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雯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广东 广州 510055）

1 发行短期手票

1922年，孙中山凭借滇、桂、粤、湘等军阀之势力，第三次于广州建立革命政府，通称广东革命政府。广东革命政府财政支绌浩繁，经常捉襟见肘难以应付日常军费开支，甚至一般职员的薪水也难以正常发放。这一问题过往研究甚多，此文不赘。然需注意者，造成财政困难的原因除民国初年战乱频仍、国家穷困之外，直接原因正是孙中山所依赖的客军——寄居粤省的滇、桂、粤、湘等军阀派系，尤其滇桂两军驻防于广东省各地，时常截留税款以充军饷，甚至私设赌坊、烟坊，以赌税和鸦片收入维持自身生存。加以1922年6月以后，盘踞粤东之陈炯明部，以东江地带为阻隔，广东革命政府所辖范围非常狭小，而其一切开支除关税收入外全部依赖广州一隅。1923年，时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兼警务处处长的吴铁城就指出，为应付革命政府巨额开支，仅征借房捐税收一项，广州市就“已预征至二十余月”，全市“一百二十余万人口，其负担之重可想”[1]。军费紧张之时，政府甚至公开拍卖土地房屋等公有财产以舒燃眉之急，盘踞广州之各系军阀“亦多变卖其本省在广州的会馆及公产”[2]。广东革命政府尽管竭尽全力征收甚至提前征收各式税款以致广大商民怨声载道。但由于借孙中山名义客居广东省的军队数量过多、派系过杂，且各派系之间因种种原因收入各不相同和对仰赖政府拨款的程度不一，加之革命政府经常面对北方政府、陈炯明和英帝国主义的威胁，尤其1924年之后，军队人数不断增多，规模渐趋扩大，以至该年军费开支达到621万元[3]之巨，致使其财政经常处于捉襟见肘的地步。

与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相似，广东革命政府之兵役制度为募兵制，即革命政府名义下的广大士兵依赖军饷存活。然而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之国力下培养出的旧式军队在困难局面下解决温饱问题尚不可得，更遑论军饷之正常发放。孙中山政府经常面临的直接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各军的粮饷。

1924年2月1日，正值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束后的第一天，距传统春节仅数日①1924年2月5日为正月初一。，而广东省财政当局却并无喜庆之心。年关已经迫近，缺乏枪械粮饷的各系军阀急于向其催饷，可见财政当局及广东革命政府压力之大。为此，财政当局与广州市长孙科不得已联合署名写信给广州银行协会，请求以本地慈善机关地产为抵押，贷款50万元。本地银行必须在2月5日之前交给政府30万元，剩余欠款以2月8日至17日为限，每日按2万元分期交付。信中指出，本次贷款系应东江前线紧急军需，同时也可借以维持地方和平秩序。为确保银行放款，财政当局和孙科在信中警告：“如果银行商人不提供贷款，则广州大暴乱在所难免。”[4]言外之意如若银行不提供这笔贷款，一旦士兵因薪饷而骚扰阖闾，政府将无力或不会控制这种局面的产生和后续影响。显然这封充满威胁意味的信件对银行协会带来震动，随即派人与革命政府谈判研究这笔军费交与政府的条件。尽管如此，鉴于广东地区屡遭战乱和由战乱带来的政权更迭问题以及广东革命政府艰难的财政，银行并不愿意将现款直接交给政府，初次协商未果。

图1 广东省财政厅①图为20世纪20年代的广东省财政厅。1926年2月1日，以该部门为代表的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当局同九所广州慈善机构会商，共同决定发行短期手票。

