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波

西语中对中国的称呼China，与包括波斯、印度在内的古代中国周边地区对中国的称呼Cina是一脉相承的，回译成汉语，称作脂那、至那、支那，或者真丹、震旦，不但没有对中国歧视或者蔑视的意思，甚至含有对中国的尊敬。那么，日本人是怎样把“支那”这个词，变成对中国的侮辱性称呼的呢？

在17世纪以前，日本人很少用“支那”称呼中国。偶尔的使用也只是在佛教或学术圈子里，这与中国人自己使用这个称呼一样没有任何贬义。

近代，东西方开始发生大规模交流。但在明治维新之前的江户时代，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只在长崎与荷兰商人交往。通过与荷兰人的交往，日本逐步学习了欧洲近代科学技术与文化知识，这种学问被称作“兰学”。正是从荷兰人的著作中，日本人第一次知道了西方对中国的称呼——China。

1713年，日本学者新井白石在译介一本荷兰语地理书时，当看到对中国的称呼China的时候，联想起古已有之的“支那”一词，遂将China译为“支那”。这一时期，一些来华日本人写的中国游记也采用了“支那”这个名称。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把这个古老的名称看作一个从西方来的新词汇。但这时的这个词汇尚未带有贬义。

一个叫作佐藤信渊的人，可能是给“支那”一词加上贬义色彩的始作俑者。

佐藤信渊是个科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日本西化的早期倡导人。他早年学习“兰学”，了解西方科学、历史和军事等等，写过不少著作。他声称日本是“大地最初生成之国，乃世界万国之本”，并最早提出了系统周密的入侵和占领中国进而统一世界的计划，后来的日本侵华和发动二战的计划方略，正是受此影响。1823年他写出惊世奇书《宇内混同秘策》，宣称日本兼并亚洲各邻国是上天赋予的使命，日本应首先“征伐支那”，如果措施得当，“五至七年彼国必土崩瓦解”。征服支那应先攻略满洲，如得满洲，“则朝鲜、支那次第可图也”。佐藤信渊倡导以“海外雄飞”论为核心的“征服支那”论，上承16世纪丰臣秀吉大陆扩张的思想，下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之行动，备受日本军国主义者青睐。佐藤信渊书中口口声声称中国为“支那”，由于其思想的侵略性，“支那”一词因此被带上蔑视的色彩，并广为传播。

过去日本与中国一样，常常以朝代名号称呼中国，如古时的“遣隋使”“遣唐使”之类。19世纪日本也称中国为“清国”，尤其在针对清政府的官方文件中。中日甲午战争在日本就被称作“日清战争”。但朝代号不等于国号，而中国此时并无正式的国号。中国虽然自古自称为“中国”，但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也并非国名，而此时的日本人已经知道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中央之国”的称呼名不副实，且此时日本已经意识到中国正在衰落中，再也不堪像过去千百年来那样成为日本的老师，因此滋生对中国的蔑视，不再想用过去那种充满崇敬的唐、汉等名称，再加上滋生了侵略甚至吞并中国的野心，因此也不愿再用“中国”这个称呼。

正在此时从西方舶来了China一词，日本人联想起古已有之的“支那”，因此就开始这样称呼中国了。这又与日本人当时强烈的崇洋心理相一致。明治维新后日本全面学习西方，他们感到自己进入了“文明”行列，更加不堪与“野蛮落后”的中国、朝鲜为伍。这样，“支那”一词就被糟蹋变质了。

甲午战争，日本竟然一举战胜了千百年来的老师中国，这使日本人又惊又喜，满街充斥着“日本战胜，支那败北”的欢呼。“支那”这个称呼充斥日本社会。

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建立，中国有了自己的国名。但是又有相当长的时间，中国处于南北分裂的局面，连许多中国人自己都搞不清楚，南方革命政府和北洋政府到底谁是中华民国。直到1927年以后，政权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中国”“中华民国”名称才逐渐普及开来，“支那”这个名称在中国逐渐地消失了。但这时候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加紧侵略的时期，日本以“支那”称呼中国，当时中國的爱国人士和中国政府坚决予以拒绝和抵制。

1913年9月，中国驻日代理公使奉命拜访日本外相，要求废除“支那共和国”称呼，改称“中华民国”。但日本政府以已有此种先例为由予以拒绝。尔后，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巴黎和会及五四运动时，中方都对日方坚持“支那”称呼进行过抗议，但均未获理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政权实现统一，日本依然沿用“支那”称呼。

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派代表团到日本，专门照会日本政府：今后在任何出版物、媒体、公文上一律不能以“支那”称呼中国，必须以“中华民国”或者“中国”称呼。再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事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之后中国国际形象大为改变，“支那”这个名称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摘自《江淮文史》 图/陈明贵 傅树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