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跃辉

语言即是思维。长久沉浸在某一种语言的疆域，我们必然会受到这一种语言的熏陶，它的语法、词汇等，不仅会成为我们表达的方式，还会塑造、改变我们的思想和性格。

如果换一种语言呢？换一种语言，去阐释原本用另一种语言表达的故事或者思想，似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因为它要转换的不单单是语言本身，还有那一种语言暗含的整个世界。而翻译，做的就是这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

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大量的翻译作品。清末民初，有位大家很熟悉的翻译家林琴南，他甚至是不懂外文的。他是靠着魏翰、陈家麟等曾留学海外的才子们的合作，翻译了180多部外国小说，包括《鲁滨逊漂流记》等。刚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非常惊讶。这怎么可以呢？但历史确实就是这么发生的。后来我想，林琴南翻译的，更多的是故事，而不是语言。语言完全是他自己的语言，他需要的只是那些外国文学作品的故事。对文学作品来说，故事是最经得起翻译的。

当然，如今我们的翻译不可能再这么粗陋了。我们有太多太多的翻译家，其中不乏极其优秀的。我们还有许多年轻的翻译家，很多国外的新书，我们很快就能看到译作。

但我们自己的书，也能在国外得到这样的待遇吗？我看是很不容易的。我曾经参加一个会议。会后和一位诗人聊天，他说起另一位诗人的事儿。他说，那位诗人的英文译者不懂汉语。我说，怎么可能？他说，那位诗人自己懂英语啊！他们两个人合作，这就能翻译他的诗了。听到这个事，我的感觉是，英语世界的林琴南诞生了。甚至可以说，那位译者比林琴南还要厉害。因为林琴南翻译的是小说，小说有故事啊。而那位译者翻译的可是诗。对于诗来说，语言的重要性更加毋庸赘言了。那位诗人还告诉我，那位译者有两句话常挂在嘴边。第一句话是，任何非英语写作的诗歌，写完的时候，才完成了一半，它的另一半需要英语翻译去完成；第二句话是，任何非英语写作的诗歌，写得再好，都没有它翻译成的英语译作好。

我完全惊呆了！这就涉及了一个议题——翻译的权利和边界是什么？什么是可译的，什么是不可译的？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但仍然被不断拿出来讨论，就证明它们太重要了，证明它们至今没得到很好的解决。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或许是永远得不到一个具体的办法解决的。但有一点，或许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让翻译者在面对这两个问题时，能够不那么困惑——翻译者应该敬畏每一种语言。每一种语言都是具有“神性”的，每一种语言背后都有无数的心灵、深厚的传统以及由此种语言建构起来的无比伟大的世界。没有一种语言有资格说自己高于别的任何一种语言。如果没有这样的意识，那翻译就是犯罪。这又让我想到另一种议论，“当代汉语的变化给翻译带来了挑战和困难”。我想，或许应该倒过来说，是翻译给当代汉语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和困难。

作为年轻写作者，我发现，同辈的同行们在一起聊天，聊起最近读什么书或者喜欢什么作品时，很少有人提到《史记》《聊斋志异》《红楼梦》，或者陶渊明、李白、杜甫。这些伟大的中国古典著作和古典作家，正迅速地从我们年轻写作者的视野中消失——即便不是消失，也是“退居”二三线了。我们谈论最多的，永远是翻译过来的外国经典，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以及当下仍然活着的诸多西方作家。当然，这些作家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但我还是不得不承认，这些作家翻译过来的作品，正给我们的语言和写作带来越来越多的挑战和困难。

是时候回头检视我们伟大的汉语传统了。当我们作为汉语作家，写下伟大的汉语作品时，我们就不会对翻译再如此焦虑、担忧甚至惧怕。我们应该相信，我们这一种语言不会是孤独的。

（选自2017年4月23日《人民日报》，本刊有删改）

作者怀着对语言的敬畏之心写下本文，作者写到一种现象：一个不懂外文的译者，翻译了180多部外国小说，不懂汉语的译者也能翻译中文诗。由此引发作者针对“翻译的权利和边界是什么”进行理性思考。作者认为，翻译者应该敬畏每一种语言。每一种语言都是具有“神性”的，每一种语言背后都有无数的心灵、深厚的传统以及由此种语言建构起来的无比伟大的世界。

全文思维缜密，语言犀利，不仅强调了翻译工作的不易，而且突出强调了将汉语作品翻译成外文的困境以及经典汉语作品遭到冷遇的无奈。字里行间渗透了作者对祖国语言的敬畏与热爱。在文章的末段，作者呼吁更多人检视我们伟大而优秀的汉语传统，希望我们祖国的语言传播得更远更广。

1.本文说“没有一种语言有资格说自己高于别的任何一种语言”，而《最后一课》中说“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你如何理解这两种说法？

2.你从文中哪些地方可以看出作者是热爱汉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