为尽快达成协议，2月1日，大本营财政部、广东省财政厅等多个政府部门与广州总商会及9所慈善机构于广州总商会召开各界大会，经当场表决决定取消银行贷款而代之以发行短期手票解决年末军饷问题。所谓短期手票，本质就是由广东革命政府发行的一种公债。无论从政权稳定性还是财政角度考量，以广东革命政府作为单一发行方显然会使公债的使用大打折扣，经与各界磋商表决：①图为20世纪20年代的广东省财政厅。1926年2月1日，以该部门为代表的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当局同九所广州慈善机构会商，共同决定发行短期手票。短期手票由广东善后委员会、广州总商会、广东善团总所与九善堂等多家机构以其价值100余万元自身产业为保证金联合发行，其契照交由广州总商会存储；②《与叶恭绰呈孙中山发行善后短期手票文》，《大本营公报》1924年第4号，训令第47号。短期手票以五十万元为限；③《与叶恭绰呈孙中山发行善后短期手票文》，《大本营公报》1924年第4号，训令第47号。广州市民产保证局专门收用此票，概不收纳现金，以偿足五十万本金为止；④《大本营公报》1924年第4号，指令第104号。短期手票定于1924年2月3日起发行[5]。2月2日，大本营财政部长叶恭绰与广东省长廖仲恺联名上书孙中山，呈文强调：“当此旧历年关，军糈孔急，为巩固军心计，为地方安全计，舍此别无良法”，但求短期手票能够顺利发行，“使军人不至骚扰，商民不生怀疑”②。孙中山“对此甚为嘉慰，关于民产保证局既交由法定社团办理，应即妥定便利办法，责成广州市场督饬妥迅进行”[6]，并肯定了呈文中“行之以渐，免生窒碍”的办法和“无论何项机关，虽万分紧急，不能提用”的原则③。为避免各军借短期手票推行干预市场正常运转，孙中山训令各军“总司令、司令、军长、师长即便严饬所属部队，不得借机骚扰，以利推行”④。短期手票至此正式在广东革命政府所辖地区（主要在广州）发行并迅疾发放到各军中。

不得不说，以短期手票为代表的政府公债并非广东政府常规性的财政金融政策，而是“年关迫近”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无奈之举。短期手票发行当日（1924年2月3日），时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兼筹饷局会办的梅光培对孙中山提出辞呈，呈文中指出广东省已是“库储久竭，近因内贼外寇勾结侵乱，大军云集，饷糈浩繁，言节流则挹注无方，言统一则群情多阻。补疮挖肉，罗掘俱穷”⑤《大本营公报》1924年第4号，指令第105号。，他对这种状况并无根本性的改变良方，“现在旧历年关将届，军政各费待支孔巨，昕夕筹划，舌敝心焦，始具眉目，而孱躯益赠亏弱。再四思维，与其恋栈贻误将来，孰若引避以开贤路。伏乞钧座鉴察愚忱，俯准免去本兼各职，俾卸仔肩，免速官谤”。于梅光培而言，担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竟成苦差，或许他已经预料到短期手票的发行会惹来军政商民各方的非议，所以请求能够“俾卸仔肩”，避免随之而来的“官谤”。

2 风潮渐起

短期手票发行办法一经官方许可即刻推广于寄居广东之各系部队，并在短短一日多⑥指自1924年2月3日手票正式发行至2月4日前。的时间里已有相当数量的手票已发放至基层士兵手中。手票虽以广东革命政府名义发行且由当地价值百万余元产业担保，但在实际使用中却饱经波折，无法得到广大市民认可，以致不得真正流通于市场，形同废纸。其甫现市场之时，事情之发展已非梅光培所言的“官谤”二字能够概括。这种公债的发行表面看是广东省财政当局或广东革命政府本身在金融领域的信誉无法得到人民认可而致受阻，如《华字日报》评论：“由于一般商人对手票的信心不足，因此，手票往往无法换得等面额商品，商业纠纷时有所闻。”[7]实际而言，因短期手票牵涉滇、桂、湘、豫等多支部队军饷，手票问题见诸市场公开化以后，遂演变为军队与以商团为后盾的广州商界之争，进而引发了一场震动粤省的风潮。这场风潮围绕以孙中山为核心的广东革命政府、以客居广东之滇系军阀为代表的军方及本地商人组成的商团三方间进行，且其持续周期较长，发生事件较多，影响亦颇恶劣，仅2月4日，即手票发行之第二日，士兵和商人间的冲突（甚至出现了流血事件）就有七、八起之多，即一开始就处于了白热化的境地，遭到广大商人武力方式的极力抵制。这些冲突事件多发生于滇、豫两军，而尤以杨希闵所部之滇军最具代表。

