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

我们大院的大门很敞亮，左右各有一个抱鼓石门墩，下有几级高台阶。高台阶上有一个平台，由于平常大门不开，平台显得宽敞。王大爷的小摊儿，就摆在那里，很是显眼，街上走动的人们，一眼就能够望见他的小摊儿。

王大爷的小摊儿，卖些糖块、酸枣面、洋画片、弹球、风车、泥玩具之类的东西。特别是泥玩具，大多是一些小猫小狗小羊小老虎之类的小动物，都是王大爷自己捏出来的，然后再在上面涂上不同的颜色，非常好看，活灵活现，卖得不贵，所以，很受我们小孩子欢迎。有时候，放学后，走到大院门口，我常是先不回家，站在王大爷的小摊儿前，看一会儿，玩一会儿。如果赶上王大爷正在捏他的小泥玩具，我更会站在那里看不够似的看，忘记了时间，回家晚了，挨家里一顿骂。

王大爷，那时候五十岁出头，住在我家大院的东厢房里。他人很随和，逢人就笑，那时候，别看王大爷小摊儿上的东西很便宜，但小街上人们生活不富裕，王大爷赚的钱自然就不多，只能勉强生活。

王大爷老两口只有一个儿子，但是，大院里所有人都知道，儿子是抱来的。那时，儿子将近三十，还没有结婚，跟我们大院的大杨一样，在铁路上当司机开火车。王大爷的家只一间东厢房，儿子小的时候，还没觉得什么，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一晃长到快三十了，还和王大爷两口子挤在一起，儿子不说什么，却成了王大爷两口子的一块心病。小摊儿挣钱多少，王大爷倒不在意，让他头疼的就是房子，这住得实在是太挤，儿子以后再找个媳妇，可怎么住呀？一提起这事，王大爷就嘬牙花子。

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因为是大跃進那一年，全院的人家都不再在自家开伙，而是到大院对面泰丰粮栈改成的街道大食堂吃饭。那年春节前，放寒假，没有什么事情，我常到王大爷小摊儿前玩。那一天，我看他正在做玩具。他看见我走过来，抬起头问我：你说做一个什么好？我随口说了句：做一只小马吧！他点点头说好。没一会儿的工夫，泥巴在他的大手里，左捏一下，右捏一下，就捏成了一只小马的样子。然后，他抬起头又问我：你说上什么颜色好？我随口又说了句：“黑的！”“黑的？”王大爷反问我一句，然后说，“一色儿的黑，不好看，咱们来个黑白相间的吧，好不好？”那时候，我的脑子转弯儿不灵，没有细想，这个黑白相间的小马会是什么样子。等王大爷把颜色涂了一半，我才发现，原来是一只小斑马。黑白相间的弯弯条纹，就像真的能动换，让这只小斑马格外活泼漂亮。王大爷，您的手艺真棒！我情不自禁地赞扬着。

第二天，我在王大爷的小摊儿上，看见这只小斑马的漆干了，脖子上系一条红绸子，绸子上挂着个小铜铃铛，风一吹，铃铛不住地响，小斑马就像活了一样。

我太喜欢那只小斑马了。每次路过小摊儿都会忍不住站住脚，反复地看，好像它也在看我。那一阵子，我满脑子都是这只小斑马，只可惜没有钱买。

春节一天天近了，小斑马虽然暂时还站在王大爷的小摊儿上，但不知哪一天就会被哪个幸运的孩子买走。一想起这事，我心里就很难过，百爪挠心一样难受。在这样的心理下，我干了一件蠢事。

那一天，天快黑了，我趁着天暗，伸手一把就把小斑马偷走了。

这件事很快被我爸发现了。他一脸阴云，命令我把小斑马给王大爷送回去。跟在爸爸的后面，我很怕，头都不敢抬起来。走进王大爷的那间狭窄的东屋，王大爷爱怜地看着我，坚持要把小斑马送给我。爸爸坚决不答应，说这样会惯坏了孩子。最后，王大爷只好收回小斑马，还嘱咐爸爸：千万别打孩子，过年打孩子，孩子一年都会不高兴的！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刚到的时候，王大爷要去甘肃。那一年，为了疏散北京人口，也为了支援三线建设，为了大跃进，政府动员人们去甘肃。王大爷报了名，很快就被批准了。大院所有的街坊都清楚，王大爷这么做，是为了给儿子腾房子。

王大爷最后一天收摊儿的时候，我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他。他看看我，什么话也没说，收摊儿回家了。那一天，小街上显得冷冷清清的。

第二天，王大爷走时，我没能看到他。放学回家的时候，看到桌上那只脖子上挂着铜铃铛的小斑马，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五十多年过去了，王大爷的儿子，今年已经快八十了，他在王大爷留给他的那间东厢房里结的婚，生的孩子。可是，王大爷再也没有回来过一次。难道他不想他的儿子，不想他的孙子吗？

五十多年来，我去过甘肃多次，走过甘肃的好多地方，每一次去，都会想起王大爷，当然，也会想起那只泥斑马。

（摘自《我们的老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游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