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昆 王创业

凯瑟琳·麦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认为死亡作为人类共同本质，具有普遍性，任何人都不能逃离死亡，死亡是人类共同的命运。[1]她所指的死亡其实是“生物死亡”——人的生命因细胞的衰老或机体出现病状而导致的死亡。但死亡并非如此简单，除却生物死亡，还应包括医学死亡（科学死亡）、记忆死亡（死者被彻底遗忘）、政治死亡（剥夺政治权力终身）等多种形式。让我们感兴趣的是，死亡是如何从具有本质性的生物死亡过渡到非生物死亡之上的?古典时期到现代时期，死亡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是何种力量促使此种改变?

福柯认为以上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置于权力关系的范畴之内加以解释。但与福柯的观点不同的是，研究者将死亡置于“国家社会”关系结构之中，着重考察了古代中国的“家国天下”结构秩序下的死亡政治以及“大抽离”后“国家媒介社会”结构下的媒介化死亡政治。

一、古典时期的死亡政治:“家国天下”秩序下的隔离与权力介入

中国人对死亡似乎有着天然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极力将死亡从日常生活、私人领域中排除，另一方面，权力又通过宗教与天命观、惩罚（公开行刑）、奖赏（对逝者追封）的方式积极渗入到死亡之中，让死亡政治化。

（一）日常生活中的死亡隔离与禁忌

人作为情感与意识的生物，当其面对死亡时会产生情感上的悲恸，死亡的发生还可能引发生者的焦虑。如皮特·伯格（Peter Berger）所说:当人们看到别人的死亡，特别是亲密的人的死亡时，会预期到自己死亡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