图2 孙科①图为孙科，时任广州市长，与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当局联名署信提出50万元贷款要求，成为1926年短期手票风潮的开端。

2月4日，滇军警卫二团刘廷珍部领获八百元短期手票，虑及稳妥因素并尽可能避免士兵在采购之时与囿于时间短暂而无法得知手票具有正当合法性的商户相抵牾，于是该团派一排长李忍携带手票至广州小市街口英美烟公司分销处试行购物。起初该分销处对手票不予认可，后经本地商团劝说阐明前因方予收纳。经过初次实验，刘廷珍认为若将手票发给和本地商团不相熟悉之普通士兵，恐仍会多生事端。并且这次实验也令刘廷珍明白革命政府发行的短期手票毕竟不比广东地区通行的毫洋管用。由是之故，滇军警卫二团一面命令士兵将欲购物品呈报长官代为采买，并派二连三排长蔡海清和三班长张升平两人于4日下午六点徒手持票至广州双门底南茶店三元钱铺兑换现金，嗣后再行采购。与预料相反，蔡张二人来店后，钱铺店主坚决不予收受短期手票，并称手票系滇军伪造，由此引发双方相互责骂，最终店主鸣笛召集商团支援。4日正是除夕之夜，广州商团加强了巡查力度，“一闻笛声，蜂拥而来，不问是非，不明皂白，遽然开枪孱射，竟将该排长蔡海清、班长张升平登时当场击毙”[8]。与此同时，警卫二团排长李忍徒手购物凑巧途径此处，因其身着军服之故，商团团丁竟轻率开枪致李氏重伤。事后警卫二团当即派人调查，“但见该排长及军士死尸横陈，血肉狼藉，惨不忍言，随检该尸袋中尚有血渍原票二张”[9]。商团团丁轻率结束他人生命或许只是手票风潮中的偶发事情，不能表明团丁此举受人指使，但二张血渍原票则明确证明了广州商团对短期手票之推行持明确强硬的反对态度。蔡海清等被毙后，虽有市警察拘押传唤肇事嫌犯，然滇军士兵却自行其是，径自把蔡张二人尸体放在商店门前入殓停棺，造成了极坏影响。

与占据广州肥沃之地，控制烟赌买卖的滇军不同，樊钟秀②樊钟秀此时任豫军讨贼军总司令。之豫军经常处在“饷糈窘迫”[10]的境地，取得手票后尽早购买年关军需成为紧迫之事。2月4日，军政部发善后短期手票两万元于豫军讨贼军。下午三点，豫军总部伙夫在油栏门街购买肉品时也因手票的通行问题与合栈利肉店人员发生口角，而此处商团团丁却站在肉店一方，助其捆绑并扣留该伙夫。同样的事情亦发生在了沙面，下午豫军讨贼军一旅二团二营第八连兵士薛中奎也因购买食品是否应该使用通行毫洋与店家争吵，商团一如既往支持商户，粗暴撕碎手票后强行将薛中奎捆绑。

