周六，“艾米的农场”敞开大门，欢迎任何人来参观或劳动，人们可以在这个农场随便进出，地里的农活儿也是愿意劳动的就随便干。事实上，农场的活儿主要是志愿者在干，志愿者多的时候有100多人，有人甚至开车80多公里来干农活儿。艾米农场还有意发展了亲子生态教育，孩子们在这里学会认识蔬菜、挤奶、捡蛋，喂牛羊，了解食物来源。

除了卖菜、畜产品等方面的收入，还有每天100人左右的参观、采摘的收入。艾米农场大约每年可净入25万美元。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像“艾米农场”这样的小规模、精耕细作、多样化经营的生态农场，才是未来农业的理想模式，因为它不仅有植物多样性，而且有文化多样性，更具生产性，产量更高，因此更有韧性、更可持续。艾米农场的最大吸引力在于它的原生态化：农场基本使用人力，以节约能源，采用滴灌系统，以节约水资源；从来不使用化肥和农药，以避免伤害土壤中的微生物。农场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的理想模式：牲畜粪便可以作为肥料还田，土壤越来越肥沃，菜长得比普通农场茁壮，连田间的杂草都特别粗壮、虫子个儿头都比别处大，用田间杂草喂羊，鸡在地里吃虫子，其结果是牛羊肥壮、鸡蛋营养更丰富。

六、百年树人：拥抱生态教育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走出现代工业文明的困境，走向生态文明，离开教育是万万不能的。以升学为手段、以求职为目的现代教育是一种城市导向的教育，在根蒂上是一种离土教育，是一种疏离自然、远离生活的教育。只强调书本知识的学习， 割断了学生、学校和教育与自然、社会、传统和实践的血脉联系，使得教育出来的学生失去心理坐标，产生孤独感。对于今日的生态危机，现代教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指望现行的教育体系培养出生态文明需要的人才，不啻于缘木求鱼。正如柯布博士诘问的那样：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怎么能培养出以共同福祉为旨归的生态文明的人才？作为现代文明和资本主义的超越者， 生态文明需要新型人才，因此它呼唤一种生态教育。对于生态教育的目的和内涵，与会代表提出了不少颇富建设性的意见。

美国弗兰特山脉社区学院的农人教授史蒂文认为，生态教育意在启发受教育者用一种有机的相互联系的视角看待人与环境的关系。在精神与可持续中心主任克里斯汀看来，由于现代人缺乏与自然的真实联系，生态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现代人建立与自然的真实联系，也就是帮助现代人“续根”。利奥波德可持续农业研究中心的特沃斯认为，生态教育的目的是推动人们实现从自然的征服者到自然的一员的转变，培育人们尊重生态共同体及其生态同胞的情怀。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院长克莱顿强调，生态教育要为学生提供生命的意义与希望。来自俄勒冈的美国新农民亚当·海德认为，生态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孩子建立与大自然的亲密联系，使儿童知道食物从何而来？我们为什么要敬畏自然？海德大学毕业后回乡务农，现在和妻子经营一家小型有机农场，育有三个孩子。他对土地和孩子有很深的感情。当说到现代儿童身处远离自然的钢筋水泥都市丛林中，终日吃着不健康的食品的时候，他几度落泪。如果改变不了整个体制，那就从自己做起。因此，他每周四把孩子从学校接出来，把他们带到农场，给孩子一个亲身接触自然的机会，和孩子们一起播种，一起收获，甚至一起追寻动物的足迹。他让孩子们意识到他们可以信赖自然，依靠自然。面对笔者“孩子落下功课怎么办？”的担忧，海德的回答是，比起孩子从土地、动物、河流、花草中学到的东西，比起孩子所感受到的自然之美，学校落下的那点碎片化的知识不值一提。愿意的话，孩子随时可以补上。

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治河博士认为，生态教育应该是一种“热土教育”，这是一种以地方共同体的共同福祉为旨歸的“有根教育”，它注重增强学生与世界的联系，它把培养学生厚重的责任感和深邃的归属感作为教育的目的。正如柏瑞所说，“如果我们不了解一个地方，不热爱一个地方，我们最终会糊里糊涂地毁了这个地方。”[6]

生态教育不仅涉及基础教育改革，也涉及高等教育的根本性变革。为此，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项目主任樊美筠博士向大会介绍了她和柯布博士等人正在筹划建立的生态大学。这是他们酝酿了10年之久的大学，也将是世界上第一所以生态文明为取向的大学。与主流的为工业文明服务的“职业培训所式”的现代大学不同，建立在有机哲学之上的生态大学是为生态文明服务的，它将打破传统的学科设置，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解构现行僵硬的学士-硕士-博士教育结构，重点培养学生融会贯通的能力、打通事物隔阂的能力、转化事物的能力以及打通学问与生命的能力。美国过程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中国渤海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杨道宇教授认为，要真正贯彻生态教育，现行的课程设置必须改革，必须将生态理念全面贯彻到课程中。柯布博士的高足、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教育家马尔库塞·福特和珊卓·鲁巴斯基在亚利桑那州所创立的旗杆学院（Flagstaff College）可以看作生态大学的一个雏形。遵循怀特海的有机哲学，该校以地球为中心的课程设置就是围绕可持续性展开的，相应地，他们将教室拓展到周围社区和自然界。这可谓生态教育和生态大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温铁军.温铁军：农业现代化的误区[J].财经界，2014（11）：40-45.

[2]Carl J. Richard，The Founders and the Classics：Greece， Rome， and 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163.

[3]笛卡尔.哲学原理[M].商务印书馆，1958：20.

[4]Robert Costanza et al.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J].Nature，1997（387）：253–260.

[5]Wendell Berry， The Unsettling of America： Culture & Agriculture[M].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1986：12.

[6]朱新福.温德尔·贝瑞笔下的农耕、农场和农民[J].外国文学评论，2010（4）：221-230.

编辑 王昕 校对 许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