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婧景

一、问题的提出

21世纪欧美博物馆正在经历巨变。在实务层面呈现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关心其观众是谁、特征为何，是如何构成的；分析前来博物馆的观众的动机及其期待；解读观众眼中的博物馆等，无论在具体工作的组织还是运行流程中，机构与观众之间关系正在并已经改变。邓肯·卡梅伦(Dancan Cameron)解释道：博物馆正从神庙走向论坛(from temple to forum)[1]。博物馆学习(Learning in the museum)、参与性(Participatory)、博物馆对话(Dialog-Museum)、可及性(Accessibility)、相关性(Relevance)、共鸣(Sympathy)、包容性(Inclusion)、平权(Equal rights)、同理心(Empathy)等以观众为核心的理念和做法在博物馆界日渐清晰，并逐步付诸实践。这种现象的发生发展，原因极其复杂，深受各国政治、经济等条件制约，推动着博物馆指导思想的转变，表面上是“物”到“人”的转向，实质上借用新博物馆学的一句口号为“不是思考你做什么，而是思考你为什么做”。

从理论层面而言，后现代背景下的社会新面貌，促使学者们开始重新思考博物馆的定位、责任、目标和方法。一方面，彼得·弗格(Peter Vergo)在他主编的论文集《新博物馆学》序言中对新博物馆学进行定义，使得该新兴理论自此进入博物馆学术界，其在方法上强调社会学、民族学方法，同时与批判理论相结合。另一方面，艾琳·胡珀-格林希尔(Eilean Hooper-Greenhill)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提出“后博物馆”概念。如果说“新博物馆学”是在老博物馆学的理论范畴内进行反思和变革，那么“后博物馆”则是对传统博物馆进行颠覆性质疑。然而，两者都敏锐地洞悉到博物馆正在改变，并试图寻求应对变化的策略，提出博物馆应关注社区、服务观众需求、实现差异和冲突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