3 各方态度及表现

广东革命政府统治之中心城市大年三十竟发生多起军人与商民间的冲突，且向来跋扈的滇桂等军一反常态异常克制，在领取短期手票后颇能顾虑大局，多令士兵徒手购买军需，表面看来是发行手票不得民心，深层次上更看出商团在穗之强横，几欲联合抵制客军之强征勒索。除滇、豫两军这几起手票风潮中的典型案件外，更有商户联合团丁欺侮滇军士兵之事。除夕之夜，卫生队郑光宗到维新路高地街十三号以毫银购买鞭炮③原文此处记载为“火炮”，揣测为鞭炮。[11]，商户先不与卖，继而收钱却不交商品，暗地差人呼商团求援，随即一百多名商团团丁来势汹汹准备对其动武，结果以郑光宗损失部分银钱告终。这一事件中，滇军士兵并未用手票购物而遭商团百余团丁恐吓，尽管商团这些行为不仅鲁莽而且过火，仍不难看出商团在节前早有准备，欲以武力维护自身权益。

在滇军基层官兵蔡海清、张升平等人或死或伤后，警卫团官兵群情激愤，纷纷表示军人为国死战就算战死仍是理所当然之事，而在合理采买物资之时使用政府发行的合法手票却遭商团团丁逞凶击毙，长此以往是可忍而孰不可忍。事发后，刘廷珍一面极力劝慰所部士兵，一面及时向杨希闵汇报情况，希望能够向商团交涉捉拿凶犯抵罪。事情看似是军民争执偶然导致的伤亡流血案件，似乎可以交付广州司法机关依法办案，然而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针对此案，杨希闵很快将案情详细呈报孙中山。呈文中他强调，事发当日蔡张二人用手票购物属于正当行为，且二人未携带武器，突然遭遇武装之商团军自然毫无抵抗之力，就算想强行勒索商户也会因巡查街道之警察、商团往来如林而不敢妄为。分析案情后，杨希闵认为，商团团丁敢于私自杀人并造成刑事案件的原因“若非寻私报仇，必系受敌运动，故意捣乱”[12]。不难看出“寻私报仇”的原因只是泛泛而谈，“受敌运动，故意捣乱”才是杨希闵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他直接指出在这一事件中商团受到了陈炯明的鼓动，“诚如近各方谍查侦探所报告，陈逆炯明极力运动商团，意图全省捣乱，不然桑梓地方何致草菅人命，任意妄为，不顾治安有如此者？当此战事未息，正尔用兵，万一激生变故，影响大局，此种责任其谁负之？职部奉命兼卫戍斯土，原有保护军民，维持地方之责。对于此等事件，亟宜公平处理，严密防范，以镇军心而安闾阎，大局前途关系匪浅”[13]。针对此事，杨希闵请求孙中山应采取两种措施标本兼治：首先，牵涉滇军之商团凶犯不应交付司法部门，而须押解滇军司令部由其直接办理处置；其次，请求孙中山要对商团严密约束防范，“勿为逆敌所愚外”[14]。樊钟秀在对孙中山的呈文中相对没有如此言辞激烈，但是也跳出了售票风潮表象，提醒孙中山从速解决短期手票问题，避免事态扩大化进而产生其他争端。

在商团看来，政府多次以出军警摊派债券①这个时期广东革命政府发行的公共债券。和军队日常之专横跋扈于广大商人而言不啻勒索，加上在本次风潮中军方咄咄逼人的态势，商团针锋相对，自2月4日起一面在加强巡逻，另一面全市立即实行罢市以抵制短期手票的发行[15]。香港《华字日报》专题刊载，军队直接强迫商人接受短期手票交易之事屡见不鲜，“所谓的手票政策，其实是大本营强迫人民使用的货币，既无准备金，更无任何信用可言”[16]。1924年初，广东省商团总人数已达6000余人之众，仿军队建制编成12团[17]，实力大增之粤省商团决定以强硬态度对抗军队之弹压。

日渐强硬之军方表态和商人的罢市举动令风潮愈来愈大，其紧急程度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广东革命政府相当之重视。大本营军政部长程潜在调查滇、豫等各军因手票事情同商团产生之冲突事件后，立即向孙中山汇报。孙中山也随即进行了处理。他并未理会杨希闵的要求，而是将此事交由廖仲恺查究[18]，并进一步训令大本营军政部会同各主管机关妥善处理②《大本营公报》1924年第5号，训令第54号。。然而对产生风潮的手票，孙中山继续采取了推行的政策。2月8日大本营财政、军政两部联合制定了劝销售票办法，叶恭绰、廖仲恺、杨希闵等会衔布告商民停止罢市恢复营业。2月20日，广州市公安局与总商会详细制定了手票派销办法，规定按照商店有无店铺为准则购买[19]。据粤海关档案记载，截至3月12日，广州警察摊派推销的短期手票数额已经达到了20万元，并且大本营财政当局继续责任警察厅要求要在十日内将剩余手票摊派完毕[20]。

短期手票的持续推行与饱受苛捐杂税荼毒之商户势必抵牾，在1924年2月4～6日多起军商冲突事件后，商团抢劫士兵之事仍时有发生，即风潮随着手票推行而始终相伴随，以致军方内部出现了缴械商团之声。如滇军将领寸性奇就极力主张，杨希闵对孙中山也表露出这种意思。面对军方咄咄逼人的压力，深悉手票实质之孙中山直接采取反对缴械的态度，并于2月13日在与杨希闵的会见中，直接以退位威胁：“如汝主张缴商团枪械以报仇，我宁愿让位于汝，我即便退出广州，不闻不问。”[21]

4 尾声

整理事件之开端与进展及事发过程中之各方态度和表现，均能看出以短期手票为切入点，当时广州各方之立场与彼此间密切相连且相互紧张之微妙情景，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广东革命政府与寄居粤省之客军间相互依存、相互牵制最为显著。短期手票风潮爆发之后，孙中山需同时应对其政府统治下的商人诉求、客军的愤怒与巨大的财政压力。如何平衡好三者关系，已成为广东革命政府面临的考验。

廖仲恺尖锐指出，因广东省财政长久分裂不能统一的现状，财政部门“形同守府，挹注无从”[22]，并且出现了一种怪状：“占有防地之军队，类有余粮。转战前敌者，或以缺乏地盘之故，给养无出。肥瘠悬殊，劳逸亦异。”[23]廖仲恺批评客军霸占财源的做法严重削弱了广东革命政府的公信力，使其无法有效履行财政税收职能。现下广东困局之产生并非军力不足，而是财政分裂导致的军心不稳所造就的。短期手票的出现，恰恰是广东革命政府无力统一广东财政而被迫施行的临时政策，并非正常经济秩序下的公有债券。由是可知，在短期手票所酝酿爆发的风潮中，如何处理以滇军为代表的客军同商民间的冲突，本质上仍然是孙中山政府如何能够有效收回财权，防范类似弊政再度引发此类风潮。显然在这一问题上，孙中山是失败的，他只能顶住军方的强硬态度，以本地人民利益为重，竭力保护商民。

于广东革命政府而言，蔡张及其他风潮中的冲突事件归根结底是短期手票的问题，一旦手票废止，风潮中暴露的多种矛盾自然可以暂时平抑下去。为此广东革命政府多次在大本营召开会议讨论短期手票问题。2月14日，在穗之高级军事长官齐聚大元帅府，就是否收回或如何收回短期手票展开了激烈讨论。事件看似在渐渐回转，然而将近一月（3月12日），大本营财政当局再次责成警察厅在10天之内把其余的30万元手票全部推销完毕。广东革命政府的精力极大程度上投入到了东江战事中，财政更加捉襟见肘，很多士兵已经无粮可发，公务人员也被要求主动削减薪资，因此不得已再次罗掘。短期手票政策贯彻了下来，而这场风潮也始终伴随着手票的发行时有起伏。1924年5月5日，广东革命政府正式废除短期手票，并在公众团体监督中予以销毁[24]。然而这一公债数月来的发行已经使广东政府获得了约达23万元的纯利润。此后，广东革命政府正式将精力投入到统一广东省财政中来。■